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抽象的人群，却不爱具体的人

1970年，乌克兰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受到教育界长达三年的围剿之后，于心力交瘁中去世。

在著作中，他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第242页）

英国17世纪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辉格党领袖沙夫茨伯里则说：

我可以爱单个的人，却无法喜欢一个种类，那可是太神秘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深奥难题。简短而言，假如我无法拥有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形象，那我是无法产生任何一种形式的爱的。（《人、风俗、意见与时代之特征：沙夫茨伯里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第271页）

霍姆林斯基说“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沙夫茨伯里说“我可以爱单个的人，却无法喜欢一个种类”，看似相反的表述，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有爱具体的人，才谈得上爱人群（组织、民族、祖国乃至全人类）。

1935年自莫斯科访问归来的罗曼.罗兰，对“爱全人类”和“爱一个人”之间的区别，也有着非常深切的体会。他写道：

现代最大的罪恶，是抽象的人类之爱——在遥远某处的非人格之爱。爱不认识的人，爱绝不会碰面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不仅没有任何牺牲的必要，同时还可以完全满足自己良心的虚荣！这就是良心吗？不！不是这样，而是应该去爱邻人，爱与我们共同生活且为我们带来麻烦的人。（《罗曼.罗兰如是说》，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第18页）

更早一些时候，1920年，还只有22岁的朱自清，竟也觉察到了“爱抽象的人类”与“爱具体的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有些入魔的朋友将“人类底爱”当作只是一个概念。尽管嘴里叫得响，却一些爱底表现没有；甚至原来爱着的人也不爱了。这班人只是爱了抽象的人类，又算什么呢？（《＜越声＞发刊辞》，1920年11月28日）

“爱抽象的人类”而“不爱具体的人”，带来的必然是巨大的灾难。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在人生晚年耳闻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种种暴力与恐怖。面对“脑袋如板岩似地纷纷落地”的现实，柏克悲伤地写道：

法围的那帮理论家对人类有着深深的爱，但是对具体的人却很不耐烦，更糟糕的是，索性把他们给忘掉了。（《自由与传统》，商务印书馆，2001，第8页。）

古今中外的秦制统治术的一大要义，正是以各种抽象的宏大词汇，来掩盖乃至取代对具体的个人应负的责任、应尽的义务、应有的关怀。对此，美国学者C.J.H.Hayes说得非常直白：

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能相信他。（《族国主义论丛》，新月书店，1930，第322页）

总而言之，要当心那些爱抽象的人群、却不爱具体之人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