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内引进了多部鹤见俊辅关于战后日本思想和大众文化的著述。作为战后日本思想界的旗帜性人物，鹤见俊辅以九十三年传奇，折射20世纪日本知识分子的心灵秘史。不良少年的的思想与行动，何以塑造战后日本？
▌“方法以前的方法”
1973年11月6日，日本“公共外交先驱者”、作家鹤见祐辅（1885-1973）的告别礼拜，在普连士学园讲堂举行。“除了亲属以外，贵格会信徒、越平联人士、官员、律师、作家乃至举着太阳旗的右翼白发老人也共聚一堂。这个光景好像正映照出鹤见祐辅的人生。”而事实上，在长女鹤见和子看来，作为职业政治家，父亲的功绩几乎为零，但却“笨手笨脚偏爱做”。如此说来，对于逝者及其家族来说，告别仪式上的“点睛之笔”应是宫内厅使节捧着“勋一等瑞宝章”的出现，这似乎是对祐辅一生的至高褒奖，也是这位出身平民的政治家生前热望之荣光。
然而，让在场亲友和为此事前后奔走的议员们始料未及的是其长子鹤见俊辅（1922-2015）的反应——本应起身恭迎的他，却岿然不为所动，“虽然脸色未变，但他对故意撞上这一仪式的时间派来使者这件事感到愤怒。”《鹤见俊辅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的作者黑川创所生动呈现的葬礼剧情，可谓是鹤见父子一生性情、际遇与政治选择的绝佳写照。
尽管对祐辅的政治人生并未用力提携，但在其背后，岳父后藤新平（1857-1929）在日本政界的人脉资源与影响依然是不可小觑的。可以说，后藤与鹤见父子之间是政治家褪色、思想家凸显的三代；当然，这不仅是际遇，也是“选择”。在接受小熊英二和上野千鹤子采访（《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时，俊辅明言，家世背景对自己而言乃是其思想与行动“方法以前的方法”，他强调，“对我来说哲学的原型就是我自己的家庭关系，我跟我父亲、我妈妈的关系。这已经是我的思想的根了”，“说它是原点也好，是制约也好。即便是谈战争、战后，要说明我为什么会在某一时刻选择了某种方法，就要先讲讲这些”。可以说，家庭原本就是最小单位的政府、是国家的投射和隐喻，对于这一政治家族来说便更是如此。明治、大正时期的政界大鳄后藤新平的长袖善舞，对于俊辅而言毕竟只是朦胧稀薄的幼时记忆，但父母的作用则是具体可感的。当祐辅直接挪用了伊藤博文原名“俊辅”为其长子取名时，他不会想到自己过剩的精英野望却成了后者一生不可承受之重负。
不同于在贵族院中拥有永久席位的后藤新平，在子女眼中，鹤见祐辅表里不一的伪善性格，实则是政治资源先天不足、只能在公共空间中抢占风头的大正“选举政治”之产物。1928年鲁迅在为其自译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所作的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卷。听说青年中也颇有要看此等文字的人。”这段评述极有分寸——既避免了对其政治倾向的武断定论，却又提示了原作者的兴趣、关切与文风，从中也不难感知到祐辅政治演讲的感染力、煽动力。
鹤见俊辅主编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宣言
但事实上，祐辅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正是一套让人“一言难尽”的观念，是在日本国家利益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微妙平衡，在太平年代尤可左右逢源，随着昭和日本与国际社会龃龉日甚，这套有违同一律的话术揆诸现实，便显得左支右绌，祐辅最终走向国家主义的结局也不难想见。1938年，当坚持左翼抵抗立场的日共系戏剧家佐野硕因意识到“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勾结进一步加深的话，世界就会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从法国远赴美国，寻求与这位“自由主义”的家族近亲合作时，已不可能如其所愿。
