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诛心，是后世儒家喜欢用的一种整人办法。即批评对方之时，不就事论事，而是深挖对方的想法、目的、动机，以曾经常用的句式就是：狼子野心，用心何其毒也。这种打击方法，自然很可怕，因为你无法为自己辩护。比如甲揭发乙的某些问题，乙如果无可辩驳，就会恼羞成怒地反驳：“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轮到你来教训我，你以为自己就一尘不染？而且，不早不晚，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到底什么动机，收了谁的钱，是谁派你来的，肯定背后有狄怼势力。”在先秦秦汉时代，这种诛心还有一个专用词，叫做“逆诈”，字面意思是逆料你内心有诈。汉武帝时代，重用儒家，把一些投机的恶儒全部吸纳进政权，专门负责制定恶法。比如“原心定罪”，这种深挖思想动机治罪的儒家指导方针，消灭了无数肉体。众所周知的“腹诽罪”，就是有儒家意识形态站台的。
但其实，原始儒家是很反对这种做法的，孔子就明确说了“不逆诈”，出自《论语·宪问》，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妄自猜度别人是否有诈伪之心，不能随便质疑别人有没有恶意动机。所以，我有时不得不慨叹：孔老二，您老人家的徒子徒孙太不争气，干了很多烂事，导致把你也污名化了，你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即使在原心定罪的那种黑暗时代，因为《论语》的重要地位，孔子也靠“不逆诈”这样精辟的警告，挽救过不少有志青年，西汉后期的翟方进就是一个好例子。
翟方进，汝南上蔡人，和秦朝有名的丞相李斯是老乡，上几代都是泥腿子，到了翟方进父亲这一代，突然变异出了读书基因，在郡府当上了“文学”这种小教官，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翟方进十二三岁时，老爸死了，弄得他差点要喝西北风。好在汉代人十三岁就可以参加工作，凭着死去老爸的关系，翟方进在太守府谋到了个“小史”的职位，也就是抄抄写写，和现在的文员差不多。他这么瘦小，性格倔强而自卑，也不知道逢迎拍马，府中其他的高级官吏都对他詈骂侮辱，无所不为。他感到很抑郁，就去问一个叫蔡父的人，自己最适合干什么。蔡父见他相貌奇特，说：“你看上去有封侯的骨相啊，不如去读经书吧。”那时候靠读经当上三公九卿的确实不少，往远了说，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倪宽，往近了说，有宣帝时候的韦贤、萧望之，元帝时候的韦玄成、匡衡。所以翟方进马上辞职，要去长安拜师学经术。他的后母不忍心，也跟着他去长安，靠织草鞋售卖供他读书。寒窗十多年，翟方进逐渐出息，也开始带学生了，京师的儒生们都很佩服他。他又去参加朝廷的考试，考得还不错，最后得了议郎的职位。这时候他大概也年近三十了。
议郎官不大，才六百石，但岗位很重要，可以经常有机会见到皇帝，魏太祖曹操当年就从二千石的郡太守退下来当过议郎。不久，翟方进历官博士、朔方刺史。在汉成帝鸿嘉元年的晚些时候，将近四十岁翟方进升迁为丞相司直，这就是“比二千石”的大官了。
丞相司直是汉武帝设的，职责是帮助丞相举奏犯法的大臣。翟方进少年时候在基层当过文吏，虽然地位卑微，但律令文法那一套还是熟悉的，于是，在西汉后期的舞台上，上蔡穷小子翟方进闪亮登场的时候来到了。
刚当上丞相司直的第二年春天，汉成帝去长安北面的云阳县泰畤祭祀天神，完后顺便到附近的甘泉宫休息。翟方进不知吃错了什么药，竟然坐车行走到皇帝专用的驰道上，被司隶校尉陈庆逮个正着，把他的马车没收了。那个时候，当官的都坐私家车，没有公费，买不起的车只好步行。翟方进丢了一辆马车，对陈庆自然怀恨在心。到甘泉宫之后，在殿中集合，廷尉也就是最高法院院长范延寿排在陈庆后面，陈庆当时心情有点郁闷，就回头和范延寿絮絮叨叨地诉苦：“老范啊，刚才在泰畤祭祀天帝的时候，我做错了点事，按照律令得花钱赎罪。尚书（皇帝的秘书）抓住我这件事，马上就要当廷奏报。唉，以前我也当过尚书，曾经要奏报某件事，不小心忘了，过了几个月才记起，皇帝也没有在意。但愿这回尚书也忘记了才好。”
