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什么不重要，别人认为你写什么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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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在被封的老号发过，之所以再发一次，是昨天二条编发了我朋友庄秋水的文章，过后想起载于文字狱档中的《秋水诗钞案》，于是找出来，精简了一下，砍去一些繁冗文字，看过的朋友请见谅。今天二条，依然是“佛系公号联盟”的文章，书故事，欢迎移步围观。

满清文字狱高峰期，人人自危，却给那些栽赃诬告者以绝佳机会。

乾隆二十年，一个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的老干部，就因为三十年前自费出版的一本诗集，祸从天降，现安岁静的生活被打回原形。

程䥍(zhì)，号秋水，其家原是安徽人，祖上程以忠到江苏淮安当盐商发了财，就在淮安置业安家。今天淮安的河下古镇，曾有过一座江南名园叫且园，就是程家的别业，据说有二十二景，可以想象，当年程家的日子有多么的红火。

红火的前提是“红”。皇权时代，商人越有钱越没有安全感，后来徽商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胡雪岩，富可敌国，也得花钱向朝廷买平安，当个红顶商人。

但最后下场一样很惨。

程氏发家比胡雪岩早百年，他们当然也懂得，不管盛世还是乱世，仅有钱是不够的，所以就花钱捐官，既买个护身符，也可光宗耀祖。

程䥍买官应该是雍正年间的事，先是当了刑部陕西司候选郎中，乾隆二年才转正，正五品，约等于现在司法部分管陕西事务的司长，正厅级。

程䥍这一当官，家族也脸上有光了，雍正十三年、乾隆二年，朝廷两次加封其父母及妻子的诰命。

这些，正是商人们渴求的护身符。

程䥍当了几年官，史料无载，反正后来就告病还乡了。花钱买官，原本就是为了保平安，官当到差不多了，就找个借口，衣锦还乡，颐养天年，过上理想中退休老干部的生活。

老干部的标配之一就是写诗。这方面程䥍早就有准备了，早在康熙年间，程䥍就自费出版了诗集《秋水诗钞》。前面说了，秋水是他的号，诗意满溢。

这样的身份，诗里写的什么，猜都能猜出来，正如此案一封奏折中所说：“伏念程䥍家本素封，曾任部曹，今退居田里，优游盛世，自当感激皇上高厚隆恩，歌咏太平……”

感激皇恩，歌咏太平，这才是老干体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程䥍正是这么想也这么写的。

问题是，文字狱高峰期，你写什么不重要，别人认为你写什么才重要。

乾隆二十年九月，程䥍正在家中“优游盛世”，不料祸从天降，家突然被抄。

前来抄家的，是山阳县知县带领的一帮衙役。抄家的原因，是被人告密：一个叫赵永德的直隶人到县衙里说，他发现程䥍的诗集里面有“诽谤悖逆”的内容。

程䥍这一被抄家，《秋水诗钞》的诗本和板片就都被抄走。山阳知县还算有脑子，仔细一看程䥍自己保存的诗集，还有原始板片上的内容，就发现“与赵永德所抄诗句不符”。讯问赵永德，赵支支吾吾，供说他还有一本完整的《秋水诗钞》刻本，要等到再上一级司法部门正式开审才可以拿出来。

再审程䥍，程说，是赵永德将他的诗“更易诗题，改换字句，构造挟诈”，并伙同一个叫王序东的，之前就曾多次递书或亲自上门，敲诈勒索不成，恼羞成怒，才到县衙门告密。

至此，只要眼睛不被屎糊，都可以判断出，此案就是赵永德勒索未遂栽赃陷害。问题是，程䥍本人虽退休，但也享有一定级别的待遇，涉案情由又“事关诽谤悖逆重情”，一个小小知县也不敢擅自结案，只能将所有“罪证”及供词上报，请上级部门定夺。

哪些上级部门？分别是：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江苏巡抚庄有恭、漕运总督瑚宝。

江南河道总督是清廷设在江苏淮安的高级官员，从一品或正二品，主要负责江苏河道的疏浚及堤防；漕运总督则是清廷派出的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高级官员，驻节淮安，统有兵权，分管地方行政；而江苏巡抚则是江苏的最高行政长官。

江苏巡抚管这事还好理解，怎么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也得管这事？不奇怪，前面说过，乾隆治下，思想战线无小事，不管哪级官员，不管哪个部门负责人，发现思想罪苗头，都得第一时间审理并上奏。

所以，接到山阳知县的案情通报，这三位厅部级官员立马审理，并先后写奏折向乾隆汇报。

统观这三位高级官员的奏折，此案确是姓赵的栽赃诬告无疑。

而此事说起来，还跟同一年发生的另一文字狱有关。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此前我们已扒过，二月案发，四月，胡中藻就被“皇恩浩荡”由凌迟改为斩立决，其后包括株连及抄家没收财产等，到十月底才全部结案。也就是说，程䥍案发生时，胡中藻刚被斩，株连甚广，全国读书人及官员人等，无不战战兢兢。