在日本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中，“转向”特指昭和初期以来，在《维持治安法》这一官方权力之压制，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放弃之前的思想信仰的事态，1933年，后藤新平家族的近亲、日共早期领导人佐野学（佐野硕叔父）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这一标志性事件对日本的左翼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在《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中，俊辅却以作家伊藤整为例言及战时自由主义者的转向及其战后反思，其背后则应是对乃父政治人生的深刻感知与剖析吧。他将对“转向”的思考从特定时空、特定群体的案例推向了更为普遍的层面，将其定义为“由于国家强制力行使的结果，造成个人或个人所属集团发生思想上的改变”。
在俊辅眼中，父亲的政治活动与家庭生活之间存在着奇妙的二律背反：在家庭内部，他一直是有着明显左翼倾向的子女之见解的支持者；而一旦出了家门，作为政治家处世，却又对军队及其权势不断妥协。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父亲这种政治与生活割裂、言行不一的举止，构成了俊辅在战后所推动的“转向研究”之问题意识原型。战争的终结却并不意味着“转向”问题在思想与政治层面已获得了解决，它也并不是一个独属日本的政治和思想问题，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应该为今人所共享，至今亦值得我们反复回到历史现场予以追问和省思。
然而不同于他人，无论是佐野学抑或是鹤见祐辅，这两位代表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转向的两大旗帜性人物都真实地存在于俊辅的家族之中；职是之故，对他而言，转向的问题不唯是单纯的思想史课题，更是其生活、生命中绕不过去的人生命题。转向研究在俊辅一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以至于在被小熊英二问及一生之代表作时，他首推集体合作的《转向》三卷——尽管那并不是他的独著。
较之于父亲的表里不一，母亲爱子却是一位“极其严格，从未嘴上说着理想，自己却躺着偷懒。她是全心全意地坚持言行一致、自我奉献的正义人士”，同时又是一位绝不容许撒谎的人。就如同俊辅在《我的母亲》中所坦陈的那样，“如果很真诚，她最终又什么都可以原谅，这可能并不能算是完善的思想，但对我来说却是精神的故乡。”据此，小熊英二敏锐地洞察到，在转向研究中，俊辅对以撒谎变节者的不宽容可能是母亲人格潜移默化的结果。
纵览《鹤见俊辅传》全书不难发现，在言行一致、乐于奉献的意义上他后来的人生与其母的行事风格极为相似。尽管如此，母亲的严厉的管教风格让他意识到被爱是一件辛苦的事，在其对立面，自己试图保有做坏事、做坏孩子的自由；同时，也让他对以“正义”为名的加害性产生了警惕，尤其当它与“权力”集于一身更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这使其一生都远离宗教性质的组织和团体，在《期待与回想》中他将此称为“作为恶人的自我定位”。
鹤见俊辅重要著作日文版：《共同研究·转向》、《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父亲最终把“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教育方针”、“反对日本社会”、“有了所有成为混混的品行”的鹤见俊辅送到了美国，这位在家庭和国家双重意义上的叛逆者考进了哈佛大学。在小熊、上野对鹤见的访谈中，美国留学的经历被来访者一带而过，这是一个颇为奇妙的断裂，而缺失部分则可以由黑川创的论述补全。
