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寿光有一句俗语，“论理不斩魏塾”，据说，是一个读书人拿命换来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寿光一带正闹旱灾，山东巡抚国泰却以皇帝要游泰山为名，擅自增加田赋，导致百姓怨声载道。
百姓只能怨或腹诽，读书人魏塾忍无可忍，带头倡议抗税，百姓纷纷响应。
治下有人带头抗税，寿光县令劳敦樟慌了，将魏塾传唤到县衙训诫。魏塾义正辞严，直言官府乱加税，百姓就有权不交。劳敦樟威逼利诱，说你别再闹了，我给你家族免税。魏塾冷笑一声说：“免我亲族，害及百姓，大不可！”
劳敦樟只好上报巡抚，国泰怒不可遏，两人合谋，竟使无间道：先买通魏塾的一个朋友庞某，让他以治学为名去向魏塾借《明史》看，然后在书里涉及吴三桂的内容上加眉批，骂吴是“夷种”，过几天再把书归还，又第一时间去告密。
吴三桂先降清后反清，不是不能骂，哪怕你骂他是叛徒汉奸卖国贼都没问题，就是不能说他是“夷种”——这样就把满清也骂了。所以，庞某借书、栽赃、还书、告密一条龙服务，魏塾就被抓了，人证物证，百口莫辩，最后被砍头，并抄家灭族。
魏塾有一亲戚叫李封，在湖北当巡抚，得知此事，就将国泰和劳敦樟狼狈为奸的事告诉了他的同年好友刘墉和纪晓岚。刘纪二人即向乾隆奏报，乾隆派刘墉跟和珅联合办案，和珅本想保国泰，但在证据如山面前也无话可说，最后查实了国泰擅自加税的犯罪事实，乾隆下旨赐他狱中自尽。
至于县令劳敦樟，李封也没放过他，通过刘墉的关系，将劳敦樟调到他治下——湖北红安当知府。当地穷，匪患闹得凶，李封责令劳敦樟打黑除恶，借机整治他。
有一次，劳敦樟向李封汇报公务，李封连续三天都不见他。三天之后，李封又严加斥责，说劳敦樟打黑除恶不力，还怠慢上司，当堂痛打二十大板。劳敦樟被打惨，心中不服，忍不住说：“大人你不论理！”
李封冷笑一声说：“论理？论理不斩魏塾！”
劳敦樟啥都明白了，此后日日担惊受怕，不知李封啥时候又要整他，没多久竟活活吓死。
于是，“论理不斩魏塾”便在寿光流传开来，成为被人骂不讲理时反唇相讥的利器。
这样还不够解恨，寿光百姓又编了一个神话，说国泰和劳敦樟其实是跟魏塾家族有仇的两只王八变的……
是不是很爽？
可惜，以上内容又只是弱者的意淫而已。
《清史稿》载，魏塾死后两年，山东巡抚国泰确因贪污被乾隆赐狱中自尽，此案也是和珅跟刘墉办的。但，首先弹劾国泰的，并不是刘墉和纪晓岚，而是御史钱沣。乾隆本就想借反腐震慑群臣，钱沣的弹劾给他递刀，国泰案才办得这么顺利。
一个打脸的事实是：国泰涉案金额才二百万两，跟和珅比，那是小污见大污，乾隆如果真心反腐，怎么可能让和珅去办此案。你以为他真不知道和珅是什么样的人？
还有，如果魏塾真是因为带头抗税而得罪官员，他们直接说他藐视王法寻衅滋事就可以杀他了，何必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万一哪个环节出纰漏，不是带来更大的麻烦？
国泰被乾隆赐死，跟魏塾案毛线关系都没有。当时是有个当湖北巡抚的寿光人李封，但他跟魏家是否有亲戚关系，是否真的为被害的魏塾出头，正史中实在找不到证据链。
那么魏塾是怎么死的？
魏塾确是因文字狱被处死的。案情经过，也是寿光知县报山东巡抚国泰，国泰再上报，最后才由乾隆审定的。
《清代文字狱档》中，魏塾案只有奏折一本、谕旨一道，以及附录的魏塾“罪证”。但是，乾隆在接到山东巡抚国泰的奏折之后，立刻批示，由兵部尚书福隆安（乾隆女婿，“尔康”原型）领头，几位一品大员组成专案组进行核审，特别强调要尽快，可见乾隆对此案的重视。
魏塾到底写了什么，惹出这么大的祸？
从相关奏折来看，魏塾案的起因，是他扮演了“讼师”的角色，替人写状纸时添油加醋，教唆当事人捏造事实作假证。
在清朝，维权讼师也是很不受官府待见的，统治者认为，正是这些讼师的煽风点火，助长了民间动不动就打官司的歪风邪气，所以，官方总是不断打压讼师，大清律例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
辩护权？那是西夷吃饱了撑的捣鼓出来的玩意儿，咱天朝不需要这些劳什子。
当然，也不排除像民间传说一样，魏塾因为带头抗税而得罪官府。至于官府有没有通过魏的好友栽赃，不得而知。在文字狱高峰期，想整治一个文人太容易了，除非他家中一本书都没有，否则，只要使出深文周纳的罗织大法，分分钟能找出罪证来。
事实也是这样。寿光知县以魏塾涉嫌“教唆词讼”的名义，到魏家搜查状纸等罪证，立马就搜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了。
