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狄马：《歌声响处是吾乡》后记

收入本书的22篇文章，都是与敝乡陕北有关的历史文化、民间艺术方面的散文随笔。

这些文章写作的时间跨度很长，最早的可以追溯到2003年写下的《贺四与他的“走场说书”》，最晚的则是2021年写的《塞上名士王雪樵》，前后历经18年之久。18年，足以把一个后生写成老汉。记得写《贺四与他的“走场说书”》时，还是一个腰胯照相机、满场子逮镜头的愣头青，到写《塞上名士王雪樵》时，已经成了一个两鬓飞霜的虬髯客了。

这些文章除了写作的时间长，写作的目的也不一致。有的是为报纸杂志的专栏写的，有的是为学术刊物的论文集成写的，有的则是采访后率性而为的，因而本集中的文字就呈现出内容广、文体杂的特点：说“内容广”，是说这些文章包含了民歌、说书、方言、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话题；说“文体杂”，是由于这些文章受当初写作时的目的限制，文体很不一致，有长篇的采访笔记，有短篇的散文游记，有正经的学术论文，也有不正经的应友人请托写的序跋评论。因而从整体上看，风格不太统一。

2017年冬，北京的出版人康瑞锋先生来访，约了我的一部关于《水浒》的随笔集，但由于种种原因，形格势禁，没有出成。他问我，是否还有别的书稿可以推荐？我说，有一些关于陕北文化的随笔，写好后就在电脑的文件夹里乱放着，不知能不能整理出版？他很好奇，因为康兄老家也是陕北人，对故乡的风物自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看了几篇，很感兴趣。这事就算应承下来了。

这些文章当然是地域性的，但里面写到的问题又不局限于一地。比如，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兴起，属于农业时代的民间艺术大多走向衰亡。这是大势所趋，非一时一地独有。像我文中讲到的陕北民歌、陕北说书、秧歌、老腰鼓、劳动号子以及各种风俗小调，都与某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紧密相连，犹皮之于毛。一旦这种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消失了，附着在它之上的各种民间艺术必然要消亡，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因此，才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议和行动。

当然，陕北的民间艺术由于其历史地理的特殊性，区域内人种构成、文化习染的复杂性，呈现出与周边地区截然不同的风格，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陕北民歌的大胆率直、敢爱敢恨的风格，完全打破了汉语文学“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审美传统。因为本地区历史上长期为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管辖，风俗习惯受游牧文化影响更大。人种也多由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融合而成。陕北说书则得益于地理上的封闭，完整地保留了自明清以降北方鼓词系统的讲唱曲目和表演形式，被誉为“民间叙事文学的活化石”。老腰鼓则是古时军阵演练的民间孑遗，混合了一些萨满教文化的残余，演变流传到现在。陕北方言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人称“听见古代”，最重要的原因当然仍旧是封闭。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论述。

遗憾的是，现在，这些由千百年来的农业生产方式孕育出的文明之花正变得面目全非。正如经上所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历史的沧海桑田，使得年老的异乡人归来恍如隔世，犹在梦中。

现在回到老家，感觉一切都变了。

信天游及各种俚曲小调成了舞台上拿奖的东西，真正在山里，反倒没有人唱了。问乡民，他们说：年轻人都走了，留下七老八十的，不是耳聋就是眼花，你让谁听了？会唱的那一辈人也大都走了。我采访过的老艺人，每年都要去世几个，勉强活着的也上气不接下气，咳嗽得唱不成了。

这些老人去世了，葬礼上的唢呐仍旧朝天吹着，但曲子已由《下兰坡》和《粉红莲》改成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和《走进新时代》。逢年过节仍然闹秧歌，但秧歌词已由歌颂忠臣良将变为赞美村长书记。譬如到了县政府就说“县长太太长得美，胜过唐朝杨贵妃。”到了计生站，就说“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到了退耕还林办公室，就唱“水神娘娘浇来，土神爷爷栽，大小苗苗都活来。”

正月里闹红火，腰鼓还会打起来，但目的已由“敬神”变为“娱人”，有年轻人参与，主要是因为正月里没事干，外面无工可打，而打腰鼓多少还能挣两个零花钱。酒曲作为酒文化的招牌菜，还会在酒桌上响起，但唱词已由颂赞历代英雄好汉，变为歌颂招待他们的老板。……

一切都在变。如佛家所云，万事生灭，朽坏不住，唯变化真实不虚。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大地总是属于活着的一代人。这话可以有多重解释。最普遍的说法是，大地是让人居住、耕作和利用的，死了的人不再有任何权利制约活着的人类。

但活着的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死去的人类？他们创造的文学、音乐、绘画、建筑……这些人类统称之为“文化”的东西，究竟应当不应当成为后人必须接受的遗产？后人在接受这些遗产时，应当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应当怀着“温情的敬意”、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存进博物馆、档案室，还是以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将它们一股脑儿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真是一个问题。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那些在历史上存活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它的传统必然是多层次的。比如，判定一个文明古老的重要标志，就看它是否有文字；但在文字诞生以前这个民族必然经历了更为漫长的口头叙事阶段。后来虽然发明了文字，但这种口头叙事的传统并没有随着文字的诞生而消失，而是静水深流，汇入到一条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文化洋底中。

这条洋底没有名字，姑且叫他“小传统”。其实，“小传统”不小，“大传统”不大，无以名之，是名为小。“小传统”是以口头语言为载体，主要由农民和乡村小知识分子为创作主体，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民间文化系统。它与“大传统”，也就是那些以文字为载体，主要由官方文人和大知识分子创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小传统”中那些不识字的乡民和识字不多的小知识分子有时也借助“大传统”敷演自己的作品。“大传统”中的文人灵感枯竭了，也降贵纡尊，到“小传统”中寻找灵感和野趣。但应当说，大部分时候它们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

这本书里记载的正是那些被“大传统”遗弃的，“小传统”中的艺人和作品。在正宗的官方典籍里，你找不到这些“小传统”中艺人的名字。他们的出生、成长和死亡，就像山涧里那些被羊咬掉的野蒿一样无人过问，但他们活在穷人的口头上，活在孤儿寡妇的梦中。

韩起祥、张俊功、王学诗、张和平、鲁峰、熊竹英……这些名字与王向荣、马子清、杨巧、朱光亮、雒胜军一样，使得养育他们的大地变得氤氲起来。陕北高原有了这些名字和没有这些名字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些名字，一代一代的陕北人当然也会春种秋收，生儿育女；但有了这些名字，干旱而苦焦的高原变得灵气十足，神气十足。

我还要说，每当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独裁者的怒火像野火一样要烧掉一个种族所有的文字和文物时，正是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盲人或口头文学记录者保留了一个种族最后的记忆。一个种族的文化芯片就储存在这些人的喉咙里。它们烧不掉，撕不破，挖不出，令人惊恐莫名。

什么是历史？它是与人类的尊严和情感紧密相连的伟大记忆。因而，它的构成除了官方的文献、志书和考古发掘的文物古迹外，还应当包括个体的呐喊、吟唱和歌哭。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这些关乎个体生命存亡、苦乐忧患的点滴记录，才构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甚至可以说，这些创痛酷烈的灵魂、疲惫不堪的嘶吼，显露出的生活真实要比那些经过“大传统”的文人精心打磨过的史料、传记和年谱还要靠实。

这就是我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我想为一方水土上的人口打捞一些“口头文学”的资料，为一个古老种族储存一些更为秘密的情感，为底层的历史提供一些更为性感的片段。至于取材是否得当，判断是否准确，文辞是否雅训，就只能交给诸君评价了。

是为记。

狄  马        

             2021年7月草就于古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