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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在被封的老号发过,之所以再发一次,是昨天二条编发了我朋友庄秋水的文章,过后想起载于文字狱档中的《秋水诗钞案》,于是找出来,精简了一下,砍去一些繁冗文字,看过的朋友请见谅。今天二条,依然是“佛系公号联盟”的文章,书故事,欢迎移步围观。
满清文字狱高峰期,人人自危,却给那些栽赃诬告者以绝佳机会。
乾隆二十年,一个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的老干部,就因为三十年前自费出版的一本诗集,祸从天降,现安岁静的生活被打回原形。
程䥍(zhì),号秋水,其家原是安徽人,祖上程以忠到江苏淮安当盐商发了财,就在淮安置业安家。今天淮安的河下古镇,曾有过一座江南名园叫且园,就是程家的别业,据说有二十二景,可以想象,当年程家的日子有多么的红火。
红火的前提是“红”。皇权时代,商人越有钱越没有安全感,后来徽商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胡雪岩,富可敌国,也得花钱向朝廷买平安,当个红顶商人。
但最后下场一样很惨。
程氏发家比胡雪岩早百年,他们当然也懂得,不管盛世还是乱世,仅有钱是不够的,所以就花钱捐官,既买个护身符,也可光宗耀祖。
程䥍买官应该是雍正年间的事,先是当了刑部陕西司候选郎中,乾隆二年才转正,正五品,约等于现在司法部分管陕西事务的司长,正厅级。
程䥍这一当官,家族也脸上有光了,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年,朝廷两次加封其父母及妻子的诰命。
这些,正是商人们渴求的护身符。
程䥍当了几年官,史料无载,反正后来就告病还乡了。花钱买官,原本就是为了保平安,官当到差不多了,就找个借口,衣锦还乡,颐养天年,过上理想中退休老干部的生活。
老干部的标配之一就是写诗。这方面程䥍早就有准备了,早在康熙年间,程䥍就自费出版了诗集《秋水诗钞》。前面说了,秋水是他的号,诗意满溢。
这样的身份,诗里写的什么,猜都能猜出来,正如此案一封奏折中所说:“伏念程䥍家本素封,曾任部曹,今退居田里,优游盛世,自当感激皇上高厚隆恩,歌咏太平……”
感激皇恩,歌咏太平,这才是老干体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程䥍正是这么想也这么写的。
问题是,文字狱高峰期,你写什么不重要,别人认为你写什么才重要。
乾隆二十年九月,程䥍正在家中“优游盛世”,不料祸从天降,家突然被抄。
前来抄家的,是山阳县知县带领的一帮衙役。抄家的原因,是被人告密:一个叫赵永德的直隶人到县衙里说,他发现程䥍的诗集里面有“诽谤悖逆”的内容。
程䥍这一被抄家,《秋水诗钞》的诗本和板片就都被抄走。山阳知县还算有脑子,仔细一看程䥍自己保存的诗集,还有原始板片上的内容,就发现“与赵永德所抄诗句不符”。讯问赵永德,赵支支吾吾,供说他还有一本完整的《秋水诗钞》刻本,要等到再上一级司法部门正式开审才可以拿出来。
再审程䥍,程说,是赵永德将他的诗“更易诗题,改换字句,构造挟诈”,并伙同一个叫王序东的,之前就曾多次递书或亲自上门,敲诈勒索不成,恼羞成怒,才到县衙门告密。
至此,只要眼睛不被屎糊,都可以判断出,此案就是赵永德勒索未遂栽赃陷害。问题是,程䥍本人虽退休,但也享有一定级别的待遇,涉案情由又“事关诽谤悖逆重情”,一个小小知县也不敢擅自结案,只能将所有“罪证”及供词上报,请上级部门定夺。
哪些上级部门?分别是: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江苏巡抚庄有恭、漕运总督瑚宝。
江南河道总督是清廷设在江苏淮安的高级官员,从一品或正二品,主要负责江苏河道的疏浚及堤防;漕运总督则是清廷派出的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高级官员,驻节淮安,统有兵权,分管地方行政;而江苏巡抚则是江苏的最高行政长官。
江苏巡抚管这事还好理解,怎么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也得管这事?不奇怪,前面说过,乾隆治下,思想战线无小事,不管哪级官员,不管哪个部门负责人,发现思想罪苗头,都得第一时间审理并上奏。
所以,接到山阳知县的案情通报,这三位厅部级官员立马审理,并先后写奏折向乾隆汇报。
统观这三位高级官员的奏折,此案确是姓赵的栽赃诬告无疑。
而此事说起来,还跟同一年发生的另一文字狱有关。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此前我们已扒过,二月案发,四月,胡中藻就被“皇恩浩荡”由凌迟改为斩立决,其后包括株连及抄家没收财产等,到十月底才全部结案。也就是说,程䥍案发生时,胡中藻刚被斩,株连甚广,全国读书人及官员人等,无不战战兢兢。
正是在胡中藻案“鼓励”下,赵永德等人来了灵感:除了有钱,程䥍跟胡中藻一样,都是退休老干部,一样喜欢写诗,既然胡诗中能查出那么多“悖逆讥讪”之语,程䥍的诗集肯定也不那么干净。
赵永德就跟王序东等人串谋,先从《秋水诗钞》中深挖敏感词。没想到,程䥍根正苗红,整本诗集,不管用谐音、拆字等手法,愣是找不出一个“违碍字眼”。
这难不倒姓赵的,找不到就造呗。于是,赵永德就真的将程䥍的诗改头换面,本来没有的诗题,也给安上,比如《避世吟》,单这个题目,就可以要他老命——如今太平盛世,人人都在做大清梦,你一个沐浴皇恩的前官员,居然想“避世”,是何居心?