黑川在描述俊辅的哈佛留学生活时，特别提到了他与该校远东语言系主任叶理绥教授的交往，并将二人交往描述为同为漂泊者的情感靠近。较之于因俄国革命而流亡世界各地的真正漂泊者叶理绥，俊辅自然算不上真正“漂流民”，他身边还有姐姐和子、和终生亦师亦友的重要存在——经济学家都留重人的守护和指导，他走上强调通过生活验证思想之真理性的实用主义哲学道路，也与后者的建议直接相关。在我看来，这一选择中还有个可能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父亲祐辅的潜在影响。无论在黑川创的传记抑或与他人的对谈中，祐辅似乎都被其子俊辅抑或后来者们调侃、描述成了一个政治投机者、以及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为亲族谋取利益的人。事实上，在鲁迅译介的《思想·山水·人物》中，祐辅便有文直言，“书斋生活是有着这样的自以为是的缺点的，而在东洋，却比英美尤有更多的危险。所以要收纳思想家的思想，应该十分注意。还有，一面因着社会一般的切望，书斋生活者应加反省；而一面也应该造出使思想家可以更容易地和实社会相接触的社会来。”（《书斋生活与其危险》）
“坏孩子”鹤见俊辅
而俊辅最终离经叛道、走上了反思乃师卡尔纳普实用主义哲学道路的催化剂，正是走出书斋、告别“第一病”之后的战争经验。就像小熊英二在《“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中指出的那样，既有的研究者过分强调青少年时代经历对鹤见思想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决定了其战后方向的也是战争经历”。1942年6月，他乘坐日美交换船离开美国返回日本，随即加入了海军，再次海外漂泊。忆及往事，俊辅表示，“日本已经快要战败了。那在战败的时候，我要呆在战败的一方那里”，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战时日本那三年，就好像自己在异国他乡生活一样”，待到东京遭遇美军轰炸时，甚至觉得“日军才是敌人”。
从军经历，让俊辅意识到其在美国所受的学术训练与现实状况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实践，让其开始对哈佛习得的知识体系产生了动摇。他从逻辑学者卡尔纳普那里学到的是建立在精确的逻辑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哲学，它始终是将解决了的问题作为对象、精选可证伪的命题。然而，诸如“如果那个时候自己没有做那样的事情，情况就会和现在不一样吧……”，抑或“如果……的话，就不会……吧”、“如果是自己的话，能做什么呢”这类“状况中”的反事实条件命题，则不在其虑中。而从军经历（例如军队中被命令杀人）、两性关系给俊辅带来的诸多真切的悔恨体验，却让此类问题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悬空的哲学方法问题，而是一个个面对死者拷问良知、令其焦灼的现实困惑。就如黑川创所言，“在围绕战争的诸种现实中，没有与这种精确性相呼应的东西”，或许在俊辅看来，毋宁说哈佛大学神学院怀特海教授一次演讲中被其听漏的那句结语方为真谛——“Exactness is a fake”（精确是谎言），借用他的话来说，“重要的东西并不是存在于明确无疑的教义里，而是暧昧、混沌的存在。”
另一方面，卡尔纳普的命题分类法受到了康德分类法的支持，俊辅也曾一度沉迷于康德分割善与真的方法区分，然而哲学“圈外人”都留重人却提示他，“是我的话，就从恶出发”。无独有偶，1945年12月，一位名叫塞尔兹尼克的美国占领军伍长带着曾师从卡尔纳普的未婚妻耶格的论文《初生者的哲学》找到了俊辅。这篇论文本身，便是对实用主义哲学演进脉络的一次批判性重审。耶格援引早期实用主义哲学倡导者威廉·詹姆斯（也是俊辅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在宗教分析中使用的“初生者”（onceborn）和“重生者”（twiceborn）两个概念，前者过于强调基于健全心态的宗教侧面，成为否定或无视其中暗含的罪的人；而后者成为要求宗教考虑恶的存在之人。在耶格的脉络中，詹姆斯显然属于后者，而其批判的对象杜威自是前者。向以“恶人”自居的俊辅对耶格的认同是不难想见的，他最终将此文刊登在了《思想与科学》创刊号上。
《思想与科学》创刊号
