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弘
纳粹焚书
然而，被创造出来的知识，被记录的历史和真相，有时候会随着焚书而消亡。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历来都不乏焚书的野蛮行径。因为战乱，因为统治者的野心和无知，因为对权力的滥用，因为对异见的排斥，无数的图书、档案和资料被付之一炬，那些耗尽作者和记录者心血的成果因此永远消亡。《焚书：知识的受难史》揭示了世界各国历史上的焚书，这些事例让人痛心疾首。而中国历史上的数次焚书，更是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世界各国的焚书
作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馆长和学者，理查德·奥文登在《焚书：知识的受难史》首先讲到的是，两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亚述尼尼微巴尼拔皇家图书馆公元前612年被毁。
据《两河文明三千年》（381页）载，公元前672年5月，亚述巴尼拔成为亚述帝国的王位继承人，他的弟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为巴比伦尼亚总督，亚述巴尼拔的地位高于沙马什-舒姆·乌金。其后，沙马什-舒姆·乌金认为巴比伦可以与尼尼微一样统治世界。公元前652年，沙马什-舒姆·乌金关闭了西帕尔、巴比伦和巴尔西帕通往亚述的大门。于是，亚述巴尼拔向沙马什-舒姆·乌金进军，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亚述巴尼拔取得胜利。
在那之后，巴比伦人与米底王国结盟，米底王国的军队与公元前612年包围并最终占领了尼尼微。亚述巴尼拔皇家图书馆遭到毁灭性灾难。现有的考古成果无法推测出主图书馆和档案馆被摧毁的细节，但大火和抢劫遍布整个区域。《焚书：知识的受难史》揭示了巴尼拔皇家图书馆被发掘的过程：1820-1821年，东印度公司在中东的雇员克劳迪斯·詹姆斯·里奇首次参观了尼尼微遗址和位于亚述城市中心的库云吉克大土丘。里奇首次发掘了亚述巴尼拔王宫殿里保存的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之后该地又有大量泥板出土。里奇将泥板等文物卖给了大英博物馆，引发了英国人的强烈兴趣。法国亚洲学会干事尤里乌斯·莫尔在伦敦看过藏品并阅读了里奇的著作。他立即建议法国政府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派遣探险队，与不列颠竞争学术荣誉。1842年，法国政府派学者保罗-埃米尔·博塔到摩苏尔任领事，并拨付资金做考古发掘。保罗-埃米尔·博塔做了一系列发掘，并于1849年出版了《尼尼微遗址》一书。一个英国年轻人奥斯汀·亨利·莱亚德在摩苏尔市遇到了博塔。受博塔启发，他雇佣当地人开始挖掘。此时，考古发掘是英法竞争的领域之一，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私人资助了莱亚德的发掘工作。经过几年时间，莱亚德及其团队不仅获得了亚述帝国的知识碎片，而且发现了亚述巴尼拔皇家图书馆，大约28000块泥板将被带回大英博物馆，还有成千块保存于其他机构。
1846年，莱亚德将泥板及其他考古发掘的文物运到伦敦，很快引发了轰动。大英博物馆董事会同意为进一步考古发掘提供资金，而政客们将此视为与法国竞争的胜利。莱亚德得到了“尼尼微之狮”的绰号，被誉为民族英雄。借此机会，他为自己作家和政客的职业做好了铺垫。经过研究发现，这些泥板上的文字记录分为三类：文学和学术文本；神谕问询和占卜记录；信件、报告、人口普查、合同和其他形式的行政文件。而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包含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一系列泥板。几组不同的泥板，显示多代人对这一文本的所有权，这一系列泥板放在一起，从一代国王传给下一代国王，一个信息页声称为亚述巴尼拔王亲手书写。此外，相关研究还显示，亚述征服了伊拉克南部的波尔西帕等地区，并且获得了当地泥板。
与亚述巴尼拔皇家图书馆相比，更富传奇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不仅晚出，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实物证据。在古代，亚历山大实际有两个图书馆，缪斯神庙和塞拉庇斯神庙，或称内图书馆和外图书馆。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在写于380-390年的《历史》中说，在亚历山大战争中，独裁者凯撒下令洗劫，70万册书籍尽数被烧毁。普鲁塔克则提供了更多细节。亚历山大图书馆被毁之后，希腊世界的学术成果通过阿拉伯文化和抄写、翻译而得以幸存，而基督教的传播让书籍和图书馆遍布欧洲和地中海世界。
而16的宗教改革导致了知识的受难。在英格兰，就是数万本书被烧毁或拆散。1217年和1225年《大宪章》正式缮写副本，在16世纪20年代从奥斯尼修道院和其他修道院档案转移到红衣主教学院。因《大宪章》与土地所有权无关，这些档案又被转移到一堆无用的文件中。经过安东尼·伍德发现和保存，最终被送到博德利图书馆，其内容成了17世纪和18世纪支持民主和法治的宪法论点的关键部分，至今仍影响着人们心中好政府的概念。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导致了数十万本书被毁，还有很多书被从图书馆移除，几个世纪流落在外。由于19世纪才实现书籍生产机械化，其中的损失难以估量。
