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起于鲁，传布于齐、晋、卫；墨家始于宋，传布于鲁、楚、秦；道家起源于南方，后在楚、齐、燕有不同分支；法家源于三晋，盛行于秦。这记得当年题目出来以后，在答案选A项还是C项之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最终答案给出的是C 项。C项的理解自然是没有问题，材料中我们很容易通过材料了解到其历史背景，获得“士”阶层崛起的历史信息，新兴的“士”阶层在贵族政治的瓦解中崛起，必然又冲击了贵族政治。本题的争议选项是A 项是否准确，很多老师给的排除A项的理由是，引入了思想统一的概念，材料反应了思想的传播，并未体现思想的统一，故而无法发映出政治上的统一。况且历史上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的这个过程中，先有政治上的统一，才有思想上的统一。 这种说法看似无懈可击，但实则自欺欺人。的确，思想的统一能够推动政治上的统一，但是，推动政治上统一的因素不仅仅有思想上的统一。从材料中的史实来分析，我们也可以比较容易得出文化的传播与交融，而文化的交融利于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自然是利于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的。中国历史上不仅春秋战国到秦汉如此，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重新统一也是如此。
最近刚刚好上这一段历史，出于备课的需要，重读《李学勤说先秦》，终于在这本书中找到了材料的原文。出自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72页。同样在这一页，还是有这样的记叙：“经过东周时代长时期的战乱，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融会交流，人民要求结束分裂动荡的局面”。虽然我认为，从高中教育的角度出发，对于题目中出现的史料没有必要追根溯源，只需要从史料本身的意思出发，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史料的能力是考试过程中的关键所在。但事后能看到材料的出处，也多少增添了我对这个题目质疑的底气。这个题目考查的内容我认为可以涉及到新教材华夏认同出现的相关知识点，因而，在我去年参与本市二模命题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类似的题目24.春秋战国时期，来自邹国的孟子与魏惠王探讨治国之道，来自魏国的吴起在楚国担任令尹，同样来自魏国的商鞅在秦国担任大良造，分别主持了变法。这说明我认为这题是对22年湖南卷题的高仿和进步。到了二模阶段，大多数同学应该都做过了各省的高考题，对上述湖南卷高考题应该有印象。因而，我用了B“平民政治取代贵族政治”来作为一个误导选项，与湖南卷“冲击贵族政治”的表述不同，“取代贵族政治”存在绝对化的表达。而A 选项则表达了我对湖南卷高考题的倔强和抗议，其背后的逻辑与湖南卷高考题中A 选项“促进了政治统一”如出一辙，则都来源于从材料中得出华夏认同观念的形成有关。在具体到华夏认同这一部分的讲解是，出于启发式教学的需要，我都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商鞅是不是“卫奸”，周游列国的孔子是不是“鲁奸”，私下见梁惠王的孟子是不是“邹奸”，在楚国主持变法的魏国人吴起是不是“魏奸”？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最初大家似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被我这么一问，很多学生的确开始有了共鸣，说的没错啊！特别是商鞅，生于卫，长于魏，成于秦。用现在的眼光，妥妥的三姓家奴啊。但是，到了回归主题的时候，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把他们称作汉奸，原因在哪里？春秋战国时代乃至整个古代，文化认同是远远超过国家认同的。无论是秦楚或是燕赵，都是华夏。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对华夏的认同远远要超过对某一个诸侯国的认同。唐朝韩愈总结说：入华夏则华夏之,入夷狄则夷狄之。这里就是一种华夏认同。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林立，但大家都存在共同的华夏认同，连秦楚这样的被中原视为蛮夷的国家，也以融入华夏为荣。华夏认同的出现，也是原始社会多元一体、中原核心发展的一种升华：分封制下周文化影响力的扩大，春秋战国战争的推动，都促进了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多元文化的融合，最终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这“一体”。因而也可得出统一的必然性。如果将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因素归结于秦，未免过于肤浅，毕竟秦统一也才十五年的时间，为何秦朝土崩瓦解之后，中国历史仍然是统一占主流，其深层次的原因应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认同的出现。
中国历史上华夏的概念一直是开放式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多蛮夷变成了华夏，华夏的范围从中原延伸到西至关中平原，北至燕赵之地，南到长江流域的地界，随着秦统一后的移民政策，华夏的范围来到了华南地区。而到了隋唐，原来鲜卑族的后裔，也渐渐成了华夏的子弟。到了蒙元时代，可以把《宋史》、《辽史》、《金史》都算入“中国史”，不分彼此一起修撰（许倬云《华夏论述》），华夏一直是开放和包容的概念。然而，到了近代，华夏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鸦片战争后，抛开这一时期已经兴起的民族主义观念不谈（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也的确没有认识到这一概念），华夏的子弟历史上第一次遇到了难题，文明和军事都优于自己的文化。因为中国历史上，要么是对外族以军事上的征服，要么是在军事上的落败后以文化上的征服。然而，此时面对的情况，的确如李鸿章所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有识之士开始了“师夷长技”，而从这个名称中，还是有很强的华夏认同的传统在里面的，毕竟我们是“夏”，外来是“夷”，并且向“夷”学习也是能找到历史传统的，比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进行了学“夷”的胡服骑射。所以这也不是特别丢脸的事吧。彻底从华夏认同转变成民族认同，还是要从近代梁启超先生开始。他引入了“民族”观念，并且要给我们的民族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汉！从此，世界不再是只有华夏和蛮夷，汉族和英吉利，美利坚，德意志，法兰西一样，是世界众多民族中的一个。而在民族观念上，梁启超明显比孙中山更高一筹，在孙氏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明显将满蒙排除在中华之外），梁启超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将满蒙与汉回藏等诸多民族一起，纳入中华的范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来代替古代的华夏认同。现在都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认为首先应该要以近代的观念，近代的领土观念，外交观念和民族观念来看待民族复兴，如若我们停留在华夏认同中沾沾自喜来谈民族复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片面强调我们文化的优越性，就应了陈旭麓那句话，我们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面对近代化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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