按照汉朝大臣集会排位的顺序，一般是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并列，身后是中二千石九卿们。这陈庆真是脑子进水，你心情不好，和范延寿说点闲话解闷，我们也能理解，但你别忘了人家翟方进就在身边啊！翟方进性格刚直，从小就因为受不得窝囊气辞职，你刚没收了人家马车，人家能放过你？果然，会议一开始，翟方进就上奏道：“陈庆在祭天的时候犯了大罪，一点也没有悔过恐惧之心，反而认为自己只需花点钱就可以赎免，把法律当成儿戏；他还仗着自己曾经当过尚书，满嘴跑马车，把宫中的事随口乱说，漏泄宫中机密；又扬言奏报公事快一点慢一点都无所谓，把圣明的皇上您当成空气，奉诏不谨。这三项加起来都是不敬之罪，臣在此严肃地举报他。”
应该说，翟方进这次奏报够损的，三项中随便哪一项如果放在武帝时期，都可能让陈庆断头。好在汉成帝虽然有名的沉迷酒色，对待大臣却很宽厚，只把陈庆免职了事。翟方进算是出了口气，由此可见他不仅仅是个只会空谈，疏于实事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法律上他的造诣也不低。而且这只是他小试锋芒，接下来不久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才让他在朝廷威名大振，最终震惊朝廷。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汉朝的边郡北地郡有个叫浩商的人，因为犯了罪被义渠县的县长追捕，但因为腿脚灵便，义渠县长没抓到他，气很不顺，就把他的老妈抓来，押到义渠县政府所在的邮亭，和一头公猪捆在一起。这显然是侮辱，我们古代骂女人淫贱，习惯是和公猪并提的。《左传》上说，宋国的公子宋朝长得非常帅，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很喜欢他，两人非常暧昧。卫灵公以怕老婆闻名，为了讨老婆欢心，还把宋朝特意请到卫国来。宋朝也就如鱼得水，流连忘返。有一次卫太子蒯聩路过宋国，宋国人都对着他唱歌：“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意思是说，你们求子的母猪已经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公猪？汉朝中期以后，当官的人普遍读点儒书，看来这个义渠县长也有点文化，懂得文化侮辱这么一套。不过就是胆子太小，贵为县长，还把人家母亲绑到政府大楼门口，有点过了。
果然，浩商的族人忍不下去了，会集了宾客，假装成司隶校尉的手下和长安县尉，诱杀了义渠县长一家六口。县长是朝廷命官，被灭门，当然影响很坏，朝廷也惊动了，丞相、御史大夫这两个朝廷最高级别的官员向皇帝请求，希望派遣自己的手下督查司隶校尉、各部刺史追捕，并查明事件的起因。皇帝批准了丞相、御史的请求。新上任的司隶校尉涓勋却突然跳出来反对说：“按照《春秋》大义，周王手下的官吏即使职称比较低，但是朝会排位的顺序仍列在诸侯之上，这叫尊重王命。臣现在是陛下直属的督察官吏，专门督察内外朝大臣，而丞相竟然命令他的手下督察我，太狂妄自大了。臣认为，丞相薛宣乃刀笔小吏出身，靠着熟记了几条律令，判决了几件案子当上丞相，就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浩商所犯的罪，不过是杀了义渠县长一家人，这是一家人的祸患；但薛宣这样专权摆威风，却会害了整个国家，是可忍孰不可忍。请把他的罪状让中朝的将军、列侯们讨论，不能姑息养奸。”
司隶校尉虽然秩级不高，但由于直接对皇帝负责，所以权力很大，王侯将相无不在他监督刺举的范围内，号称“卧虎”。而且这种涉及到“尊君”的案件，在专制制度逐渐成熟的汉代，当臣子的自然是毫无胜算了。廷议者一致认为丞相薛宣不应该以文书督察司隶校尉。薛宣以精通律令文法起家，儒术这种意识形态虽然后来一度恶补，可究竟年纪大了，比不得别人的童子功，闹得刚当丞相就挨了这么一闷棍，但也没什么办法，只能脱掉帽子向皇帝谢罪。
翟方进却看不下去了，他是丞相司直，薛宣是他的上司，上司搞得灰头土脸，自己也不爽。何况薛宣对他非常礼重，士为知己者死，所以他开始暗暗寻找机会，为上司报仇。他比薛宣强在意识形态和律令文法兼通，嗅觉又很灵敏，很快就被他捕捉到了机会。