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爆发。1813年4月，美军袭击了英属城市约克（多伦多），烧毁了立法大楼的图书馆。1814年，英国人袭击华盛顿，烧毁了白宫和国会图书馆。许多珍贵的书籍、档案、国家法令、立法法案等全部被大火吞噬。181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重建并出版了第一本目录，并且收购了杰斐逊的图书。1851年平安夜，一个烟囱起火导致美国国会图书馆5.5万册藏书中的一大半被烧毁。内战结束后，美国国会图书馆再次重建。
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一样，比利时鲁汶大学（又称鲁汶天主教大学）图书馆也被烧毁了两次。鲁汶大学成立于1425年，到1914年，鲁汶大学图书馆藏书超过30万册，此外还存有近千卷手稿。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进攻法国时，侵犯了比利时中立地位，8月19日抵达鲁汶。8月25日，德军处决了市长和鲁汶大学校长。当天午夜，德军用汽油放火，鲁汶大学图书馆的整座建筑和几乎所有藏书都被烧毁。
鲁汶大学图书馆被烧毁引发了很多欧洲知识分子的愤慨，各国帮助鲁汶重建图书馆，美国支持良多。1929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新建的鲁汶大学图书馆正式落成典礼举行。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6日，德国武装部队瞄准并轰炸了鲁汶图书馆，重建的大部分建筑被摧毁，仅有2万册图书幸存。1950年，鲁汶大学图书馆重新开放。
早在二战之前，纳粹的焚书就已经臭名昭著。《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估计，从1933年纳粹统治德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2年间，有超过1亿册图书在纳粹大屠杀期间被摧毁。
1981年5月，在斯里兰卡地方政府选举引发了暴乱，6月1日晚，贾夫纳公共图书馆的10万册藏书和1万份手稿被发起暴乱的警察烧毁。
1992年8月25日晚，塞尔维亚民兵向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与大学图书馆发射燃烧弹，当图书馆工作人员组成人链抢救书籍资料时，不间断的轰炸和狙击手的火力，使得抢救工作难以进行。当天下午2点，图书馆一名30岁的女性工作人员艾达·布图罗维奇被狙击手击中死亡。经过三天时间的轰炸和燃烧，图书馆被烧毁。此时，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已经藏有15万册珍本书籍，500册中世纪手抄本，数百册摇篮本和重要档案以及本地报纸、期刊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资料，历经此劫，仅有少数被抢救。在此次战争中，波斯尼亚有数十家图书馆和档案馆都遭到了类似的厄运，大量档案与手稿，以及大约200万册印刷书籍被毁。
当然，《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中所记录世界各国的焚书并不完整。不难想见，因为战争、暴乱等原因发生的焚书还有很多没有被记载。除了焚书之外，知识的受难还包括对图书、手稿、档案等资料的抢劫和掠夺。
《焚书：知识的受难史》
作者：（英）理查德·奥文登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后浪出品
中国历史上的焚书
在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焚书有三次，且都是皇帝所为：嬴政焚书；梁元帝江陵焚书，乾隆焚书。而这三次焚书，都无一例外地造成了巨大的文化灾难。
孔子是焚书的始作俑者。汉武帝命令孔子的10代孙孔安国重修《尚书》。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据孔安国存到国家书库的资料《纬书》记载：“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诗》3000篇存311篇，则2689篇孔子示得而烧之矣”。汉朝《七纬卷弟九尚书纬之一》载：“孔子求《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
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这些史料显示，孔子焚烧的书，毁掉的书远远多于他整理后留下的书。
在臭名昭著的秦始皇焚书事件中，李斯的原话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言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
而贾谊也多次提到秦始皇焚书。他在《过秦论上》中说：“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论下》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后汉书·天文志》载：“秦燔《诗》《书》以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