事实上，无论耶格抑或俊辅，对于“恶”的自觉都与那场席卷全球的战争有着显在的关联。堕落、邪恶不再是单纯的哲思对象，而是时时迫近、无可逃避、可知可感的日常，它要求局中者“毫不犹豫”地做出抉择——战火中没有道德完美主义存续的空间。在东南亚战场上，对俊辅最大的考验、也是让其获得哲学“重生”的现实契机，或许就是性和生死。由于青少年时代的两性经验，使他对凭恃国家（state）、军队之“力”与女性发生关系（sex）的行为心怀抵触，尽管在个人层面他可以通过克己之道维持内心秩序，但在雅加达的海军武官府，一旦被上级命令帮“找个女人”，他也只能照做；当被命令“杀了他”，就会不说废话地杀了他。他深知，“虽然是想要拒绝服从命令决心自杀，但在战争中每天都在恐惧度日，说不定会屈服于这种恐怖、听从命令呢。”
当然，他不仅是阿伦特意义上“平庸的恶”之施行者，时而也会沦为“恶”的加害对象。在军队中，将俊辅当做不容赦免的私刑对象者，多是坚信战争信念的年轻人、优等生；这让他深刻地感知到，这些充满上进心的“纯粹”或“正义”，对于没有满足其标准的人来说，意味着何等的暴力，正如小熊英二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问题从和他母亲的关系来说是切实的”。而在军队里，暗中保护了他的却是其中没有出头之日的老兵——作为军人而言，他们自然是劣等生。从军经历让俊辅意识到了“纯粹”、“正义”的加害性，意识到善与恶、加害与受害、正义与非正义这类二分法的虚妄，意识到这些人为制造的概念不过是一套“不自由的制服”，甚至于在他那里，美国对于日本而言也始终是个难以精确界定善恶的国家。
东南亚战场
此外，在对卡尔纳普的反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机缘——阅读泰戈尔的《人生的亲证》，这是俊辅在昭南岛（占领新加坡后，山下奉文为此地取的名字）旧书店中的意外收获。在此书序言中，泰戈尔指出，从印度传统教义体验中浮现出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释清楚，只能通过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断予以说明，并在新的发现中增加它们的神秘。泰戈尔的这种接近于无限的认知连锁论，有效弥合了符号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裂痕；这种哲学意义上的“重生”，刺激他在从爪哇返国前，即已着手写作其最初的小书《哲学的反省》的书稿。与泰戈尔的相遇，使俊辅从“被造出来的人”逐渐走向了“创造的人”。
战后的1950年，鹤见俊辅出版了其第一本大作《美国哲学》，旨在重构“实用主义”，他批判性地继承了皮尔士、奥托、霍姆斯等人的哲学观念，探索实用主义的“日本自生”之路，强调可错、开放、介入、行动、联动，将“每个人的哲学”视为工作目标，号召“各行各业涌现出讨厌哲学的同人，一起将错误变成正确，成为打倒哲学运动的有生力量”。当然，这其中甚至也能看到1941年俊辅美国留学期间所读到的弗朗西斯·奥托·马西森《美国复兴》的影响。在此书中，俊辅在秉持文学精英主义的庞德之外，还关注到“爱默生、梭罗、惠特曼三人，都强烈主张他们的作品与民众日常的对话中的连续性。”战后这位哲学的解构者饬力主导创办《思想的科学》杂志、倡导的“庶民列传之会”工作和生活记录运动、领导的“转向”共同研究、参加“无声之声”游行、“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公民联合”之简称）运动，皆可视为其哲学重生后的日本实践。
“无声之声”
▌“寻求与世界重新结合的方法”
对实用主义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全面的脱离，俊辅的基本哲学立场——“彻底的唯名论”（不会将名称与实体混为一谈）便受惠于实用主义和语言学的认识论。对父亲祐辅“新自由主义”话术始末之观察、对战时日本所宣扬的“东亚解放”“东亚共荣”实质之认知、对协力了战争的各派战后都竞相认领的“民主主义”招牌之嘲笑，实则都是支撑这一观念的思想资源。值得注意的是，“不自由的制服”也指向了“国家”甚至“世界国家”。战后日本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重建日本、如何重建与世界的联系。
实际上，在俊辅自美返日的交换船上，发生过一次千人左右的大规模“转向”。这让他深刻意识到，转向并不是单单是曾发生在上一代政治家、知识人身上的历史问题，也是会随时发生自己身边、同代人之间的现实问题。事情起因于当时有一女学生问军人在美国有直接拒绝服兵役的运动，在日本是否也可以谈论这类话题，结果被换乘前毫无国粹主义思想的留学生们群起而攻之。俊辅意识到：