原来涓勋也并不像他嘴上标榜的那么大义凛然。他看不起薛宣，是因为薛宣没什么后台，完全是靠个人本事积功次当上的丞相。按照惯例，司隶校尉初次任命的时候，要去拜见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涓勋自以为是，竟没去拜见。后来朝会时见到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傲慢不逊。但见到外戚王氏，却曲意逢迎。我们知道，成帝时代一直是王氏擅权，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得罪了王家人就绝对没好下场。有一天，涓勋在路上碰到成都侯王商的车马路过，立刻忙不迭下车，等王商的车马过了才敢上车。还偷偷去拜访光禄勋辛庆忌，因为辛庆忌和大将军王凤关系很铁。可见涓勋表面上的“尊君”和正直公义，都是装出来的。
翟方进侦察到了这一切，立刻上书劾奏涓勋“不遵礼仪，轻慢丞相”。那时的礼仪，名义上丞相仍是百官之首，连皇帝见了也得站起来表示礼重。如果在路上碰见，丞相拜迎，皇帝还得专门下车。翟方进严正地指出，涓勋对丞相如此不尊重，对其他贵戚却谄媚有加，实在是看人打卦，毫无操守，趋炎附势，无耻之尤，应该罢免。最重要的是，翟方进历数涓勋这些罪状时，不但有文法律令作为依据，而且引经据典，把《春秋》、《论语》的大义全搬出来了，要从根本上把涓勋搞臭：从法律上讲，你涓勋不尊重丞相；从大义上讲，你涓勋趋炎附势，首鼠两端。你以前不是引用《春秋》大义来责备丞相的吗，别以为就你能，别人都傻，现在也让你尝尝厉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皇帝得到奏章，自然要发下来让群臣讨论。太中大夫平当跳出来反对翟方进了。平当也是明经出身，《春秋》大义那一套玩得很熟，可能他并没什么私心，想和涓勋结党什么的，估计就是看不惯翟方进偷偷刺探别人隐私，他清清嗓子，开口道“方进国之司直……”，看，第一句话就有出处，《诗经·周南·羔裘》里说：“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可见他经术的娴熟，被这种人缠上，绝没有好果子吃。接下来的罪状是“翟方进身为国之司直，不好好检点自己的行为，作属下的表率。年初去甘泉的时候，犯法行走驰道，前司隶校尉陈庆公正无阿，没收了他的车马，他不知改悔，反怀恨在心，偷偷记录陈庆的私下玩笑话，告黑状，打棍子。不久前，现司隶校尉涓勋因为浩商事件举奏了丞相薛宣，翟方进又怀恨在心，秘密侦探涓勋的过错加以举奏。臣等一致认为，翟方进不用道德来辅导丞相，反而结党营私，指鹿为马，打压异己，这种歪风邪气，应当好好抑止了。臣以为涓勋为人一向正直，奸人都畏之如虎，虽然这次有点小错，但应稍假宽容，臣保证他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平心而论，平当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翟方进睚眦必报，举奏两个司隶校尉，的确都有挟私报复的因素。人都是有私心的，来而不往非君子，以直报怨嘛，这是人性的弱点。但是放到法律层面上来说，就得就事论事，挖掘别人的背后动机是不对的。成帝一向以昏庸著称，其实智商并不低，他只有两个弱点，一是好酒色，二是讲亲情。前者使他沉迷于赵氏姐妹的蛊惑，后者导致王氏专权，王莽篡国。他不是不知道王氏专权之害，可是每当舅舅们一装可怜，太后一哭，他就心软了。对当前这件事，他很快做出了清晰的判断。他说：“我认为翟方进的举奏很有道理，涓勋趋炎附势，让人不齿。而且对待丞相也确实不符合朝廷礼法。至于翟方进背后有什么动机，这我管不着，孔子他老人家都说‘不逆诈’，要就事论事，不能随便猜测别人背后的动机。不是吗？”把涓勋贬为昌陵令。
翟方进一年之间，弄掉两个司隶校尉，威震朝廷，很快就升为京兆尹、御史大夫、丞相，赐爵列侯，最后连薛宣也要拍他马屁了。可见“不逆诈”这句话对翟方进的一生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如果孔子没有发现“逆诈”的危害，《论语》在当时不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成帝读书不够用功，脑子也不清醒，那翟方进的命运会完全不同。
当我们因为某个过失遭到别人指责的时候，首先要告诫自己“不逆诈”，而该扪心自问，这件事自己究竟有没有做错。深挖别人的动机不但恶心，且自身也得不到进步。当然，如果朝廷鼓励这么做，那社会就乱了，你也无可奈何，只能躲进深山，或者乘槎浮于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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