我们刚刚出版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徐英瑾教授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是的，哲学教授！历史小说！
这是关于汉末、三国之前的小说，是从较少受人关注的东吴的视角，向北方、中原眺望，既呈现了东吴政权波澜壮阔的早期创业史，也映射出令人唏嘘的东汉帝国衰亡史。
“从零做起”的孙坚的人生经历，更反映出一种与宿命论斗争的人生快意，以及此类斗争最终失败所带来的形而上的虚无。
那么，一位哲学教授，
在小说创作中受到哪些人的影响？
哲学家写小说会不会更偏重观念的博弈？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小说呢？
1.
为什么会创作这部三国题材的小说？
徐英瑾：众所周知，《三国演义》不仅仅是中国传统历史章回小说的最重要代表，在泛东亚文化圈也有很高的人气。那么三国文化的跨文化魅力究竟何在呢？依据我浅见，这便是“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计算’与充满温情的恩义观之间所达成的某种微妙的平衡”。说得更直白一点儿，三国文化既谈权谋与兵策，也谈人间情义与政治伦理，而且还努力做到了二者的并行不悖。这种“并行不悖”，也使得读者在阅读或听闻相关故事时，不至于落入“工具理性至上”或“道德感情泛滥”这两个价值极端，进而成为一个“有谋有义”的“成熟的人”。
然而，无论从文学价值还是历史教育的角度来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依然具有重大的缺陷。
从人物刻画角度来考量，《三国演义》与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譬如同样带有丰富军事斗争内容的《水浒传》）相比，是比较薄弱的，对刘、关、张等核心人物的刻画，具有明显的脸谱化倾向。从这个角度看，《三国演义》更应被视为一个允许大量二次、三次文学开发的母题框架，而不是一部已经完成的文学作品。
2.
为什么是孙坚？为什么是东吴？
徐英瑾：最容易想到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以东吴为视角的三国题材再创作，目前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
第二个理由是：我是土著上海人，而上海虽然在东汉与三国时期基本上还处在海平面之下，但依然在广义的文化地理上属于“吴”。
但真正触发我创作的根本动机，乃在于这第三条：我在东吴帝国早期创业史中看到了“我们”的影子。这里说的“我们”，泛指一切因为身份卑微而试图在人生道路上颠倒歧视链的奋斗者，无论他或她来自古还是今、中还是西。
具体而言，在东吴政权的第一代开创者孙坚所生活的时代，吴地远非汉帝国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吴人很难不受到来自文化、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原人士的种种歧视。但孙坚却以吴郡小吏为仕途起点，在徐州三县兢兢业业做了十年县丞，而后紧紧抓住时代变动所提供的机缘努力积累军功，迅速升迁至长沙太守，最后又在汉灵帝驾崩后的政治乱局中以区区一方诸侯的肩膀，试图承担起匡扶汉室的历史重任。他最终的结局虽然是悲剧性的，但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孝廉”“茂才”等名分加持的汉末庶民官吏，究竟能够在那个重视门第的政治舞台上跳出多么炫美的舞蹈。比起自有皇家血统加持的刘备与天生就得到父亲政治庇护的曹操来说，“从零做起”的孙坚的人生经历，更反映出一种与宿命论斗争的人生快意，以及此类斗争最终失败所带来的形而上的虚无。
3.
这部小说目前有五卷，是关于孙坚的完整传记吗？
徐英瑾：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坚》前五卷并不能算是孙坚的完整传记，而只能算是半部。其涵盖的时间范围是第二次党锢开始后第三年（171），至孙坚被封为长沙太守的187年。按照孙坚在此期间的活动区域，小说分为“破越”“案诛”“鱼杀”“疫战”与“封侯”五卷，地域跨度涉及今天的浙江、江苏、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由于《三国志》关于孙坚此间行止的描述非常简短，小说中绝大多数内容均是相关历史线索启发下的发散性文艺虚构。
虽然大多数内容是虚构，但我还是力图呈现一个“前三国世界”，后来在三国时代大放异彩的人物，此时都与孙坚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密切关系。比如追随孙坚的祖茂、吴景、张昭、黄盖、程普、朱治、孙静、孙贲、孙辅等等，还有汉灵帝刘宏、汉献帝刘协、十常侍、何皇后、何进、董卓、吕布、华雄、张辽、曹操、袁术、陶谦、刘备、赵云、诸葛亮之父诸葛珪、蔡琰(蔡文姬)等等，都一一登场亮相。吕布与孙坚踢过蹴鞠，刘备卖鞋给孙坚，赵云给孙坚介绍房子，汉灵帝以朋友待孙坚，华佗成为医治黄巾军的外科圣手，蔡文姬做拉丁文的翻译……我力争把很多真实历史信息，融汇到这部虚构的小说里。所以可以说，这部著作不是试图颠覆史书，而是在弥补史书的空白领域。
而孙坚从“江湖”到“庙堂”的人生经历，恰好也展现了东汉晚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交通、民俗、饮食、法律、诗歌、音乐、体育、建筑、医学与宗教、哲学诸面相，所以这部小说的创作，同时亦具有展现“东汉帝国衰亡史”的附带性意图。为此，我在写作过程中根据自己的能力，搜集了大量与东汉史（特别是器物、民俗史）相关的材料，以丰富小说的素材。
4.
