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导向世俗人文主义的新启蒙，在其核心中发现人性；
我们需要重新唤醒那些在原初启蒙年代所定义的基本价值和理念；
我们需要接受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而使得我们不会诉诸超自然和神奇的力量。
巴以冲突爆发至今半年有余，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表面上看，经济全球化把整个世界都卷入了共同生活的漩涡之中，然而，这不等于说，我们正在被卷入同一个道德世界里。仍生活在分歧巨大的世界中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远方正在发生的战火？瑞典作家克里斯特·斯图马克在《点燃理性的火焰》（博集天卷，海南出版社，[美]侯世达 英译、梅剑华 中译）中认为，宗教激进主义在全球的尺度下为世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导向世俗人文主义的新启蒙，在其核心中发现人性；我们需要重新唤醒那些在原初启蒙年代所定义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我们需要接受我们所处的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而使得我们不会诉诸超自然和神奇的力量。每个人都应当有意识地反思，运用自己的理性和行动影响世界。从15世纪90年代起，道德全球化是随着欧洲帝国的扩张展开的，那么该如何评论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全球化”主题？“人权”这样的世界性话语，究竟是代替了本土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其构成挑战？又该如何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宗教和世俗原则之间的冲突？在《平凡的美德：多元世界中的道德秩序》（[加] 叶礼庭，三辉图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成起宏 译）书中，为调查21世纪道德全球化的景象，叶礼庭与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的研究者先后走访了洛杉矶贫穷的西班牙裔居住区、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比勒陀利亚郊外的非法定居点及曼德勒附近的贫穷村庄，尝试贴近冲突发生之地，研究伦理如何塑造人们的决策和行动。作者发现，人类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系列“平凡的美德”。平凡的美德是本土化、非意识形态、反理论的，是在道德行为和洞察之中获得的实践技艺。除了宗教和伦理道德，政治也是不可或缺的理解角度。在这本由得到课程《西方政治学通识30讲》脱胎而来的《包刚升政治学讲义》（包刚升，得到图书，新星出版社）里，作者搭建了一个系统的政治学框架，从5大维度、30个关键词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问题，系统地讲解了政治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在书中讨论了诸如“为什么内战难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为什么说战争塑造了国家”“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政治危机”等问题，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提供了有效的解读视角。此外，“分配正义”一直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主题，也是当今世界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牛津分配正义手册》（[西班牙]塞雷娜·奥尔萨雷蒂，商务印书馆，李石、李义天、高景柱、余露、詹莹莹 译）一书中，来自哲学和政治理论的三十多位学者对包括正义理论的方法论、性别、种族、家庭、教育、工作、健康、语言、移民和气候变化等与分配正义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敏锐的论述。“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米塞斯）
对经济本质的深刻认知更能够帮助人们预见某些社会危机。
市场经济贯穿于现代社会的种种，无论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社会发展走势，我们都可以从经济学视角得到深刻启示，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纷繁复杂，普通读者如何阅读和把握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及其蕴含的思想呢？《表层的真理：当代经济学与社会》（梁捷，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面向大众，以宽阔的视野和娓娓道来的阐述风格，分析了包括金融危机、新冠疫情、股市抄底、商业骗局、育儿养老、性别议题等50个当代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帮助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了解社会的运作规律。
对经济本质的深刻认知更能够帮助人们预见某些社会危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米塞斯曾准确预言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以及纳粹德国的兴起。通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史：米塞斯的视角》（[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谌紫灵，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位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奥派的核心观点及其发展脉络。《哈耶克论哈耶克：对谈式自传》（[英]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译林出版社，党成孝 译）中，另一位奥派重要成员哈耶克以他特有的表达方式呈现出其思想的发展，回顾了他的思想所产生于其中的20世纪重要历史事件，是其仅有的一部自传性作品。视线拉回中国，对历史上中国经济的特征及结构的研究同样会对我们社会的未来之路有所启示。《明清中国的经济结构》（[日] 足立启二，思库，江苏人民出版社，杨缨 译）通过对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小生产经营和清代华北地区农业经营的实证考察，分析了历史上中国（专制国家）经济行为模式的特点，并将其与日本（封建社会）的经济模式作了细致的对比，进而加深对中国近代化转型问题的理解。《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张萌，光启书局，史可鉴 译）研究的是清代的木材运输，作者展现了中国经济实践中被忽视的面向：经济活动中的私人秩序机制的扩散、主导股权持有和以契约交易资产的习俗，以及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探讨了国家、经济与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故事中有⾯对疾病的逃避与抗争，有亲⼈的不舍和愧疚，还有危难时⼈性的幽暗与光辉。
“以游戏为基础的童年”如何被“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所取代？