首先是一本叫《澹园续集》的书，明朝学者焦竑写的，早就被满清列为禁书，私藏就是重罪。
第二，魏塾手抄了古文《徙戎论》，而且还妄加旁批。
《徙戎论》是西晋大臣江统写的一篇政论。鉴于当时华夷杂居的现象，江统忧心忡忡，列举了历史上汉王朝对夷狄政策的利弊得失，劝晋惠帝将五个内迁关中的少数民族迁回关外。这样，就算他们想搞事情，也会因山河阻隔而影响有限。如果不这么干，这些戎狄迟早会生变乱，威胁中央政权。
晋惠帝想看到的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和谐局面，对江统的建议置之不理。果然，不到十年，五胡乱华，晋皇室被迫南迁，中原汉族也不断南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衣冠南渡”，是继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又一次大型文化浩劫。
魏塾抄《徙戎论》，抄就抄呗，他还跟现在某些野生历史学者一样，在旁批里搞春秋笔法：
思意深长，处分周密，文章经济兼而有之。独奈晋惠既不能用，一时在朝诸臣俱是驽才猪眼，亦无有看到百年之后起而赞成之者，遂酿成五胡之灾。悲夫！虽然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盖亦有天命存焉。且惟豪杰之士所见方同，在朝之臣无赞成之者，江统之外无豪杰也。然岂独晋朝五部而已哉，今之回教又其后绪矣。
魏塾大赞江统，说他想得周全，可惜晋惠帝不听，群臣也都被猪油蒙心，目光短浅，这才酿成五胡之乱，可悲。但是，这种事晋朝绝不是孤例，现在的回教，不正是历史的重现吗？
这就是赤裸裸的影射了。福隆安等人的结案奏折中认为，魏塾家藏禁书，本就是大罪，抄《徙戎论》还加旁批，“胆敢将今之回教拟晋之五部，实属悖逆”。因为“现今各处回民奉公守法，并无不安本分之事”，魏塾这么写，是“妄为比拟，其狂诞悖谬实为不法已极”。
一句话，这是破坏民族团结的重罪，赤裸裸的的挑战国家统一的底线。
那么，乾隆朝的回民真的像奏折上说的“奉公守法”吗？呵呵，肚子怕拉史怕扒，回民问题一直是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的心病，他在《大清律例》之外，多次针对回民制定特别法律。比如魏塾被砍头后一年，甘肃回民发生叛乱，乾隆派和珅与将军阿桂一起前往镇压；同一年，又特别针对回民下了禁止私藏、私造鸟枪的谕旨。此外，还严禁回民私贩玉石、大黄、硝磺，更严禁回民放高利贷。
可见，福隆安奏折中所说的，“现今各处回民奉公守法，并无不安本分之事”，君臣都心知肚明，不过是官宣用语。
严刑之下，对于私藏禁书一事，他辩称“家里有几部书是先世留下的，这《澹园续集》有干违禁实在不知道”；而对于旁批《徙戎论》的动机，他是这么说的：“因见晋惠帝容留五部，不听江统之言，后致五胡之乱，就想到如今各处回教都是外国来的，恐怕后来也有混闹等事”。
正是看到回民问题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忧国忧民的读书人魏塾才在抄《徙戎论》时有感而发加旁批。
都是爱国惹的祸。
问题是，魏塾既没有出书或公开发表，只是在自己的书里旁批，这样也不行？
当然，套用苏联的著名段子说：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魏塾的天真就在于，只看到一千多年前的“五胡乱华”，只看到当下回民造成的社会问题，却不想想，现在的当国者，正是当年入关的“胡”。
所以，福隆安给出量刑建议，凌迟，即千刀万剐。后面又加了一句“但该犯现在尚有应行质讯控告寿光县差役科派一案，请俟审明之后再行办理”。
啥意思？就是魏塾被抓之后，他母亲让魏塾的堂兄弟魏万年到按察衙门控告寿光知县，说他“挟嫌嫁祸，藉差科派”，就是说寿光知县乱征差役乱加税，魏塾得罪了知县，知县才嫁祸于他（民间传说中的为民抗命剧情，应该就是这么来的）。
按大清律例，嫌犯检举揭发其他案情，哪怕确是死刑，也要等他检举之事查清楚了再执行。所以，乾隆接到此奏折，确也曾派钦差到当地查办。最后钦差奏报，魏万年控告的事，发生在魏塾被抓之后，不能算魏塾检举立功。
乾隆等不及了，九天之后，四月十三日即下旨：
魏塾如果是凌迟，他那些成年的直系亲属就得斩立决；现在魏塾改为斩决，他们就斩监候，可以多活几个月了。
皇恩浩荡之下，文人的热血也浩荡成河，染红了顶戴，染红了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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