你在小说创作中受到哪些人的影响呢？
徐英瑾：本书第一卷《破越》的武侠风比较浓，这是金庸先生对我的影响。第二卷《案诛》前半部分的节奏比较生活化，这是我试图学习《红楼梦》的那种慢节奏写法。在第三卷《鱼杀》中，叙事节奏明显加快，这是受到马伯庸先生的《长安十二时辰》的影响。至于第四卷《疫战》，则是借鉴了音乐剧版的《悲惨世界》的思路。第五卷《封侯》展现的异域爱情，则是在向井上靖先生的《敦煌》中的类似情节致敬。总之，不同作家的风格我都想学习一下，看看将其综合在一起后会有什么化学反应。
5.
一个哲学家，为什么会来写历史小说？
徐英瑾：我搞的哲学方向是英美分析哲学，非常重视逻辑推理与语言分析，有一点理科味道。与之对应的那个哲学流派叫欧陆哲学，叙述风格接近诗。我本人从事长期的分析哲学研究后，也对这种哲学过于技术化的表现方式感到略有厌倦。但是我依然不想全面从事欧陆哲学研究，因为专业的欧陆哲学研究需要德语、法语方面的造诣，而我的德语水平是非常打酱油的。因此，用自己的母语写作小说就是发泄我这些多余生命能量的理想场所。一方面，好的小说应当是性灵的而不是匠气的（这就与我厌倦分析哲学的那一面构成了共鸣）；另一方面，一般意义上的小说（特别是包含推理结构的小说）也应当将故事讲清楚，而不能“捣糨糊”（这就与我所习惯的分析哲学思维方式构成了共鸣）。当然，还有一个理由：人生苦短，在做哲学教授的同时也做小说家，这样的人生也能变得更为丰富与有趣。
那么，小说种类很多，为何一定要写历史小说呢？那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听单田芳先生的评书，是历史迷。历史迷写历史小说，可谓天经地义。
6.
哲学研究对你写作小说有什么助益吗？
徐英瑾：在小说中，我采用了 “历史现象学”的视角。所谓“历史现象学”，就是尽量减少画外音对于历史事件的客观叙述，而是从当事人的主观感受去把握客观历史事件。比如，168年的第二次党锢之乱中的辛亥变乱对以后东汉历史的影响很大，但我在涉及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并没有引入任何客观的历史叙述，而是通过当时的参与人许韶与孙坚之间的对话来对其予以展现的。因此，我写的并不是历史书上的干巴巴的几句话，而是“孙坚记忆中的许韶所说的辛亥变乱”。这样的描述就带上了当事人观察的主观色彩，因此也就带有了人的温度。在第二卷中，孙坚在盐渎破获的北宫嫣脂遇害案，则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折射出了党锢之乱对东汉官场生态的影响，并由此将小县丞孙坚的命运与洛京的大政局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从美女遇害入手进行历史反溯，也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
7.
哲学家写小说会不会更偏重观念的博弈？
徐英瑾：当然会有。比如孙坚生活的汉代，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家经学，特别是充满了不少迷信色彩的谶纬之学。会稽郡的学者王充的《论衡》，则是汉代批评经学思维的最重要的著作。考虑到王充生活时代远早于孙坚，根据“历史现象学”的写作思路，我是借用与孙坚同时代的诸葛珪（诸葛亮之父）之口引入对于经学的批评的，那也是全书哲学论辩色彩最浓的一章（见第二卷）。同时，东汉末年佛教思想已经在孙坚任职的下邳国有一定的流传，就此，我便塑造了“言无名”这个人物作为佛教思想的代表，由此展现出黄巾道、地方宗族势力与佛教思想之间复杂的三方博弈。
8.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小说呢？
徐英瑾：读现实主义的历史小说，是为了获得“格局感”。所谓“格局感”，指的就是故事情节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与真实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由于艺术加工的关系，二者肯定不是一回事，但好的格局感毕竟能够让你抓住真实社会结构的本质，知道一个地位卑微的人能够在颠倒歧视链的奋斗中上升的最远距离，而不是像那些“升级打怪”的大女主、大男主爽文所做的那样，给予读者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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