经过两个半月的航行，我们终于抵达了横滨。集体中，还是这些人，谁也没有换，但下船时与上船时完全判若两人。出发时和到达时完全不同，是1500人的动态社会学的实例。
这是从一个国家跨越到另一个国家的航海之旅，亦是跨越两种文化的航海之旅。……大部分人包括学生都从一种语言切换到了另一种语言。
当然，这种语言的转换，不仅是从英语转换为了日语；可以说，这便是学生们集体换了一身名曰“日本”的“制服”。在同行者中，却有一位让他深感钦佩和启发的异类——数学家角谷静夫。乘船途中，俊辅迎来了自己20岁生日，角谷为此向海里投了一个漂流瓶以示纪念。他没有使用英语抑或日语，而是将自己发现的定理写了下来、放进了瓶子，并表示若能与火星人交流，他就在地面上画个大大的三角形，把表示毕达哥拉斯定理的符号也写进去。这让人想到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中的说法：“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数学的纯形式的句子或许例外——不带有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色彩。”鹤见发现，角谷及其写下的定理，便是超越了政治立场、民族认同且不被特定语言体系束缚的存在。
《东亚解放》
就像小熊英二指出的那样，毕达哥拉斯定理、日常用语都是超越了民族多样性，是人类共通、共享的。肇端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昭和前期，已在军国主义政府的着意操控、强化下登峰造极，学术界、思想界也参与到了各式文化/国民性独特论、国体优越论的知识生产。1945年日本战败、军国主义破灭，1946年4月，俊辅出版了战时既已着手写作的《哲学的反思》。书中，他在批判了战时泛滥的“符号使用法”、殖民地压迫之同时，提出了自他联结所必要的“同情”——即在承认别人与自己不同的基础上，与其发生共鸣，进而产生连带感。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高度评价了在日本吞并朝鲜前，便要求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要尊重其民族信仰的苇津耕次郎，以及在1922年出版的著作《朝鲜及其艺术》中呼吁停止对朝鲜的凌虐、尊重其自由的柳宗悦。
如小熊英二所言，与毕达哥拉斯的三角形一样，俊辅眼里的“大众”也只是“'大千世界共同存在的诸多因子’的别名”，它不受语言、国籍、民族、阶级、信仰等的规定和羁绊。他试图以战时日本对亚洲诸民族的压迫为批判对象、树立一种包容开放的国际精神、同情心和同理心，据此确立“与世界重新结合的方法”，找到一条经由民族主义通向国际主义的道路。事实上，俊辅倡导“越平联运动”、援助美军越战逃兵、发起营救韩国诗人金芝河的运动等，都在这一“超越国界的市民”之观念的延长线上。我将此视为一种联结世界的求同“接口”，它不仅试图为日本确立战后重建应有的“人本位”取向，也为其提示了一条重返国际社会的宏阔的道路。
当然，在这一点上，俊辅似乎更接近于竹内好——他们强调的都是变革的“内发性”。或许正是在这一立场上，他更为看重谷川雁这种虽未有域外留学经验、却因久居日本而积累出的国际精神，而对丸山真男那种从外部引入“普遍思想”，从而启蒙“内部”的“落后大众”之精英姿态难以认同。同时亦须注意，俊辅晚年对杜威的再认识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发现“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诸位大家中，杜威是极其接近普通人的哲学家”；而在《梦野久作——迷宫中的居民》一书中，他引述了久作与其子龙丸的一段对话：“龙丸，好好看看，这是大黑天真正的样子。但是，这不仅仅是大黑天。这是日本过去天皇真正的样子。日本的天皇，本来也是百姓农夫。你好好记住这个。”这显然是一种为哲学权威、天皇降维的“反精英”倾向。借用其友竹内好的话来讲，就好比唱片的A、B面，“对于不想听上面的旋律，而想听下面的旋律的人来说，反过来就有另一个中心。”然而，反精英、去中心固然可以破解精英神话、国家神话，但同时，在其对立面的“再中心化”是否也造就了另一个神话？而其结果，20世纪后半叶的东亚史乃至世界史早已给出了答案。
梦野久作三代
