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高级工程师庞乾奎在《规划师》2017年第11期撰文，快速城镇化导致城市街区空间形态得以快速重塑，对于这一结果有必要进行评价。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从社会生态视角对街区空间形态进行评价，确定物质属性、功能定位、空间形式、空间行为和场所精神5项评价因子，构建社会生态指数SE-B，最终划分强社会生态、中社会生态和弱社会生态3种街区空间形态类型，并提出相应的规划策略。
[ 关键词]街区空间形态；社会生态；评价体系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11-0120-07
[中图分类号]TU984.11 + 9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庞乾奎．城市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评价体系研究[J]．规划师，2017(11)：120-126．
一
社会生态评价体系的初步建立
（一）街区空间形态评价和社会生态视角的建立
所谓评价是指“判定一些行为的价值的一般过程，不考虑行为所采取的方式” 。因为街区空间形态是城市规划实践的重要领域，对于城市结构形态塑造有着重要影响，所以需要对之进行评价。凯文·林奇建立了“向生态学习”的“性能指标”评价体系，并对波士顿街区空间形态进行实证评价。Serge Salat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起“城市形态—经济社会—环境”的架构来评价综合体。A·拉波波特从人类学角度提出包括形态完整、视觉优先、地域感、密度性和方向性在内的评价标准。此外，吕斌等人也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方法与标准。
上述文献大都侧重于从自然生态视角对街区形态进行评价，但对于“空间生产”导向下所引起的社会生态失衡则关注较少。正是“空间生产”破坏了社区肌理和街区社会生态，导致街区活力丧失。因此，社会生态应该成为街区空间形态评价的新视角。
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评价方法，即从街区尺度的空间形态出发，以社会生态为视角，选择社会生态相关指标，考察空间形态重塑对社会变迁类型、社区改变特征、街区利益重构以及社会行为与空间形态关系的影响。
（二）评价因子选择及其解析
根据差异性、关联性、可细分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进行社会生态评价选择，确定与街区社会生态密切相关的物质属性、功能选择、空间形式、空间行为和场所精神为街区空间形态社会生态评价的5项因子(表1)。上述5项一级指标可以继续分解为 12 项二级指标和36项三级指标(表2)。
(1)物质属性。
物质属性是社会生态组织活动的物质载体，也是社会生态活动的结果，具有实体性、稳定性、广延性和自然性等特征，将影响到居民对建成环境的使用，如交往出行和经济社会生活。物质属性主要表现在空间区位首要性、物理尺度和自然特性三方面。经历了古典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到现代区位论，区位始终居于重要位置，城市街区由于“地理的不流动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 ( 整体性 ) 重新布局”，也决定着街区开发定位和产业发展成败。
街区物理尺度表现在城市的基本单元特征，与形态组织上有着分形同构性，其形态组织原则主要包括土地制度、规划控制、社会生态与建成环境等方面。土地制度强调对土地的分配、占有、开发与利用模式。规划控制确定各地块的开发容量。社会生态强调街区土地利用和空间组合对于社区组织的影响。建成环境强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人为性，即人们获得环境的意义及对环境的反应。
自然环境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生态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与文化发展等。尽管街区已经表现出高度的人为性，但仍然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地形地貌影响到街区规整式或自由式的形式选择，地质条件往往决定着街区三维形态的塑造，气候会影响到建筑通风、朝向等，水文水系有时也是限定街区形态的重要因素。
因此，街区物质空间首先是作为社会生态经济下社会活动组织的空间载体，是街区空间形态塑造的物质框架，也是街区形态塑造开发与空间博弈的出发点和交织点。
(2)功能选择。
