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治的一个真正含义，是把社会当中的每个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来对待，不管他是不是犯过一些错误。
书房计划：你的原生家庭是怎样的？
赵宏：我老家在甘肃，我爸是公务员，我妈是幼儿园的老师，收入稳定，在当地算是条件不错的家庭。
相对其他地区，老家是非常闭塞的。从市区大概走个几十公里，就能到我爸爸的老家农村，就会看到类似于就是《隐入尘烟》影片中所反映的场景，非常真实的西北农村。那种生活状态其实是从小会刻在我的脑子里，现在十几年没回过老家，再回去看，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书房计划：大学之前，你对法学就有兴趣了吗？
赵宏：我上大学是1995年，消息其实都是比较闭塞的，完全不知道法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记得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中学的老师、班主任，大家也都不知道。
我爸妈帮我填的志愿——中国政法大学。纯粹是因为我们家一个亲戚跟我爸妈说，学法律将来是要到政府机关工作的。
对法学有一点认识，是上大学之后。许多老师在讲课时会给我带来全新的观察视角，开始有更多的批判主义的意识。比如江平老师，他就会告诉我们法治不仅是惩罚坏人，同样要通过遏制或者约束国家机关的权力去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这对于一直以来接受单一化教育的孩子来说，是思想上挺大的震撼。
书房计划：在政法大学，谁给你带来的影响比较大？
赵宏：本科遇到过很多老师，真正的能够打动人心的，或者能够带给你这种理想主义传达的老师，其实不是特别多，行政法学的张树义老师对我影响特别大。
他初中的时候就上山下乡，到东北农村。恢复高考后才重新获得学习机会。经历了这样一个变迁和起伏，张老师更能体会中国这段历史背景的变化。在上课的时候，他会把一些感悟非常清晰地、非常准确地传达给同学，而且是一种非常打动人心的方式。
我读书的时候，行政法学还存在争论，到底它是控制政府的权利，还是说政府是服务大家的服务论。张树义老师是控权论中特别旗帜鲜明的一个旗手。他反复跟我们讲，中国的行政权力历来非常庞大，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控制权力、约束权力。
他对权威的这种距离感，对自由、对个人权利的理解，我觉得都特别的真实。
现在回过头再看，那个时候我对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理解还是比较混沌，正处于一个高中思想的延续和接受新思想的交替时代。
书房计划：本科毕业后是如何选择的？
赵宏：大部分同学都去了政府机关和公检法。我99 年毕业，其实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也没有法律考、法律资格考试，用人单位也不需要你通过司法考试。几乎是所有的男生都是非常抢手的，不管学习成绩好坏，基本上都被法院、检察院优先给挑走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歧视是无时不在。当时也有一个歧视链，首先是北京的男生、外地的男生、北京的女生，接下来才是外地的女生。
我其实是排在这个歧视链最末端的，选择不会太多。本科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一直还不错，回政法大学念研究生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所以我选择了做学术。
书房计划：真正对学术的思考，是什么时候？
赵宏：我觉得是博士阶段。我的导师是姜明安老师，他是一个非常积极投身法治，推动进步的一个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本科、硕士阶段很多时候是生活在象牙塔里面的，跟具体的生活之间还没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关系。
书房计划：后来你去了德国继续学习。
赵宏：我们经常说德国的行政法是一个模板，一个范本。德国对我的学术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之前阅读二手资料想不通的一些问题，到了德国之后，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看待法治的方式。
我举个特别小的例子：我读书的时候，国内最气派的大楼一定是政府机关。到了德国之后，去找市政大厅，总是习惯性找那个最漂亮的楼，但德国市政大厅是一个特别偏僻的一个地方。
我第一次去警察局，完全想象不到它就像咱们乡村的邮政储蓄所，好像是隐身在这个社会之后的，它不需要通过排场来表达存在。
我和罗翔写那个专栏叫法治的细节，法治其实就在细节上。有一次从法国到德国的火车上，因为没有带护照被警察拦下带到了警察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警察局，当时特别特别特别的恐慌，甚至脑子里都脑补了自己会不会被警察刑讯逼供惨死的场景。
到了警察局之后，那个警察就跟我要在德国相对熟悉人的电话号码，比如教授的电话号码，尽量帮我做这个身份核实。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身份查清楚了，我可以走了，当时觉得如释重负，心情很高兴。
警察又用警车送我坐上下一班火车，在我之前的火车票写了一句话：这位女士是因为配合警察调查，所以延误了乘车的时间，请铁路部门要予以配合。
全程他都没有谴责我，也没有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出门不带护照是我的错误，在配合完调查之后，还把我送到火车站。
