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地缘政治”，许多人都会立刻滔滔不绝。读过几本书的人，就会摆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当然，更多人并没有足够的知识支撑自己的认知，他们对大多数概念的理解仅仅局限于那几个汉字，比如说起自由，就将之曲解为“为所欲为”，比如说起情商，就将之等同于“圆滑世故”，对于“地缘政治”，他们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战略屏障”“战略缓冲”之类的说法。
但随着时代变迁，许多政治概念，尤其是战争和战略层面的概念都会过时。一个古代战略家，无论有怎样超前的眼光，他也无法设想机关枪和大炮时代的战争概念。同样，一战时的战略家，也无法想象如今的战争打法。
地缘政治思维实际上也是一种过时的战略思维模式，当然，仍然被它愚弄的并不仅仅是身边那些热衷大战略的公园老大爷，如今世界上还有不少活在过去的专家都还是相信这一套，并错误地引导决策者和民众。
地缘政治思维之所以过时，是因为今日世界的运行基础已经完全不同。国家间的博弈主要集中于经济层面，以往一个国家内部就可以通过小农经济自我维持，但如今显然不行。经济的联动、科技的创新，早已超越了地缘本身。即使在军事层面，军事形态的变化，也让地缘的存在感下降。
当然，“地缘政治”这个在19世纪才逐渐形成的松散概念，诞生后确实存在着一定指导意义。这是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历史、地理与政治之间始终有着错综复杂而又密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主要线索。
不过，真正的“地缘政治”不是公园老大爷理解的“战略缓冲”，不是“哪个哪个国家是我们的屏障，它一失守我们就完了”，而是各个文明、民族与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及多样化特征的呈现，在这个体系里，地势、热量、水分、植被、海陆分布等地理因素起到了巨大作用，对人口与族群、迁徙与殖民、战争与政治、生产与经济、知识与技术等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詹姆斯·费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成书于1915年，即一战爆发不久时。在当时，地缘政治是一门显学。
詹姆斯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但他深知地理对早期人类的巨大影响。他在书中写道：
“不同的地理条件对人类身心产生的不同影响，可以使人类进步或落后。我们还知道，沙漠为古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物质繁荣提供的保护，最终导致那里的人们产生了过于依赖保护的心态。而希腊人却在其处地理条件的作用下，建立了为数众多的相互独立的城邦国家，这使他们成了政治家。物质条件以同样的方式直接影响了阿拉伯人的心灵。从一个绿洲出发，慢慢地穿过草原和沙漠抵达另一个绿洲，一路所见全都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往往数英里之间也无一丝吸引人的景色，这种状况常常促使人们沉思冥想。置身于茫茫沙海之中不知不觉地会让人感到自身的渺小和无能，对于沙漠来说，再多的付出也是徒劳，沙漠是不可征服的。此时，人们就会觉得在万物之上必定存在着一个默默不语的主宰。人生中的一切际遇，在不同程度上使人们认识到，人不可能自由地为所欲为，而各个民族都有其各自的宗教，以此来解释周围世界中让他们不得其解的事物和现象，尤其是用来解释他们自身活在世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到了近代，地缘政治逐渐从陆权转向海权。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后，原本与世隔绝的英伦三岛成为地理位置最为优越的国家，最终拥有制海权。英国和法国当时的实力对比，正是海洋霸权战争陆地霸权的写照。
当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在1914年写作《地理与世界霸权》时，正是英国的辉煌时光，他还没有预料到在地理位置上更符合海洋霸权概念的美国的崛起。
当然，他所写的并不仅仅是地理本身，还有国家对地理的“运用”。
他在书中写道：
“西班牙人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黄金、白银以及所谓的宝石本身并不是财富。习惯上它们是巨大能量的象征，但他们本身并不是能量。西班牙的大洋霸权完全建立在他们的黄金之上，而荷兰的大洋霸权依靠的却是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更多的可用能量这一事实，随着他们积蓄的能量不断增加，西班牙人从东印度群岛获得的很大一部分黄金，最终也转移到了荷兰人的手中。对土地单纯的军事征服，并不能带来能量的积蓄。”
英国呢？
“在美洲被发现以前，英国与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属于世界上所有重要地区之外的边缘地带。英国位于世间万物的终点和道路的尽头。西西里岛不一样，它既位于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间，又身处于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之间，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之间，以及土耳其之间。由于西西里岛是古代和中世纪环地中海世界的中心，所以其历史只是以相同地位在此相遇的不同势力之间的冲突史。英国深知，一开始付出越大，最终的节省才会越多。而法国人却本能地倾向于更为谨慎的政策，若无实际需要，舰队总是蜗居在港内，仅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会发起进攻。两者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一个通过不断消耗能量来努力增加存储的能量，另一个则只图储藏和节省已有的能量。英国人发现，无论是在经商还是战争中，前一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法国的资源（储存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对于人类来说，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人类的心智，让人类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当然，这种利用要看人的能力，也要看环境的状况，所以，“文明发祥于地球表面北纬30～35度之间彼此隔绝的不同区域，的确并非出于偶然。”
当时对地缘政治的判断，常常是准确度。就如詹姆斯所写的那样：德国“对物质利用效力近乎膜拜式的迷恋，埋下了战争的祸根。我们必须立刻做出决定，最后的危机已经来临，因为无论是德意志的地理位置还是它的人民的本性，都没有改变。”
这几乎是对后来二战的准确预测，但在当下这个地缘政治已经过时的年代，以地缘预测未来，注定会沦为笑柄。
书名：《地理与世界霸权》
作者：[英] 詹姆斯·费尔格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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