功能选择是空间形态塑造的主要内容，是认知街区开发的基础，包含着价值判断、选择、比选和导向的综合行为，具有动态性、复杂性与综合性等特征，并常以一种功能主导伴随着多种辅助功能，将直接影响到空间形态及其社会生态。主要包括功能定位和功能选择两方面。
街区功能定位取决于地块价值所决定的商业导向或社区导向、开发动机和设计方案，并最终决定了街区功能的社会生态结果。街区功能选择意味着对功能复杂度的取舍，是衡量社会生态的重要指标，其两端是高度单一性和高度复杂性，可借用生态学领域的辛普森指数(Simpson指数)来衡量。
街区功能定位和选择需要从内外部两个维度进行综合判断。内部特性决定了街区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外部特性主要是外部人口与政策对街区功能的影响，从而改变着街区社会生态。功能选择对于街区社会生态来说具有物质性意义，市场机制下表现为将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商业化开发以谋求经济增长目的，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生态边缘化。
(3)空间形式。
空间形式起到规定街区功能的作用，是记载了历史记忆的历史沉淀，表现为街区形态、建筑类型与建筑风格等，具有几何形、抽象性、不可见性和形式表 3 马歇尔提出的 4 种类型街区的关联一览 自主性等特征。斯蒂芬·马歇尔在总结街区形态分类的基础上，提出4种形态和结构类型分类(表3)。本文认为这四种类型也可以称为网状式、自由式、方格网和鱼刺状(平行状)4类，其代表性街区分别为上海新天地、天津五大道、重庆新天地和汉口汉正街等。
尽管空间形式会对功能起到规定作用，但功能导向也往往影响到形式的选择。以当前众多商业导向街区的综合体、商业街区和郊区商城3种类型为例加以说明，综合体集办公、居住、娱乐于一体的复合功能特征，使其选择大型块状建筑形式；商业街区延续沿街布置商业建筑的街道形式；郊区商城表现为专业市场的物流街区形式。
空间形式具有历史传承的稳定性和融合创新性。空间形式虽经历历史变迁而仍为当代人所用，是对当地街区营建的历史归纳，传承了当地建筑文化与风格；功能基于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适应性，经历了在地化的适应演变，满足了当地经济社会需求，属于融合创造。经历了稳定、创新、融合的空间形式演变历程，空间形式逐渐成为社会生态组织规则制度、空间层次划分和地方性再现的空间表达。这种源自历史传承的形式表达，在遭遇商业化快速改造或引入新形式的冲击下，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生态的类型学意义。
(4)空间行为。
空间行为是社会生态组织具体活动的表现，是城市活力的具体体现，表现为社会交往活动，呈现了街区空间社会生态。对此，路易斯·芒福德提出的“城市剧场”、简·雅各布斯提出的“街头芭蕾”和杨·盖尔提出的“交往空间”都很好地阐述了街区空间行为的丰富性，可以用空间行为多样性指标反映这一街区的社会生态指标，也可用辛普森指数D来计算和表示。
空间行为与空间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良好的空间形式既是人们空间行为的结果，也对空间行为起到引导或制约等作用，清晰明了的空间形式更容易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比如说稳定感、安全感和庄严感等。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空间行为。空间行为同样取决于不同人群的行为目的和观念，构成空间行为多样性、互动性和社会性的基础。其中，多样性是街区中各种行为可能性的总和，这些行为选择可能性蕴藏在个体之中；互动性是基于多种可能性的空间行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这是街区空间作为社会交往活动的根源所在；社会性构成了市民社会的空间基础。
上述空间行为特性对街区社会生态有着重要影响，表现在应对社会变迁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两方面。当社区提升为商业街区，居民往往比较消极，大部分被动迁移到郊区的新社区，其社会生态往往较差。反之，积极、主动融入的新社区，则很快建构起新的社会生态。会生态意义，这表现为基于地缘意识的“半熟人”次属社会网络的形成，在这个社会生态网络中各种交谈、舞蹈与路演等多元社会交往模式得以形成。
(5)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是衡量街区空间社会生态的最终依归，强调了街区空间的意义和重要性，具有集体性和地方性，是社会联结的纽带。场所精神起源于古罗马信仰，认为人与场所因神灵的守护而具有场所意义。街区空间作为场所有着自身的结构，应以“‘空间’和‘特性’加以分类分析，‘空间’暗示构成一个场所的元素，是三向度的组织；‘特性’是指‘气氛’，是场所中最丰富的特质”，构成了社会生态的重要指标之一。