严丽纯的论文《从出土简牍看焚书坑儒》不仅证实秦始皇焚书的确存在，而且得出结论：秦始皇焚书应该是焚毁了绝大部分儒家经典，即使有小部分书籍被冒死收藏起来，但是绝对不能够流行于世确是事实。秦始皇焚书的命令是强有力的，焚书效果也是基本彻底的。能够做到基本彻底的原因有三个：一、从制度的层面上来说，秦代法律的细密与苛严使民间不敢流行在焚书之列的书籍。二、从根本的层面上来说，秦朝统治阶层的人治特点更使臣民不敢违抗命令。三、从个人层面上来说，对秦始皇的敬畏也使人们相信必须要焚书。因此，焚书几乎造成了民间儒家经典的学术断裂。
继秦始皇焚书之后，项羽的焚书更具破坏性。公元前27年，项羽在河北巨鹿（今河北平乡县）消灭秦主力军章邯的部队，率大军西进，破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渲县东约十公里新丰乡鸿门堡村），欲与刘邦决一死战。刘邦依张良计，从鸿门宴逃脱。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皇宫图书馆所藏六国的图书，“先秦典籍，尽为项羽所焚。”
在西汉和东汉末年，战争引发的焚书再一次造就了知识的受难。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到西汉末年，皇宫藏书已达“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到西汉末年，才形成由刘向、刘歆父子编成的《七略》，共7类、33090卷。王莽覆灭时，皇宫中的图书被焚。
公元25年，东汉建立。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公元190年，董卓挟天子迁都长安，迁都时，他火烧洛阳城，《后汉书·董卓列传》：“初，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是时唯有高庙、京兆府舍，遂便时幸焉。后移未央宫。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东汉末年上万辆车的图书，到王允收集时仅“七十余乘”，可见东汉末年的战争对古代图书典籍的祸害之大。
东晋初，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3014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到宋元嘉8年（公元431年）已著录了64582卷。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23106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40多年安定局面，民间藏书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7万余卷运回江陵。加上旧藏，萧绎的藏书达到了空前的14万卷。到承圣3年（公元555年），当江陵城被西魏军包围时，萧绎下令舍人高宝善入东阁竹殿，将所有藏书付之一炬。这一损失无法估量，因为直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著录到的书籍才89666卷。
如果说，萧绎的“江陵焚书”乃情势紧迫下主动所为，那么，乾隆焚书则是蓄意所为，其持续时间之长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更是罕见。
左步青《乾隆焚书》一文显示，弘历（乾隆）1772年发布征集遗书上谕说'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上谕发布后将近一年，各省并无动静。弘历再发上谕催促，才有安徽、河南等地零星呈送。于是，弘历于次年三月在上谕中说：搜集遗书一事“按之事理人情，并无阻碍，何观望不前一至于此?必系督抚等因遗篇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
然而，随着征集到的遗书增多，弘历发现不少图书中有“违碍”“悖谬”的文字，于是在1774年正式下令焚烧“有关碍者”。所谓“有关碍”，弘历在上谕中所定的范围实际是“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1778年11月，清廷正式颁布四库全书馆拟定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这个《条款》把查缴禁书的时限上溯到宋元，大大超越明末清初。
弘历下令焚书持续了19年。除了依照《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外，还几次发布了一些补充规定。据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一书统计，19年间，清廷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余块，民间害怕获罪而偷偷烧毁的书籍和书板更是不计其数。