面对疾病，医生是患者的盟友，也是整个病程的直接见证者。尤其是，面对一些生死挑战和抉择，医生尽管是盟友，是专家，却终究是外人。《命悬一线我不放手：ICU生死录》（薄世宁，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是长期奋战在重症监护病房的一线医生的从医记录，书中精选了19个病例，从多个角度展现了生死一线间的医院百态，表达了对于生命的关怀与思考。《重症产科：临床医生眼中的产科真实故事！》（第七夜，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则聚焦于产科病例，通过女性在生命的诞生与消逝之间所面临的独特处境，呈现出五花八门的人间现实，其中，既有孕产妇们无比艰难乃至需要以命相搏的生育过程，也有医生同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纠葛。Briefly Perfectly Human: Making an Authentic Life by Getting Real About the End（《短暂的完美人生：认清生命结局，创造真实人生》，Alua Arthur，Mariner Books）是美国知名临终关怀师的回忆录，它颠覆了我们对死亡的理解，鼓励我们思考如何活得更充实、更真实。 心理/精神疾病虽不如重症生理疾病那般惊心动魄，却同样事关生活好坏甚至生命存亡。《我能帮上什么忙？：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加]戴维·戈德布卢姆、[加]皮尔·布莱登，万镜MirrorForest，上海教育出版社，廖伟翔 译）从精神科医生的视角出发，以真实的诊疗过程为例，全面介绍了精神科的点点滴滴，从精神疾病否认医生和患者，到精神疾病和医学伦理，不一而足。而在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凯瑟琳·吉尔迪纳看来，正是异常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异常的感受和思维。在《早安，怪物》（果麦文化，花山文艺出版社，木草草 译）中，她通过五个病例的治疗过程，试图让读者明白，世上没有什么怪物，有的只是被伤透了的普通人。回溯源头，人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与他们的童年息息相关，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焦虑的一代：童年的大重塑如何导致精神疾病的流行》，Jonathan Haidt，Penguin Press）描述了“以游戏为基础的童年”如何被“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所取代，并详细说明了这种“童年大重塑”如何干扰孩子的社交和神经发展，产生包括睡眠不足、注意力分散在内的种种问题，从而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急剧下滑，他呼吁社会采取行动，提出了家长、教师、学校、科技公司和政府可采取的措施，帮助孩子们拥有更人性化的童年。只有正视悲剧，才有可能让悲剧不再反复重演。
帮助人们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给他们提供必需的支持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恶魔父母代代相传。
前些日子出摊的时候，曾有读者问我们，为什么我们选的书都这么苦大仇深。为什么呢？因为正是这些苦大仇深的存在，让这个世界无法变得更好。或许正如读者所说，这些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但解决不了，就可以无视它们、放任它们吗？对此，吴赞镐在《是我的错吗？：直击韩国12起恶性社会事件》（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玉鳍 译）中表示，回避问题，助长冷漠，最终带来的不是小确幸，而是绝望和毁灭。本书审视了近年来韩国发生的12起恶性社会事件，并指出，只有正视悲剧，才有可能让一些悲剧不再反复重演。 来看一个冷漠导致毁灭的真实事例。14岁少女爽彩死在了北海道的冰天雪地里。有人私信文春在线特辑组，希望他们能为爽彩昭雪。特辑组循着消息前往北海道，找到了爽彩的母亲、同学、学校，就爽彩之死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整个过程辑录成《女儿的身体冻结成冰：旭川女中学生霸凌冻亡事件》（望mounta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董纾含 译）。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害者的冷漠，学校的不作为，和旁人的网暴，这一切共同促成了爽彩母女的绝望。 然而，人天生就是恶魔吗？很多时候答案又是否定的。《恶魔之家 : 杀死孩子的双亲们》（[日] 石井光太，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烨伊 译）以日本三起父母杀死亲生孩子的恶性案件为例，深度挖掘了恶魔父母的成因。原来，这些杀害自己孩子的人，他们自己就是恶魔父母的受害者，畸形的原生家庭让他们完全不知何为对孩子的爱与责任。因此，帮助人们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给他们提供必需的支持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恶魔父母代代相传。《施暴者心理》（[以]亚尔·阿普特，广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余莉 译）则从亲密关系的角度，揭露了恶魔伴侣的成因。本书以30多年的研究和一线干预经验为基础，发现家暴问题的男性施暴者都有其各自背后的心理偏差，并总结为有规律可循的认知、情感、人格和行为模式，从而为干预和矫正暴力行为提供行之有效的处方。这也是中国历史中，秦制即将走向顶峰的时代，其背后精密的制度运转既显示出秦制的强力，同时也为秦制的落幕埋下了伏笔。
向称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往往被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前三千年的“周制”社会，一是后两千年的“秦制”社会。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的遗作《周制与秦制》（商务印书馆）就详细论述了两种制度对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所谓周制，即夏商周时期的宗法制、封建制，其特点是天子与贵族的分权。所谓秦制，即秦代建立并绵延后世的帝制，其特点是权力不断地统一、集中。虽然自秦以后，百代都行秦制，但是儒家知识分子却经常追述周制，希望藉此建立大同社会。本书即对这两种影响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制度进行讨论，并加入近代以来传入的“西制”，揭示出制度的生成与演变，同时也试图探索、反思出一个更优的制度。
在两千年的帝制王朝中，两宋时期是一个看似并不那么“秦制”的时代。在这三百余年间，文化繁荣，市民经济兴盛，知识分子也迎来了一个最为宽松的时代。宋史大家刘子健就在《宋史测度》（中华书局）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宋代制度、君臣、教育、社会、文化等几个历史侧面。本书1987年初版于台湾，原名《两宋史研究汇编》，为刘子健先生宋史研究的代表作。由于作者秉持多元史观的原则，认为研究历史需要学者根据史料近乎情理地测度，探索真相，因而改名“宋史测度”。作者以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发掘出宋代，尤其是南宋的“包容政治”，深刻揭示出了帝制时代权力浮动的阴影。
方志远的《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专门讨论明代国家制度与权力运行。本书初版于2008年，是明代制度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书中将明代的国家权力构成分为两大系统，一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系统，一是内廷宦官控制外廷官员的权力系统。两大系统的运行最终将君主由“事必躬亲”转向“垂拱而治”，这也从制度层面充分解释了，为什么明代君主数十年不上朝却依然稳定地控制着朝政与社会。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中，秦制即将走向顶峰的时代，其背后精密的制度运转既显示出秦制的强力，同时也为秦制的落幕埋下了伏笔。
这种边境管理模式以“预防犯罪”之名大行其道，这堵无形之墙继续吞噬更多的人生命与希望。
“我注定会被视为一个次等人：听话顺从、低人一等、被边缘化、不值一提。”
她们要表达自己也是人，同样拥有复杂的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不是平板透明、刻板印象中的有色人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