场所精神首先表现为街区存在的完整性和社区居民的街区认同意识。街区存在包括作为街区主要填充物的类型建筑和作为街区文化标志的标志性空间两方面，是空间形态理解的关键因子。街区认同意识可以分为文化信仰和情感体验等，包括空间完整性、生活便利性、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等。
场所精神对街区社会生态有着重要影响。良好的场所精神带来有序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些街区可以带动城市活力，增加社会交往，丰富社会的异质性。反之，不好的、异化的场所精神则会破坏社会生态，如上海新天地居住社区异化为商业功能，商业因素积极性较高，而作为场所核心的居民却不见踪影，这是因为异化为绅士化空间的场所有着一定的排他性。由此可见，场所精神是体现街区社会生态的核心要素，是社会对街区作为场所的集体无意识认知，表现为空间形态的象征和隐喻。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评价的5项指标可以作为社会生态视角的评价指标，并在这一视角中有着自身的社会生态内涵。
二
评价因子权重和社会生态指数
在街区社会生态评价因子选择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评价因子的权重，并提出如何计算街区的社会生态指数。本文运用德尔菲(Delphi)法确定因子权重，并建立起社会生态指数数学模型。
（一）权重分配原则及计算方法
权重分配遵循突出重点、系统优化与主客观相结合等原则，并引入群体决策机制，形成评价因子的权重方案，以指出评价因子重要性的权数和不同作用，遵循德尔菲法 5 个步骤，邀请 50位精通上述相关指标的专家，对表2中的一级、二级评价因子进行权重打分。限于工作量，只要求给出一、二级两级指标。征询意见表发出去 50 份，收回48份，回收率为96％，属于有效范围。经过多轮德尔菲法计算，得出最后结果(表4，表5)。
由表4、表5可知，物质属性占比较高，达28％，是街区空间形态塑造和社会生态组织的首要基础。令人惊奇的是，功能选择占比最低，这说明了功能选择在街区社会生态组织过程中的复杂性、灵活性与多样性。空间形式与空间行为占比分别为21％和23％，说明相互联系的两者对于街区社会生态几乎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场所精神作为抽象的社会生态指标，占比为19％。
（二）社会生态指数计算
在确定社会生态 5 个大类、12 个中类评价因子权重赋值之后，采用平均值累计法，即采用上述权重标准对街区进行专家打分，求出各评价因子的平均值，最终将评价因子的平均值进行累加即获得该街区的社会生态指数，具体参考表6并建立数学模型。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指数计算模型SE-B(Social Ecology of Block)如下所示：
其中，SE-B指的是 B 街区社会生态指数，以百分比来衡量；UB-Bn是指对应于 12 类二级指标参考赋值标准的打分得分值；n为12类二级指标排列序号；
三
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类型划分
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类型划分涉及到明确划分标准、特征描述和确定指数阈值三方面的内容。
（一）社会生态类型划分标准
目前有关城市街区社会生态划分标准学界研究得较少，但对自然生态类型划分标准的研究则较多，有些学者根据街区自然生态特性划分为自然生态型、半自然生态型和人工型3种类型，也有学者根据街区的自然生态性能划分为优秀型、良好型、脆弱型或一、二、三 3种等级类型。本文参考上述自然生态划分标准，结合城市街区实例中表现出的空间形态完整性、历史文化稳定性和社会生活宜居性的不同程度，从街区社会交往、社会构成、历史传承、建筑形态及社会意义方面切入分析，将街区空间形态分为3种类型，分别称为强社会生态型、中社会生态型与弱社会生态型。
（二）社会生态类型特征描述
上述3类社会生态类型在社会交往、社会构成、历史传承和建筑形态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特征(表7)。
强社会生态型侧重于从居住出发的社会生态视角，而不是从商业、物流等非居住社会生态出发，仍大量保留着原有传统社会生态的街区类型，意味着社区社会生态丰富多元。中社会生态型是那些已经瓦解了既存社会生态的街区类型，意味着原有社区生态已遭到异化而不再具有城市生活街区的社会生态。弱社会生态型也是从居住出发的社会生态视角，而不是从商业、物流等非居住社会生态出发，以某一专业功能(如商业、物流等 ) 为主，但缺乏社区居民融入的街区，因其功能单一、街区活力缺失而呈现出一种弱社会生态性，意味着街区因设计建构原因而不利于街区良性发展并导致社会生态匮乏。