进入近代之后，清廷与列强的战争同样造成了知识的受难。明永乐年间编成的二万多卷《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永陵，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各地。多达近八万卷的《四库全书》，尽管在副本以外又抄成了七部，但副本与其中的三部，分别毁于帝国主义对北京的入侵和太平军战争。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2月1日，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东方图书馆，46万册藏书及积累多年的中外杂志、报章，极其珍贵的省、府、厅、州、县地方志及文稿均化为灰尘。此外，“文革”期间破四旧，勒令个人自觉焚书，废品站收购海量旧书，皆送造纸厂打成纸浆，焚书更是不计其数。
他们为什么要焚书？
无论是《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中揭示的焚书，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大致可分为七种：1.战争中的敌方故意摧毁或报复性摧毁；2.意识形态控制或思想分歧；3.毁灭敌方的知识资源和文化根本；4.泄愤或有意识的破坏。5.文化灭绝；6.宗教异见。7.意外的火灾。
属于第1种情况的个案有：亚述巴尼拔皇家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鲁汶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一次被毁。中国的个案则有王莽覆灭时图书被焚烧；董卓火烧洛阳时焚书。
第2种：孔子焚书；秦始皇焚书；乾隆焚书。
第3种：波黑国家与大学图书馆，一八六○年英法联军和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焚烧或掠夺；东方图书馆。
第4种：项羽焚书；萧绎江陵焚书。
第5种：纳粹焚书。
第6种：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导致图书被毁。
第7种：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二次被毁。
在战争中，焚毁另一方图书馆的动机和目的包括泄愤和报复等等。与屠杀民众相比，焚书很少受到严格的追究。尽管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但是，《焚书：知识的受难史》显示，国际刑事法庭在起诉波黑战争的罪犯时，法庭将破坏文化遗产罪和危害人类罪联系在一起，但检方提交的修正材料中，破坏国家图书馆一事被删除，没有人因为破坏国家图书馆被定罪。但是，摧毁国家图书馆伤及了波斯尼亚文化的核心，削弱了大学教育下一代的能力。而1814年英国军队摧毁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一个国家打击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是一次蓄意的政治行为，旨在削弱美国的政治和政府的中心。
相对而言，古代的焚书破坏性更大。在印刷术和纸张发明之前，图书的成本极高且品种、数量都非常有限，无论战乱还是有意识的焚书，造成的破坏性更大，损失也更加严重。
以项羽火烧秦皇宫图书馆为例，就造成了大量先秦典籍的消亡。而项羽这样做的目的，除了表达对秦朝的仇视和泄愤，也表明自己与刘邦决一死战的决心，另外也有立威的成分——制造恐怖，让敌人害怕自己。
而梁元帝萧绎的江陵焚书造成的危害更大。葛剑雄认为，“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555年以后数十年间问世的书籍，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从
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从秦始皇到唐初，中国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无数次灾难。从唐初到现在，天灾人祸又难计其数，当时的近九万卷书中大多也没有能保留下来。但一次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而萧绎焚书的原因，他自己也有表露。“将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萧绎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他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也就是说，萧绎读了很多书，宝剑代表的武道和图书代表的文道都没有让他江山稳固，所以他要毁掉这两者。相对于有行动能力的人来说，图书只是萧绎的私物，他要毁便毁，知识的消亡和文化的重创都不在其考虑之列。
而孔子焚书，主要是因为思想主张和价值观的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道家、法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纷纷登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只是其中一家。孔子生前为了推广自己的学说，曾经周游列国，希望得到君主重用。焚烧自己认为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图书，无非就是以一己之见，阻断后人可能接触的思想和知识，减少思想上的竞争者。而他广收弟子，使得儒家学说得到了最大化和最广泛的传播。这些措施，最终在汉武帝时得到了实现。