正是在胡中藻案“鼓励”下，赵永德等人来了灵感：除了有钱，程䥍跟胡中藻一样，都是退休老干部，一样喜欢写诗，既然胡诗中能查出那么多“悖逆讥讪”之语，程䥍的诗集肯定也不那么干净。

赵永德就跟王序东等人串谋，先从《秋水诗钞》中深挖敏感词。没想到，程䥍根正苗红，整本诗集，不管用谐音、拆字等手法，愣是找不出一个“违碍字眼”。

这难不倒姓赵的，找不到就造呗。于是，赵永德就真的将程䥍的诗改头换面，本来没有的诗题，也给安上，比如《避世吟》，单这个题目，就可以要他老命——如今太平盛世，人人都在做大清梦，你一个沐浴皇恩的前官员，居然想“避世”，是何居心？

造好之后，赵永德就派人拿着这些“罪证”，三番四次上门要挟，赵永德甚至还冒充旗人，说自己是来江南办大案的，各种明示暗示，反正就是要程䥍破财消灾。没想到，程䥍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坚信自己没写反诗，不受要挟，几次都把来人斥回。

赵永德恼羞成怒，索性就到县衙门告密了。反正我拿不到钱，你不死也要剥层皮。

那么，既然从县到市、省，各级官员都看出此案明显是栽赃诬告，为什么还是不敢结案，非要推给乾隆呢？

很简单，事涉“悖逆”，案比天大，是不是栽赃，都得由皇帝来定夺。再说，万一《秋水诗钞》真有另一个刻本呢。要知道，有些诗人对自己原版诗作不满意，毁板重排也是有可能的。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乾隆还真放下屠刀了。在江南河道总督富勒赫的奏折上，他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在江苏巡抚庄有恭的奏折上，他详批了：“此系赵永德讹诈无疑，已有旨谕汝应严审重处……”在漕运总督瑚宝的奏折上，他批了“已有旨了”。

六天之后，乾隆正式下旨，对此案定性：

朕阅程䥍抄刻诗册肤浅，本不成诗，但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谦（嫌）诬陷，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

我看程䥍的诗写得很烂（根本不能跟朕比），但没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只不过是钱多无脑，想求个虚名才出诗集。这事明显是赵永德敲诈不成才栽赃诬陷，富勒赫被他忽悠了。

因为赵永德供述他是受到胡中藻案启发才去讹诈程䥍的，乾隆又趁机为自己洗白：

从前胡中藻身为翰林，心怀怨望，竟作种种悖妄之词刊刻分送，若不重加惩治，无以正人心而端风纪，是以不得不行办理，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胡中藻该死，因为他吃饭砸锅，写了大量悖逆诗文，送给很多人，影响极坏，不杀的话，全国人民都会被他带坏了。但程䥍是被人诬告的，动他，就是在“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这么一来，将会助长不法之徒诬告之风，然后有关部门动不动就奏上来，等到厘清案情平反昭雪，得浪费多少行政资源。所以，此风断不可长。

最后，程䥍无罪开释，“赵永德着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

单看乾隆这道谕旨，是不是一个妥妥的明君形象？如他自己标榜的，“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如果您这么想，我再说一个事实：同一年，除了人头滚滚的胡中藻案，还有六月发生的“刘裕后《大江滂》书案”：一个因为父亲溺死而得了精神病的读书人，出了一本纪念父亲的书，书中有“讥刺朝廷之语”，最后被判当众活活打死；年底，又有“杨淮震投献《霹雳神策》案”：山东德州一秀才，爱朝廷爱到发疯，脑洞大开，写了一本《霹雳神策》，讲怎么制造炮火，结果被痛打四十大板，革除秀才身份，不死也被剥层皮。

所以，这些官员为什么会如此“小题大做”，完全是因为太了解乾隆了。从四年前开始，乾隆对每一桩文字狱都从严从重，“不可放过一个”，不少官员还因为办案不力被他训斥甚至撤职查办，这么一来，一发现“悖逆”嫌疑的文字，谁敢不往死里整。

总之，程䥍算是意外捡了一条命。不难想象，他最后被无罪释放，肯定加倍感激皇帝圣明、皇恩浩荡。但他怎么可能想到，把他的诗和远方给毁了、让他差点人头落地的罪魁祸首，不是知县、巡抚、总督，甚至不是那些诬陷告密的小人，而是乾隆。

没有他的不可放过一个，哪来治下官员们的宁可错杀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