（三）3类社会生态类型阈值划分
为了能够进一步对3类社会生态街区进行量化研究，需要分别确定3类街区的社会生态指数阈值。依据德尔菲法进行第二、第三、第四轮反复赋值，获得最终 ( 第四轮 ) 社会生态指数 (SE-B)赋值表以及强社会生态型阈值下限和弱社会生态型阈值上限，这两个数值分别以两者中位数80和60代替。
根据表８及阈值结果，得出３种社会生态类型的阈值范围，即强社会生态型的阈值范围为80～100，中社会生态型的阈值范围为60～80，弱社会生态型的阈值范围为0～60。根据社会生态指数定义，相应采用百分比，即强社会生态型的阈值为80％～100％，中社会生态型的阈值范围为60％～80％，弱社会生态型的阈值范围为0％～60％。
四
3个街区的实证评价
（一）案例街区简述
根据国内街区建设影响力大、对空间形态评价有学术价值、类型多样化和资料收集便利等原则，本文选择北京南锣鼓巷、上海新天地和武汉新汉正街进行实证研究。北京南锣鼓巷街区的总面积为 1.47km2 ，元代以来棋盘式民居用地约占总面积的 59.28％，2005 年开始以来的规划改造基本保存了原有街区的社区格局。上海新天地的占地面积约为 3km2 ，1997年开始由瑞安集团进行商业化旧城更新，原有社区在更新过程中进行迁移安置，街区保留原有肌理，植入现代商业娱乐功能。武汉新汉正街是汉口汉正街2.56km 2 的拆迁安置区，2011 年开始整体规划搬迁，位于黄陂近郊区，占地面积将近8km2 。
（二）案例街区的社会生态评价分析
根据上文评价指标体系和社会生态指数计算办法，对3个案例街区进行社会生态评价，其社会生态指数如表9所示：
由表9可知，北京南锣鼓巷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指数 值为 88 分，属于强社会生态类型范围，它的一级指标分别与权重参考值差值为4、2、2、3、1。
南锣鼓巷保存了原有街区良好的物质空间格局，传承了原有街区“非”字型街巷空间形式，由于本地居民大多并未迁移，在植入现代旅游业、商业等职能的基础上，引入了外来游客，居民、游客相互之间有着多元的社会交往，使得南锣鼓巷作为历史街区富有场所精神，充满生活气息和活力。这体现了完整物质属性与空间形式、多元空间行为和丰富场所精神所构建的社会生态重要性，尤其是其场所精神指标与权重参考值分差为1分，更体现了作为场所的意义(图2)。相较而言，上海新天地尽管物质属性和空间形式比较完整，分差都是 3，但其场所精神分差却高达8分，这显然是新天地改造使原住民流失，导致其社会指数 值为 70，属于中社会生态类型范围。上海新天地尽管完好地保存了物质空间，也很好地传承了里弄式空间形式，但其功能定位将街区彻底商业化，作为原住民居住地的社区被瓦解，其空间行为沦为纯粹的即时性商业行为，使得少了原住民参与的商业街区场所精神大打折扣(图3)。
武汉新汉正街因迁移式安置导致各项评价因子都很低，与权重参考值分差较大，尤其是场所精神指标分为 11，折射出武汉新汉正街社会生态的缺失，其社会生态指数 值为 45，属于弱社会生态类型范围。作为拆迁安置地，新汉正街街区形成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在迁移安置过程中会受到不确定的经济形势、不完善的配套设施等影响，因此尽管规划物流街区宏大完整、空间形式完美有序，但作为社会生态重要因子的多元化空间行为和场所精神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得以生成(图4)。
五
结论和规划建议
由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可知，对于街区空间形态进行社会生态评价有着一定现实意义，物质属性、功能选择、空间形式、空间行为和场所精神5个指标可以作为具体评价因子，社会生态指数 能够作为量化评价的重要指标，所划分的强、中、弱3类社会生态街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将为街区规划实践优化提供一定参考。
为此，本文从街区规划实践的本体论、方法论和实施评价机制三方面提出建议：①走出利益至上或空间景观的物质性误区，回归街区规划实践社会生态本体，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才是城市的本质，或许这正是应对人类学家所批评的“不在真空中做规划”的良策；②加强规划实践的方法论研究，摒弃推倒式大拆大建，优化有机更新规划方法，引入“非设计”倡导式的合作参与方法；③建立街区规划实践从方案到实施及效果的形态实施评价机制，并将社会生态作为评价街区空间形态是否高质有效的重要视角和指标。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7年11期
《城市街区空间形态的社会生态评价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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