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关于“预流”的断想

关于“预流”的断想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辟头说了这样一段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此即今日学界艳称的“预流”之说。

今人多有“仰望陈寅恪”的心理，凡其所言，往往视同“定理”，引作“最高指示”，此与“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之类论调实各趋一极端。而我以为，“预流”之说，只是陈先生的一时之见、局部之见，虽有内涵，但言必称“预流”是不必的。

以下姑且写出一些不成系统的感想。

*

首先，我并不觉得“预流”之说，意思有什么了不得。陈寅恪无非是强调，要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才能在治学上有新意，成为学术上的弄潮儿。就内涵来说，这可谓卑之无甚高论。

众所周知，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里早就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而“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正是王氏所列举的五项“新发见”之一。如此，陈寅恪强调敦煌文献作为新材料的意义，不过是“接着讲”，不过是接续了王国维的话头。就所指来说，王、陈所言其实是相通的，但照我的印象，知识界过去多引用“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话，如今则乐于说“预流”——这只能说体现了学术偶像的浮沉和变迁吧。

我觉得，陈氏此说的意味，很大程度在于他借用了佛教“预流”这一名词，等于用一个“古典”为其看法作了加持。陈氏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里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他借“预流”来形容做学问，就跟借“一大事因缘”来形容新儒学一样，使他的话有了思想史的意味，确是更耐人咀嚼了。

*

陈寅恪提出“预流”之说，我觉得是有其具体语境的。

当日的学术界，旧派，即所谓“民国学界的老辈”，仍甚有势力。旧派之旧，体现在他们缺乏“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如叶昌炽作为甘肃学政，没有亲往敦煌考察，错过了发现敦煌藏经洞的机会，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遗憾），也体现在他们只知重视传世文献，而轻视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如章太炎、黄侃师徒）。我想，陈先生重申新材料的意义，一方面是不具名地批评这些旧派不能用新材料，一方面亦借这些旧派以突出陈垣能用新材料——此即所谓“全靠同行衬托”也！也就是说，陈先生说“预流”，有可能是针对守旧派学者的一种修辞。

不过，彼一时此一时，在经过现代学术洗礼的今天，有谁不知道新材料的重要性呢？有谁不愿意利用新材料呢？今天的问题，与其说是不能“预流”，不能利用新材料，倒不如说是过度“预流”，过度倚重新材料吧。

总体来说，由于复制和出版技术的跃进，学人接触新材料的条件已越来越趋于平衡，虽仍存在垄断材料的问题，但长期垄断材料的现象毕竟已渐趋消灭；问题不再是新材料太少，倒是新材料太多，而且材料面前人人平等，仅凭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已不足以言“预流”了。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潮流，今日治学之异于以往者，首推e考据，即对材料的网搜技术。那么，今日堪当“预流”者，恐怕要数那些擅长e考据的学者吧。

*

陈寅恪的“预流”，本是针对敦煌文献作为新材料来说的。对于敦煌文献，陈先生自己确很重视，写过若干讨论敦煌文献的论文，可说是参与了这门“预流”的学问（最近有部“包装”恶劣的书，书名叫《一眼千年》，署“陈寅恪著”，就是专门汇辑了他这方面的论著）。不过，他毕竟并不专攻敦煌学，他后来研究唐代史，由于讨论对象的关系，更是几乎不太涉及敦煌文献。

因此，他从学术史强调“预流”是一回事，他本人的学术实践又是另一回事。“预流”只是一种学术史的说辞，而且是具体针对陈垣而作的说辞，多少带有些恭维的成份，未必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和普适性。

这有一个参照：“发现”了敦煌文献的两大人物，斯坦因不懂汉文，自不必说，而精通汉文的伯希和，对敦煌文献也没有下太多的功夫。他们两人在学术上都自有其旨趣和重心，都跟依赖中国文献的学问保持着距离。若照陈寅恪“预流”的本义，则他们并不追求“预”敦煌学之“流”。易言之，斯坦因、伯希和使敦煌文献成为“预流”之学，但他们自己却是不“预流”的！

另一个参照是：史学“二陈”虽都重视敦煌文献，但客观上都没有将太多精力放在敦煌文献。同时，他们将治学重心放在中古以下，更没有“预”甲骨学之“流”。要知道，甲骨文献作为上古史的新材料，更接近中国传统学问的中心，是比敦煌文献更热门更引人瞩目的领域，而“二陈”都不“预”其“流”！

*

怎么样才算“预流”？引申来说，一个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恰好也是当时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符合学术“主流”的预期，即可称“预流”。

而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作为学者，“预流”的典型并非提出了这一名词的陈寅恪本人，倒是他这篇《敦煌劫余录序》所写的对象陈垣陈援庵。陈垣未出国门半步，完全是在中国传统学问的“内部”成长起来的，只因其信仰背景的刺激（基督教新教），使他用力于西方宗教入华的历史问题，即所谓“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而这，正是西洋东方学和汉学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正因此，正因他的治学“预”了西洋汉学之“流”，才会深受国际汉学界重视，乃至被伯希和称许为“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