作为皇帝的秦始皇焚书和乾隆焚书，都是为了意识形态控制。以秦始皇焚书为例，其时，仆射周青臣称赞郡县制，博士淳于越主张分封制，秦始皇召集大臣讨论，丞相李斯批驳淳于越的观点，并提出焚书禁令，马上得到了秦始皇的批准。
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核心，在于后者加强了君主专制。李斯作为法家，提出的主张更有利于维护秦始皇的权力。儒生淳于越主张师古，诸生言必称《诗》《书》，标榜古代圣主的道德标准，这必然会让崇尚武力、重视刑法且刻薄寡恩的秦始皇心生恼怒。因此，他迅速批准了李斯焚书的主张。自此，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形成，在“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两千多年里不断上演。
而弘历焚书，除了维护清廷的专制统治之外，更是为了维护自己权力的合法性。
清廷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合法性焦虑是困扰清代所有统治者的头号问题。一定程度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就是统治者以KPI来维护和证明统治合法性的结果。1717年，玄烨（康熙）颁布长篇《面谕》，主要意图就是宣告“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其后，胤禛（雍正）、弘历都弘扬了这一观点（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玄烨、胤禛当政时尽管有文字狱，但都没有禁书。大规模焚书、禁书的恶行，正是从弘历开始。凡是容易引发汉人民族感情的作品，敌视清廷及其统治者，记载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诗文、笔记与一切形式的文字，都在禁止之列。内容与孔孟程朱学说唱反调的、已经被清廷治罪者的著作，也要查禁。
《三千年文祸》（谢苍霖、万芳珍著）一书显示，尽管文字狱很多，但是弘历不惮烦琐，“他悉心审阅每一份材料推敲每一行文字，诸如'逆书’中的'悖逆’、“谤讪”字句，犯人作案动机，有无同谋或主使，'逆书’、'逆词’内容的来源，及刻印、传播情形等，每一处细节，每一个疑点，他都注目留心，追究到底。”
除了用统治绩效来争取合法性之外，清廷的政治专制和思想控制也为前代所无。正如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所显示的那样，清朝文字狱之盛，焚书、禁书之多，远远超过此前的历朝历代，以致清代文人形成了思想意识上的“自我抑制”。因此，人们不难理解龚自珍《咏史》：“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学者任松如在《四库全书答问》一书的序言中说：“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为所欲为。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这一段话，可以作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以及弘历焚书的总结。
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的留言
图书馆和档案馆有多重要？
在历史上，图书馆可谓学术大家的成长播篮。17 世纪，莱布尼茨在德国从事图书馆工作达 30余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图书馆信长，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发明家。19世纪，威廉·浦尔曾经当过美国波士顿、辛辛那提、芝加哥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工作前后达47年，他既是当时美国图书馆界的顶尖人物，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批评家和古物收藏家。民国期间，李大钊、张申府、毛子水等都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顾廷龙（1904 -1998）一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
2020年，湖北农民工吴桂春在东莞图书馆的留言在网络发酵，引来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从2008年开始，吴桂春连续在图书馆读了12年书。他在东莞图书馆读者留言仅有短短130多字，但他对读书的热爱，对东莞图书馆的真挚感情，让很多网友深受感动。
这件事也让很多人看到，尽管社交媒体近年来异军突起，电子媒介不断丰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使阅读逐渐趋向碎片化、浅层化。与此同时，图书馆依然滋养着读者的心灵，让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工作的忙碌之外，可以诗意的栖居。