这些细节里面，在那一刻，我会被感受到在法律上，自己是被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来对待。这其实是法治的一个真正的含义：把社会当中的每个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来对待，不管他是不是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犯了一些错误，不让他受到羞辱或者过度的惩罚。
法治其实不是多宏大的一个叙事，而是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当中。如果我们都可以在每个细节当中去完善，法治才会有真正推动。法治应该是在每个具体个案当中，让每个人得到法律的关照和尊重，我觉得这才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2
书房计划：当初为何会和罗翔一起做读书会？
赵宏：其实是挺久远的事情。经常被人问起，我们也都很感念那段时光。读书会中几个成员，像我跟罗老师，两个人是硕士同学，博士同学，又回到政法大学任教，生活的轨迹、生命的轨迹好像就交织在了一起。
我觉得第一个因素，是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比较苦闷。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面临很大的学术上的发表的压力，文章写出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还挺有才，但是发表不出去，得不到认可。
好像也是罗老师倡议吧，要不要开个读书会？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定期去读书，选一些书目。
我是比较喜欢看文学类作品的，我推荐了好多小说，都被他给否了。他说这不能代表我们读书会的品位。我记得读书会读的第一本书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如果没有这个读书会，这本书我觉得读不过 50 页的。因为周五晚上大家要聚一下，都要交流这本书，有了这个外部的压力，才有机会读一些经典的书目。
回想起来，那是年轻时代，特别纯粹的时光，很偶然的一个决定。大家都很焦虑，看不到未来，那就安静读书，还是挺珍贵的。
书房计划：刚才提到了焦虑，你们当时的焦虑是什么？
赵宏：焦虑其实是来自于自己，我经常叫失重感。从学生变成老师之后，评价体系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继续走学术这条路？是不是真的有学术的天分？怎么样安顿自己的生活？能不能在北京扎根下来？路究竟要往哪儿走？
书房计划：读书会是一个怎样的形式，你们是怎样讨论的？
赵宏：再回想当时我们每个人说了些啥，每次是如何去读书的，我都已经快想不起来了。我的印象中，当时大家都没什么钱，最经常去的就是那个车公庄附近的茶馆，买一壶茶 ，100 多块钱，还送瓜子。
再组织这样一个读书会不太容易了。现在经常就是微信群里说最近读什么书，然后把书目说一下，不会再有坐在一起互相交流的时间了。
书房计划：除了纯真的友谊，读书会你还有什么收获？
赵宏：这种火花，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火花没有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彻底被浇灭。
3
书房计划：罗翔说你是村上春树的粉丝。
赵宏：我是村上春树的超级粉丝，买了他的中文书、英文书、甚至是日文书。我也经常在文章的末尾引用村上春树的一句话，他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书房计划：为什么这么喜欢村上春树？
赵宏：年轻时喜欢他的书，因为内心会有一个理想主义情怀，他的书有一个对体制本身的不信赖感，质疑一切权威，不去迎合权威。
他小说里写的都是一类人，不太成功的人，他们没有过多的物质追求，过着非常平静、而又精神富足的生活。
我年轻时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从这类人身上可以找到安静的生活。
书房计划：人到中年，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赵宏：村上春树到中年时，已经是日本文坛享誉盛名的小说家了。我觉得他最大的转变，是开始意识到，仅仅和权威保持距离已经不够了，仅仅保护好自己，维持一个精神自足是不够的，还要负担起社会责任。
强调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整个社会的责任，这在他后期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比如他的《刺杀骑士团长》，就在反思战争的荒谬，战争对个人的巨大影响。
我很喜欢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演讲中的一句话：在一座高大坚实的墙和与之相撞的鸡蛋之间，我永远都站在鸡蛋的一侧。
他的意思是，国家这个体制，这个墙是个人创造的，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体制不能随随便便就可以裹挟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而且要时刻警醒实际上你是由我们创造的。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学公法的人来说，是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提出了我们公法里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国家为个人存在，不是个人为国家存在。
4