回过头来再看陈寅恪。陈先生为《敦煌劫余录》作序而提出的“预流”概念，本是用来突出陈垣的说辞，当然是非常吻合陈垣的，但却未必太吻合陈寅恪自己。

陈寅恪先后留学哈佛、柏林，是在西洋东方学和汉学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本在“主流”之中；其早期研究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正属于东方学和汉学的焦点，自然是“预流”的学问。但他回国之后，不久即转向中古史，尤其是唐史，并且是侧重政治史方面，这是他因应国内学术条件和个人知识结构而作出的恰当选择（即余英时先生所谓“陈寅恪的史学三变”之一），只是就国际东方学和汉学来说，则谈不上是“预流”了。

因此，“预流”未必就是陈寅恪的自我期许。就其学术转向来说，不如说他是“预流”的反例更恰当。

*

“预流”说之重视新材料，其实是非常容易体会的。具体到敦煌文献，一旦披露出来，中国的学者，不论新派旧派，无疑都能充分理解其价值。事实上，在重视和利用敦煌文献方面，汉学素养最深的西方人，也是不能与中国人相比的——所以伯希和才会避开他亲自“发现”的敦煌文献。

西洋汉学对中国传统学术最大最重要的冲击，其实并不在新材料，而在新方法，在新的问题意识。

新方法的典型，有语言学，有考古学：高本汉凭他的历史语言学训练，加上中国方言调查的实践，就一举突破了清代古音学的樊篱（这可是中国传统学问的核心地带）；安特生甚至只是考古学的外行，仅凭其地质学的经验，就一举揭示了中国史前文明的遗迹（这完全是中国传统学问的空白地带）。可以说，整个现代音韵学，都是在高本汉的框架之内做修正的工作；而整个中国考古学，也长期笼罩着安特生的影子。新的问题意识，显例之一是重视中外人群和物质的交流，即名为“中西交通史”的学问，而这门学问几乎是通过对法国汉学的翻译而建立起来的。

那么，从广义来说，现代中国的语言学和考古学，以及中外交通史学，也都是“预流”的学问了。

*

近代学术的关键，在中西之间，在传统朴学和西方汉学之间，借用汤因比的概念，重点是在西方的“挑战”与中国的“应战”。当是时，在方法论上，在问题意识上，西方确实占据了学术的制高点，是“主流”之所在，西风压倒东风，是合理的自然之势。

但当代的学术语境已完全不同于近代。

一方面，经过一百多年的西学熏陶、汉学引进，中国研究已趋于均质化，国人研究中国，与外人研究中国，二者的差距和差别已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因为政治或文化关怀的转移，中国研究在西方和日本皆盛极而衰，不但在新材料上已无优势，在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也很难构成新的“范式”意义了。

事实上，较之外人研究中国，国人研究中国也多有“反超”之处。整体来说，西方汉学的优势本在广义的史学方面，尤其是涉及中外关系方面，而这方面本土学者已急起直追；至于文学和文字学方面，因为语文隔阂的关系，西方汉学家从来就无法与中国本土学者相比——在这方面，我倒觉得，对于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今的中国学界是过于“仰望”了。

在陈垣、陈寅恪的时代，“汉学正统”隐然在法国，在日本，中国学人才努力要将它夺过来；当时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语，所以中国人才发愤要“预”敦煌学之“流”。但今天，“汉学正统”还在法国或日本吗？敦煌学还在日本吗？

我想，假若今日还有所谓“汉学正统”的话，它至少是属于华人学术群体的。

西方汉学界很久以前提出过一个“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口号，本义是指方法层面，认为应该从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路来发现问题。这是一个“预流”的口号。那么，既然西方汉学家都已认识到作为方法的“在中国”，中国学者岂不是更应该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吗？“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个口号正可拿过来，用以形容今日学术工作之旨趣：做我们自己认可的学问就可以了。什么东西有真正的学术价值，什么东西才是“预流”的学问，不必以西洋人为准，而应以我们自己为准。今日之“主流”不在西方，就在中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应取中国本位。“这里就是罗德岛，就在这里跳罢！”

*

不过，我说如今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应取中国本位，不必考虑是否“预”国际汉学界之“流”，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以为同时又需要超越中国本位。我的意思是，作为中国人，既要以中国为中心，而不必亦步亦趋地以西方汉学为尚；同时，又不要以中国为中心，不能只满足于研究中国——只满足于研究自己的国家和文明。

就汉学来说，就中国研究来说，此长彼消，中国人可说已超越了外国人。可是，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如说本该如此。你自己的语言文字，你自己的历史文化，比外国人研究得好，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中国人研究中国的成功，同时也隐藏了一个失败：我们只是在研究自己国家这方面压倒了外国人，但这些外国人的国家呢，我们又研究了什么？

