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英历史对比：国家主义与商业文明的发展路径
黄裕生
在近现代史中，德国和英国作为两个有着截然不同国家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国家，展现出了明显的对比。
德国的近现代史可谓跌宕起伏。在欧洲，它是一个后发国家，却在宗教、科学、思想、艺术等领域有不凡成就，加上“神圣罗马帝国”的残梦一直飘荡在德意志的上空，所以，一方面带着不甘心不服气一直追赶英法，一方面还总想改变甚至引领世界。德意志人占据的位置是欧洲连接东西方的心脏地带，这更增强了它争霸世界的冲动。
虽然德意志启蒙思想的高度与系统性不可谓不了不起，却终究未能摆脱大陆性文明对“笼罩性社会”的迷恋和向往，以致过度推崇甚至过度想象国家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在未能真正理解、消化洛克、亚当斯密、卢梭等人确立的个体自由优先性（也许康德除外）的同时，重又返回共同体优先的古代立场上。这导致德国近代以来的所有努力都以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与个人为目标。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德国近代以来的国运轨道。
二战结束了德国的这一轨道，以强力争霸世界、改变世界、引领世界的梦想彻底破灭。德国人的理性似乎在三十年内经历被两次痛打之后才真正觉醒，而不再只是停留在他们的哲学里。所以，二战后以阿登纳为代表的政治家下决心“要与自由民主的西方坚定地站在一起，成为西方自由国家大家庭的一员。”（阿登纳语，见其回忆录）以壮大社会与个人、弱化政府与国家为导向的市场社会、联邦体制也随之被彻底确立下来。当然，这样的德国也断了改变与引领世界的执念。
但是二战后德国的持续发展与繁荣，却全方位地影响了欧洲和世界。今天的德国人大概没人会认为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很强大，但是大概也没有德国人愿意回到一战前或二战前国家强大的德国里。这在哲学里就叫个人在理性上的成熟与独立。
对于理性不成熟与相应的人格不独立的人来说，他总是需要通过与外在力量相捆绑来获得存在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这种外在力量包括财富以及国家等。所以，他们不是渴望财富的优势，就是渴望国家的强势。而大多数理性不成熟、人格不独立的巨婴通常无望于财富优势，唯一出路就是渴望国家的强势，并想象自己与之共在。巨婴渴望强权，强权呼应巨婴。这就是德国二战前的社会生态。
在二战前及期间，德国的巨婴们都是以“爱国者”自居而投身于使德国伟大的“伟大的战争”中。结果是丧失了大片国土，整个国家变成废墟。这是典型的“爱国者”上演了一出“害国贼”的大悲剧。幸运的是他们还有阿登纳那样的政治家，当然，他们还幸运的是，当时的西部盟国愿意在德国人的自由选举中交还主权。人类历史还是在朝向文明。
与此相反，英国史表明，作为海洋国家，英国与俄德为代表的大陆国家有一点不太一样：它并不迷信土地，不痴迷于对领土的扩张与占有。它拥有最广阔的殖民地，但它更多的不是为了占领这些殖民地的土地，而是为了在这些地方谋取商业利益，包括获取当地的物产与财富。简单说，对它而言，商业利益高于土地。所以，在殖民体系解体的过程中，英国的撤退也相对温和一些。
相反，大陆国家常常对土地有一种贪婪的痴迷，为此，不惜发动各种大规模的战争。近代以来的德国与俄罗斯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征服欧洲乃至世界的土地一直是德国和沙俄的梦想，为此不惜挑起两次世界战争。在东边，俄国为了占领别国领土，不惜驱赶乃至屠光那里的原住民。这些都是非常野蛮的做法。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土地当然重要，但文明也一样重要，守住文明底线甚至更重要。因为一个国家可以以领土为由野蛮对待外人，也一样会以任何其他理由野蛮对待自己的国民。而凡是可以以某种理由野蛮对待国民与外人的国家都不可能成为真正可持续的强大国家，更不可能成为让世界尊重与向往的文明国家。
古希腊史与英国史表明，商业文明对于促进人类的总体文明，包括社会文明、政治文明、思想文明具有不可取代的巨大意义。对商业文明持有千年鄙视乃至仇视的人们对此不可不察，否则很可能仍然与满清人一样，陷于愚蠢与拙劣还自以为是天朝上国之人。
· 作 者 简 介 · AUTHOR'S PROFILE 黄裕生，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一哲学、德国哲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比较哲学。著有《真理与自由：康德哲学的存在论阐释》《时间与永恒：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时间问题》《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权利的形而上学》《哲学与宗教的相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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