书房计划：你是不是因为村上春树影响才介入公共写作的？
赵宏：公共写作真的跟罗翔老师有很大关系。读书的时候，罗翔身上有很大的使命感，要他把一些观念要传达出去，也在不断地向我们这些朋友传递。他刚开始鼓动我写的时候，实际上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书房计划：为什么没有兴趣？
赵宏：第一个想法是我人微言轻，我也改变不了多少，和大多数人一样选择沉默，是比较安全的选择。
第二个原因是有人会说，难道你是在追逐名利吗？我的主业是学术，讲课、发表学术论文、参加学术会议，我还忙不过来。
书房计划：这个想法持续了多久？
赵宏：我印象当中，他花了整整一个学期来说服我。我和他曾经都住在亦庄，小区距离也就5 分钟。从亦庄到昌平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他就说一个多小时，整整说了一个学期，他就这么执着。
书房计划：现在评价的体系，学术还是靠论文，靠核心期刊说话，很少学者愿意从事公共写作。
赵宏：对，其实学术是不认可吧，有时可能会被觉得是不务正业。
书房计划：那为什么还是加入了公共写作？
赵宏：我是希望打破这个偏见的。越来越多的人去干这个事儿，圈子和圈子之间的偏见才能打破。
村上春树说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小说的时候要把光亮打到每个普通人的身上。如果没有这个故事的话，那普通人的生命其实就被淹没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
我在写具体的个案的时候，想的就是能够让光打到这个具体的人身上，否则这个案子可能就淹没在大量的个案当中。也不是我写了，就一定会带来特别大的影响，那其实是过度夸大自己的作用，但把光投掷在上面，那或许就会有一点影响，就有点意义。
书房计划：具体写作是编辑给你布置选题？
赵宏：写不写其实是看我自己。为什么写？我只能谈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角度的理解。
当我了解一件事情以及背后的故事，我会感觉到当事人与我之间产生了情感的连接，会清楚地感觉到一定要做这个事。
书房计划：我看你选的大部分都是个案，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觉得日常小事，为什么你对一些细小的个案感触那么深？
赵宏：我跟经常跟学生讲，村口的大爷，搬个凳子讲依法治国也能讲半个小时，法治状况真的就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吗？我觉得不会。
我在具体的个案当中，会做一些非常细致的、相对比较耐心的法理的引导或讲解，然后来普及法治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一个道理，而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说法治宏大的目标。
法律人其实最擅长做的工作是说理，把一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讲清楚法律到底怎么样去解释，怎么样去适用。
我希望告诉老百姓，你是有权利的，你是有自由的，权利自由是很珍贵的。
反过来，其实对于执法人员，法律虽然这么规定，但是未必法律要这么解释和适用。不是说我在法律上找到了一条依据，我就可以去处罚这个人，？不是这个意思。
书房计划：相对于学术写作，公共写作能给你带来哪些成就感？
赵宏：学术论文普通人看不懂，反馈主要来自学术圈的一些同行编辑，大家其实还是一个脑和脑的过程。但公共写作能带来很大的情感上共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是支持我继续写下去的一个动机。
书房计划：对公共写作来说，你觉得男性身份和女性身份有什么差别？
赵宏：女性可能直觉会压倒很多计算，遵从自己的道德直觉，女性的感受能力会更强，共情能力会更强，尤其是写具体个案，会有一些具体的感情流露。很多事情的判断上，男性会因为社会归训，很少反思和觉醒，不会把自己真正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上去考虑。
比如写“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时，男性身份再怎么表达出对女性的同情，也感受不到在这个境况之下女性的恐惧。
公共写作是从心而出发的，写作者跟事情本身没有心灵上的互相震荡的话，其实是不大容易写得出来的。
5
赵宏：我觉得法律不可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法律永远都是有界限的，很多事情是法律解决不了的。我从来不觉得我们理想的一个法律状态应该是什么，或者说理想的法治状态是什么。
我追求法治的理想，是希望法律能够给国家提供一个最兜底的保护，一个确定感。一个稳定的秩序，能够让国家也好，个人也好，清楚地预见到自己的行为边界到底在哪里。
法治社会，并不是规定越严格就越好，抓的人越多就越好，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的道德自律的，这是法律上达不到的。无论法律再怎么严酷，人性它是很复杂的，这个世界永远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书房计划：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赵宏：不确定感。
书房计划：用一个词给你的2023年做一个总结，你会用什么词？
赵宏：笃定。疫情过后，生活开始趋于正常了。之前动荡的几年，写了很多东西，也收到不少反馈，感觉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找到了做事情的意义感。
在一个不太确定的一个时代，找到一个确定的方向，这很珍贵。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