造好之后,赵永德就派人拿着这些“罪证”,三番四次上门要挟,赵永德甚至还冒充旗人,说自己是来江南办大案的,各种明示暗示,反正就是要程䥍破财消灾。没想到,程䥍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坚信自己没写反诗,不受要挟,几次都把来人斥回。
赵永德恼羞成怒,索性就到县衙门告密了。反正我拿不到钱,你不死也要剥层皮。
那么,既然从县到市、省,各级官员都看出此案明显是栽赃诬告,为什么还是不敢结案,非要推给乾隆呢?
很简单,事涉“悖逆”,案比天大,是不是栽赃,都得由皇帝来定夺。再说,万一《秋水诗钞》真有另一个刻本呢。要知道,有些诗人对自己原版诗作不满意,毁板重排也是有可能的。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乾隆还真放下屠刀了。在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的奏折上,他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在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奏折上,他详批了:“此系赵永德讹诈无疑,已有旨谕汝应严审重处……”在漕运总督瑚宝的奏折上,他批了“已有旨了”。
六天之后,乾隆正式下旨,对此案定性:
朕阅程䥍抄刻诗册肤浅,本不成诗,但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谦(嫌)诬陷,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
我看程䥍的诗写得很烂(根本不能跟朕比),但没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只不过是钱多无脑,想求个虚名才出诗集。这事明显是赵永德敲诈不成才栽赃诬陷,富勒赫被他忽悠了。
因为赵永德供述他是受到胡中藻案启发才去讹诈程䥍的,乾隆又趁机为自己洗白:
从前胡中藻身为翰林,心怀怨望,竟作种种悖妄之词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惩治,无以正人心而端风纪,是以不得不行办理,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胡中藻该死,因为他吃饭砸锅,写了大量悖逆诗文,送给很多人,影响极坏,不杀的话,全国人民都会被他带坏了。但程䥍是被人诬告的,动他,就是在“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这么一来,将会助长不法之徒诬告之风,然后有关部门动不动就奏上来,等到厘清案情平反昭雪,得浪费多少行政资源。所以,此风断不可长。
最后,程䥍无罪开释,“赵永德着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
单看乾隆这道谕旨,是不是一个妥妥的明君形象?如他自己标榜的,“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如果您这么想,我再说一个事实:同一年,除了人头滚滚的胡中藻案,还有六月发生的“刘裕后《大江滂》书案”:一个因为父亲溺死而得了精神病的读书人,出了一本纪念父亲的书,书中有“讥刺朝廷之语”,最后被判当众活活打死;年底,又有“杨淮震投献《霹雳神策》案”:山东德州一秀才,爱朝廷爱到发疯,脑洞大开,写了一本《霹雳神策》,讲怎么制造炮火,结果被痛打四十大板,革除秀才身份,不死也被剥层皮。
所以,这些官员为什么会如此“小题大做”,完全是因为太了解乾隆了。从四年前开始,乾隆对每一桩文字狱都从严从重,“不可放过一个”,不少官员还因为办案不力被他训斥甚至撤职查办,这么一来,一发现“悖逆”嫌疑的文字,谁敢不往死里整。
总之,程䥍算是意外捡了一条命。不难想象,他最后被无罪释放,肯定加倍感激皇帝圣明、皇恩浩荡。但他怎么可能想到,把他的诗和远方给毁了、让他差点人头落地的罪魁祸首,不是知县、巡抚、总督,甚至不是那些诬陷告密的小人,而是乾隆。
没有他的不可放过一个,哪来治下官员们的宁可错杀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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