在《焚书：知识的受难史》中，理查德·奥文登认为，图书馆和档案馆有五项职能尤其重要：1.它们支持整个社会和社会内部特定社群的教育。2.它们提供多样化的知识和思想，让人们加深对过去的理解，来面对现在和未来。3.图书馆和档案馆维护人民的关键权利和鼓励在决策中保持廉正，从而支持公民的福祉和开放社会的原则。4.图书馆和档案馆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让我们可以核实、引用和再现来追究真相和谎言。5.图书馆和档案馆通过保存社群的书面记录，帮助社会在其文化和历史中扎根。理查德·奥文登自知自己归纳的这五项职能并不全面，仅仅突出了保存知识对社会的重要性，但图书馆和档案馆着眼于人类的长期价值，不能因为短视而忽视其重要性。
葛剑雄在《文化断裂的真正原因》一文中说，人类传播和保存知识的载体，一是人，二是文献和资料。如前所述，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因为传承者丧失而导致知识灭亡的的例子，也不乏因为一人而延续文脉的个案。例如，秦始皇焚书之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未能保存，只能靠口头传播。到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因原书没有完整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济南人伏生原为秦朝博士，秦始皇禁书时，他将《尚书》藏在墙壁里。伏生在战乱后回家，发现遗失了几十篇，只剩下29篇。好在伏生还能背诵记忆，传授给学生。到汉文帝时，伏生已年过九十，行动不便，朝廷只能派晁错到伏生家学习继承。伏生讲齐地方言且口齿不清，只能让女儿传达，但晁错说的是颍川方言，还有两三成的意思不明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记录。若无伏生和晁错的记录和传播，《尚书》的传承就会中断。
据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记载：公元6世纪初的阮孝绪，他估算《汉书·艺文志》著录的596种著作中552种其时已佚，仅44种存世。公元7世纪的《隋书·经籍志》中注明了公元6世纪以来已佚的著作超过1164种（总数为4291种）。欧阳修在11世纪对开元时期（公元8世纪上半叶）学者的创造力表示钦佩，但又对到他那时为止这些学者撰写的著作中有50%至60%仅存其名表示了遗憾（《新唐书·艺文志》序）。13世纪初，马端临围绕这一数字提出，列入《汉书·艺文志》的书籍中60%至70%，在编《隋书·经籍志》时已散佚，7世纪至13世纪之间散佚的书籍比例大致相同（《文献通考·经纪考》序）。
秦始皇焚书，项羽、王莽、董卓导致的焚书，以及此后萧绎的江陵焚书等等，都一次又一次让大量的古籍珍本在灰飞烟灭中彻底消失。即便在唐代以后印刷术普及，也有大量孤本秘籍失传或被蓄意毁灭，它们承载的知识和文化也随之湮灭。
因为图书馆一次一次被烧毁，因为一次一次野蛮的焚书，人类的历史和文明留下了巨大而无法填补的空白与罅隙，很多知识不复存在，文化断裂严重。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档案、网页的保存比之前更加复杂。一方面，互联网每天生产大量知识，另一方面，很多商业机构只是出于利益而保存或使用，很多公众也对这些机构产生了怀疑。正如理查德·奥文登所说，人们对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信任程度更高。他建议，对同一批公司征收“记忆税”，以支持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网络档案——这也意味着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与时俱进。波黑大学图书馆被摧毁的事例提醒人们，在工业印刷高度发达的当下，图书馆除了保存纸质书之外，做好防范措施，将现有的图书、文献、档案等数字化保存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毕竟，这可以有效预防和减轻文献资料被毁所造成的损失。尽管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分割了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纸质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将持续存在，而
图书馆也将吸引一代又一代读者。博尔赫斯《关于天赐的诗》中曾如是写道：“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包括吴桂春在内的一般读者那里，图书馆或许不逊于天堂。
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类能够积累和传承知识，而图书馆的本质是收藏图书和提供使用。卡尔·波普认为，图书和图书馆是整个人类文明中最独特、最重要的物质事物。西方文明的梦想之一就是在一个图书馆里积累人类的所有知识，这使得人们通过图书馆获取知识更加方便。事实上，统治者通过焚烧图书控制人们思想意识的行为，最后往往会竹篮打水，正如唐代诗人章碣《焚书坑》所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竹帛
烟销
1
帝业
2
虚
3
，
关
4
河
5
空锁
6
祖龙居
7
。
坑灰未冷山东乱
，
刘项原来不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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