“从周边看中国”确是需要的，是重要的，但终究仍是“看中国”，仍是只盯着自己。关注“周边”，是中国研究的一个进步，但我们关注的，仍只限于“周边”跟中国有关系的部分。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周边”的本身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周边”研究我们那样研究“周边”呢？

因此，中国学界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能超过外国人的地方，只限于中国研究，只限于对自己国家的研究。什么时候，我们研究外国（比如日本），能跟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水准相比（也比如日本），中国的学问才谈得上是世界性的。从“群趋东邻治国史”，变成“从中国发现历史”，还是不够的，什么时候能做到“群趋东邻治倭史”，中国学人才真正值得自豪。

*

现在讲“预流”，讲“预”国际学术之“流”，多少遮蔽了学术的权力问题，即遮蔽了学术的政治学。

相对于中国人，西方汉学仍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相对于体制外学人，学院派自然又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如此，谁在学术上处于强势地位，谁拥有更多的学术资本，谁做的学问就更容易成为“预流”；易言之，“预流”未必就是真正的“预流”，有可能只是凭学术资本制造出来的“伪预流”而已。

我们都很明白，学术的价值，不取决于学者的地位（那可以是体制加持的），也不取决于学者的声望（那可能是同行互捧或粉丝抬举的），学术的价值终究只是看学术本身。但如何回到学术本身，如何就学术论学术，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学术的价值判断，既不是多数人能决定的（作为外行的大众），但也不是少数人能决定的（作为专业的小圈子），而应该是由跨世代的学术共同体在不断的筛选中决定的。学问是不是“预流”，是“真预流”还是“伪预流”，不是当下就能判断的，终究需要由时间来判断——由“长时段”来判断，由“天下后世”来判断。

*

论学术，除了有权力问题，还有风尚（时尚）问题。学术是有风尚的，而学人的显与隐，每每就系于学术风尚的转移。

比如爱因斯坦，在其“奇迹之年”以后，也经历了好几年的“冷淡生涯”，才迎来国际物理学界的承认。比如胡适，凭着敦煌文献的新材料研究禅宗史，堪称典型的“预流”之学，但他后来却对柳田圣山抱怨，他的禅宗史研究在中国学界未曾得到应有的重视。爱因斯坦和胡适尚且如此，可见“预流”又谈何容易？“预流”要得到承认又谈何容易？

比如凯因斯生前，正值“新政”当行得令，其力主政府干预的经济学风头无两；但到了他身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府干预政策风光不再，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其学术对手如熊彼特、米塞斯、哈耶克就各自“时来运转”了。那么，我们是应该说凯恩斯“预流”呢，还是说哈耶克“预流”？

符合学术风尚则易显，不符合学术风尚则易隐，这是不难理解的。问题是，学术风尚及其转移是很难估计的。现在看起来“预流”的学问，到了下一代就未必“预流”了。什么学问能“预流”，什么学问能成为“主流”，取决于时世，并且往往是取决于后来的时世，而这是不可预测的。我们没有后见之明，不能“回到未来”，谁知道该“预”什么“流”才好呢？

*

我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预流”与否，在“事后”都是难以判断的，更不用说在“事前”预测了。

而且，要想“预流”，往往取决于外在的学术条件，取决于所处的学术位置，取决于拥有的学术资本。这些学术之外的因素，都不是可以强求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问题反倒简单了：一个学者，应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研究的问题，应按自己的才性来选择研究的方法，而不必刻意追求“预流”。回归最简单的学术标准就好。与其追求“预流”，不如追求“一流”——按传统的说法，就是要“可传”，要“可以传世”。只要有自己独立的探索和积累，只要是发前人所未发，只要能达到学术的“金线”之上，那就是“一流”的，也是“入流”的。

且举两个当今学人的例子作为参照。

先看陈尚君先生。陈先生的工作，是做《全唐诗》的“升级版”，是对唐诗文献作通盘的整理（属于胡适所说的“结帐式的整理”），所针对的范围大体限于传世文献，无涉于新材料，只是后期凭藉新的文献搜索条件大大提高了效率。那么，这样工作能不能算“预流”呢？

再看荣新江先生。荣先生长期专攻敦煌学，特别着重对敦煌文献做搜集、编目、整理及辑录的工作，按陈寅恪本来的定义，他好像当然是“预流”的（荣先生自己也写过一篇《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后》）；可是，现在已不是陈寅恪写《敦煌劫余录序》的年代了，在“预”了一百多年的“流”之后，时过境迁，敦煌学还算得上是“预流”的学问吗？也许只算是“前预流”，或者说“预流”的过去时罢了。

总之，现在来看，荣新江、陈尚君两位先生的工作，恐怕都算不上“预流”了。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说法，他们的工作算不算“预流”，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很相信，他们的工作都是“一流”的，都是“可传”的，因此必定也是“入流”的。这样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