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唐长孺先生的名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是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担任助手的时候。当时的研究室主任是宇都宫清吉教授。
我那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购买国内外的学术著作，然后把它们陈列研究室的书架上，以及指导学生学习并提出些建议。当然，自己也得从事科研工作，创造业绩。也就是在那时，我在自己的研究上遭遇到了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京都大学毕业后，我主要从事唐代史研究，但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角度上深感闭塞。经过一番内心的痛苦挣扎，我决定把研究对象从唐代史转移至魏晋南北朝史。有关这一经过，我在拙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的《中文版自序》及《序说》中做过回顾。
我似乎记得自己在下这番大决心之前已经读了唐先生的著作。当时二战结束才10年，日中两国之间也没有恢复邦交，尽管如此，在日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中国出版的书籍。初读这部书，使我产生了一种十分亲密之感，而这是从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那里感受不到的。宇都宫先生与我意见一致，曾说“这部书有些地方与我们的研究观点十分接近”。书中所收集的论文涉及了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范围广阔。这里的每项研究并不是详尽描绘历史现象，而是深入分析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时代特性。所用的方法也并非套用现成的理论，而是坚持通过事物的内部分析来引导出其所具有的本质。总而言之，这部著作不拘泥于固定的观念，坚持从实证上来探求魏晋南北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问题。这也正是宇都宫先生和我极为钦佩之处。
在那之后，我开始了五胡北朝史的研究。该著所收的《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周府兵制度辨疑》等论文对我所起的引导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作为一名研究者，能在自己的研究上寻求东山再起之时，遇到这样一部著作真可谓幸运之极。
第一次与唐先生见面是这本书出版25年后的1980年。记得当时唐先生应我的友人川胜义雄(当时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之邀，作为京都大学的访问学者来日本讲学，期间陪同先生一道前来的是胡德坤 (现武汉大学副校长)。那时，我也在京都大学任文学部教授，因此屡有机会拜会唐先生。
1980年离文化大革命结束不过几年。在那段岁月中，许多学者都大小遭受了不幸的命运，唐先生的好友汪笺先生即为其中一位。当唐先生来到社会风气迥然不同的日本，不知他有何感触呢?
我的研究室设在文学部内，唐先生大约来过两次，对宫内厅书陵部本《通典》做过悉心的调查，而我也曾向他请教过有关六朝史的社会性质问题。有幸的是，由川胜氏与我一起创建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还乘这一难得的机会专请唐先生做了一次讲演，题为《魏晋南北朝的客与部曲》。第二年，川胜氏将这篇文章翻译在《东洋史研究》第4卷第2号上，原文则收入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里。
现在我手中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一书即为唐先生所赠，日期是l983年10月。这中间还颇有一段插曲：那一年的秋天，58岁的我作为日本唐代史研究会访问团的一员首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代表团团长是堀敏一氏，秘书长是菊池英夫氏。我们访问了上海、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但最重要的目的是参加在成都召开的唐史学会的(当时为唐史研究会)年会。不料到了成都，才知道出于某种原因外国人不能与会。为此，中国方面感到很歉意，特意为我们在四川大学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当天的晚宴上，我非常荣幸地得与唐长孺、缪钺、王仲荦、胡如雷等大学者同席而座。《拾遗》一书，即在那时为唐先生所赠。事后想起，很可能是先生当时知道我要来的消息后，事前特意为我准备好了书并题了款。
1983年8月至9月，东京与京都召开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唐先生同朱雷先生前往参加。此后，在四川大学和先生的见面应是第三次。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川胜义雄因病去世了，他本已接受唐先生的邀请，即到满心期待的武汉大学访问，直到最后一刻也没能实现。失去了这位平生的知己，我亦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就是这一年，带着这份悲痛之情，我以日本学术振兴会派遣学者的身份访问了北京、西安、武汉、南京、济南等地的大学与研究所。学术振兴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签有协议，因此我在访问过程中受到各地社会科学院的接待和照顾。在武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李文澜先生负责安排一切。现在我还记得，由于是第一次到武汉，所以当从西安出发的列车快要抵达武汉时，我竟错把汉水当做长江，而着实兴奋了一阵。1984年的访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的一位翻译陪同。在日本，我曾提出过“豪族共同体”的理论，这次访问的最大目的就是向中国学者们介绍此说，听取诸位先生的高见。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表讲演，记得那时大家纷纷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在那之后，我又接连拜访了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接着去了武汉。
在武汉，唐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唐先生和弟子们在中央大楼的一间会议室(校长办公室好像也在那里)为我举行了座谈会。记得开会前，唐先生亲自领我到那里，并且两人并排在椅子上午休了一会儿。
我在唐先生及唐先生的高足面前介绍了自己的理论。唐先生对拙论有何意见，我并不清楚，不过，先生比较重视六朝时期大土地所有中的封建性生产关系，或许对我的共同体理论持批判性意见吧。先生的上述立场同样贯彻在1992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但是在第39页却有如下一段叙述：“魏晋时期是汉代以来自由农民(包括自耕农与佃农)封建化过程的最后完成。但由于作为社会基层结构的宗族乡里的存在起着抵抗封建化的作用，而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尽管在此时有所削弱，仍然力图最大限度保存作为赋役对象的自耕农民，因而封建化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彻底完成。”此处唐先生引用了川胜与我在《中国中世史研究》上联名发表的文章及川胜的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的观点。唐先生虽没有明言，但从80年代第一次访日以来，似乎也逐渐在关注我们这些晚辈的主张了。
虽然l984年的武汉访问才短短几天，但是我却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第一次拜访唐先生家，也是在那个时候。而且令人意外的是，我的妻子在读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同窗，徐秀灵先生也同席而坐。听说这是唐先生为了让其弟子们吸收日本的学术研究成果，特意聘请徐先生在此教授大家学习日语的。对唐先生的这一卓识，我深表钦佩。在我离开武汉之时，唐先生又特意来宾馆为我送行。先生的这份知遇之恩，再次让我感动。
1987年我与日本六朝史的同行们计划在地域社会的视野下展开日中共
同研究。在我们向各地的大学及研究机关提出建议之后，最积极响应的是武汉大学。在唐先生的号召下，其许多弟子都撰写了论文。这只要看看研究成果，《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1989年)一书所收录的论文便十分清楚了。这里撰写者共28人，而出于唐先生门下者就有12位。仅此一事，让我深深感到了唐先生的恩义之情。
1992年初秋，我们参加西安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十几位日本学者访问了武汉。当时除参观史迹以外，并没有预定什么特别的学术活动。其实早在84年，我就已经同李文澜先生约好为日中学术交流牵线架桥，其后l987年的共同研究可以说就是对这一承诺的响应。而这次1992年的武汉之行，也含有这一意义在内。那时访问武汉的一些年青的研究者现在都已成为大学的教授，他们都积极地与武汉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对此我深感欣慰。
离开武汉之际，我们在武汉市内的一家日本餐厅举行答谢宴会招待唐先生以及诸位先生，遗憾的是唐先生因为感冒而无法出席。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与唐先生见过面。两年后，先生便与世长辞了。
我相信唐先生的卓越学问以及伟大的精神，将和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并肩一起，脉脉相继，代代相传。当以西周或秦汉为中国封建时代开始的学说在中国学术界占据主流时，唐先生毅然提出了三至九世纪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这一不同的主张。也许正是这一重要的学问共识把唐先生门下的诸位先生与尊奉内藤湖南为祖师的日本研究者们连接在一起的吧。我现在已年过老境，但是我坚信经过年青一代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这一共通的认识定会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一股滔滔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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