近年来，鹤见俊辅的著作在国内多有译介，他的主要作品《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等都已被译入中文读书界。有趣的是，俊辅的本业是实用主义哲学，他的代表作之一的《美国哲学》等却鲜见问津者。在中国，他并不是作为一位美国哲学研究者被理解的，而是作为一位活跃在战后的日本思想家被接受的，这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俊辅的一生似乎总在站在边缘消解中心、以恶反观善、以大众挑战精英、以“黑社会道义”破解“理性判断”、以经验重审“超自然”（木田元在《反哲学入门》中将哲学式思考成为“超自然性的思考”）、以生活省思哲学。他并不是一个建构者，在战争与革命的“短20世纪”，他始终是主流、正统、精英、权威、强者的叛逆者和挑战者。
哲学家即为爱智者（philosopher），据说以此自称的苏格拉底就对那些以“智者”（sophist）自居的人极为反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俊辅的一生实则就是在哲思与生活、观念与行动、抽象与具象之间不断做着循环往复追寻的一生，直至“老聩”。年轮对他而言，也并不构成自我圣化的资本抑或认知更新的屏障，“他有一种智性野心，试图将'老聩’作为一种方法，通过记录日日的碎片，再次参与新的冒险。现在的自己，或许在那里能够遇到尚未意识到的自己。”而不正是一种彻底的哲学家姿态吗？在中国出版的两种论著，也正是由于他带着生命体验和批判性反思的视野，不断将实用主义哲学、符号论观念应用于对日本战时、战后现实生活并加以检视和省思，从而发展出的对日本文化、社会之独特理解。
“我们是无辜的”
此番受萧轶兄之邀为黑川创的《鹤见俊辅传》撰写评论，于我而言，虽难当此任却也乐而从之。然而，展卷读罢，却发现问题并不简单。黑川创是一位自其父辈起便与俊辅交厚的小说家，书中的一张照片摄下了1965年其时尚不足四岁的作者执父之手参与京都越平联第二次集会的幼小背影，书包上以英、日文写着“我们是无辜的”。知人论世是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重要前提，在直到2015年俊辅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中，作者与传主之间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从生活到行动，从个人到家族，从家族再到国家，黑川以大量的史料，带着同情之理解，以小说家所独有的文学才华写作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传记，我们可以从中窥见鹤见俊辅个人史、以及以其家族的人事网络为纽带铺展开来的日本百年史。同时亦须注意，黑川固然抓住了俊辅人生中的两个重要关键词——生活与行动，并基本以此结构篇章，但作为一个重要思想家，俊辅与每个时代议题、思想界敌友之间复杂交错的知识联结自然也是断不容忽视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熊英二的《“民主”与“爱国”》中关于鹤见俊辅的相关讨论，以及他与上野千鹤子两位提问者对俊辅的访谈——《战争留下了什么》皆可拿来并读，事实上本文也只是一篇如此写作的读书札记。在这本访谈录的后记中，上野描述了访谈现场的情形——两位有备而来且话锋犀利的访客与俊辅的“对话中常常出现充满苦涩凝滞的沉默。鹤见先生仰面向天，挤出话来讲。”这种刺到痛处、挠到痒处、直指盲点的紧张感，对理解战后日本的思想生态是不可或缺的口述史文本。我想，拥有黑川创和小熊英二这两位知己，鹤见俊辅是幸运的。
王升远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平体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2月版），译有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原标题为“'叛逆者'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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