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盱眙驱抗瘟疫纪实

作者：马培荣

庚子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肆掠江城、波及华夏、影响全球，震惊了世人，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也严重地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一瘟疫流行成灾，很可能成为历史上一次难以抹灭的伤痛。江苏省盱眙县在这场战疫中，指挥有方、防控有序、措施有力、管制有效，实现了确诊病例为0的好成果，取得了此次抗疫战斗的完胜。然而回顾历史，盱眙县在民国时期却多次遭受瘟疫的荼毒，留下了累累创伤。这里就和大家说说民国时期盱眙县民众抗疫这些事。

一、盱眙有个鲜为人知的“驱瘟节”

盱眙地形复杂，淮河横穿县境，山区的山洪干旱、沿淮的洪涝水渍经常发生。据史料记载，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夏天，濮阳瓠子口黄河堤决，淹没淮泗十六州县，盱眙亦因此次黄水夺淮而沦为一片泽国。据不完全统计，从唐贞元八年（792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9年）的1100多年间，盱眙地区共发生严重灾害203次，其中大旱93次、大水46次、蝗灾39次，有时旱涝交替、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一年内也会出现多次灾害（《盱眙县农业气候手册》·灾害，1982年）。而且大灾之后必伴大疫，百姓深受其害，民众苦不堪言。史有大疫记载甚多，如：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大雨水，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冻馁疫死者半。嘉定元年（1208年）夏，淮甸大疫，官募掩骼。到了清代后期，灾疫情况更为严重，如：道光元年（1821年）大水大疫。咸丰九年（1859年），盱城因兵燹死者甚众，亦引大疫（清光绪《盱眙县志稿》·祥祲）。直至民国，灾疫仍有增无减。自古以来，盱眙就有“穷山恶水”之说。

古人为了祈求平安、驱除灾魔，只好对天神寄予希望，希望上天赐予平安康宁。所以，民间就出现了一些驱鬼保安的民俗“节日”，如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十五“中元（盂兰）节”等。在盱眙，除了这些节日之外，还有一个“节日”却鲜为人知，这就是“驱瘟节”。

据1936年修纂的民国《盱眙县志·岁俗》载：

夏季五月初一日，居民均用色纸制葫芦，上书“瘟神老爷本姓雷，一见葫芦打马回”等字样，交贴门旁；或系桃树头悬于门楣上，以拒瘟神。并悬钟馗图，以镇不祥。是日，有好事者扎纸船，并抬“降福菩萨”偶像，锣鼓引导，游行全市，曰“收瘟”。居民祀以清香，并用米、豆等类粮食，撒在纸船仓内，俗云：“船内有二瘟神像，以粮食掷打破碎，可以却除瘟疫”。最后将纸制“瘟船”，投诸淮河，如顺水下行，则无瘟疫，不然则否。（《盱眙县志略》，民国25年版）

农历五月初一的“驱瘟节”，其风俗看似“端午节”，但又明显不同。端午节插艾草，驱瘟节插桃枝；端午节祀粽子，驱瘟节祀清香；端午节祭屈原（大夫），驱瘟节敬降福（菩萨）；端午节扎耍线（彩线），驱瘟节扎葫芦；端午节划龙舟，驱瘟节放纸船（瘟船）；端午节饮雄黄酒，驱瘟节挂钟馗像等等。尤其是各家各户都用彩纸扎成各色各样的纸葫芦，悬挂门头（有点像门缨）；又在门旁贴上写着“瘟神老爷本姓雷，一见葫芦打马回”字样的纸条，类似于门对（对联），但不是贴在门上，而是贴在门边。据说一看到门对子如符咒、纸葫芦如悬剑，瘟神吓得就进不了门，这样达到驱除瘟神。再就是“放瘟船”，用彩纸扎成“瘟船”（类似于春节时的旱花船），在船仓中放两个纸扎的瘟神（瘟神公、瘟神母）像，大家用米、豆、大秫秫（玉米）使劲地朝瘟神像身上砸，一边燃放鞭炮“催”着瘟神赶紧走，直到把瘟神像砸得支离破碎，再把瘟船抬到淮河边，放到淮河水中，这样纸船就漂在水上，如果是顺水而下说明今年没有瘟疫，如果逆流而上就可能会出现瘟疫。

 驱瘟节的放瘟船仪式

当然，纸船在淮河水中没有划桨，当然只能是顺流而下，怎么可能逆流而上呢？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当时东北风很大，吹着纸船逆流而上，则预示当年可能出现瘟疫。看来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其实从气候学解释，倒还真有些道理：五月初应该是“阳气为盛”，即东南风为主，这样对农作物、对人畜都有利。如果是东北风太盛，那说明气候反常，对农作物有害，也不利于人畜，不仅年成不好，还可能出现瘟疫。据说，后来因为日本鬼子血洗盱城，这个节日也就渐渐失传了。

朴实的盱眙人正是用这种虔诚的仪式来祈求天神，降福于民的。但是，尽管这样，灾害和瘟疫还是经常肆虐，给盱眙造成重大灾难。

二、民国时的防疫与疫病流行

据研究认为，“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和水系的特点，历史上安徽省就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的省份”。“在‘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历史规律的运行下，安徽自古就是一个疫情高发地区。民国时期恶性传染病在安徽地区的流行，造成了地方民众心理的恐慌和人口的大量死亡，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加剧了农村的衰败，使本已萧条凋敝的当地社会雪上加霜。1932年全国性霍乱大流行时，安徽省的患者死亡率达到36.2%，高于同期江苏、江西、湖南、四川、山东、河南、陕西、浙江、广东、云南、甘肃、青海、察哈尔诸省。”（李忠萍，《民国时期安徽疫情简析》）

尽管当时的政府也做了一些灾害救助和疫病防治工作，但是，疫情蔓延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和当时的承受能力。就拿盱眙来说，在民国期间盱眙的卫生防疫工作已有所实施，如当时的县政府动员民众开展“新生活运动”，每年举行2次大扫除，每个月检查清洁卫生，还喷洒臭药水消毒液。又接种牛痘、注射防疫苗等。同时开展禁烟运动，设置戒毒所。但是此类工作多停留于表面，并未能普及和持久。民国《盱眙县志·卫生》中就记载了当时的卫生防疫等情况：

政府方面卫生行政，除城内各街道，督饬居民，勤加扫除，并设置垃圾箱，以及每年举行卫生运动大扫除二次，舆夫每月检查清洁事项，由县政府会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参加各公法团，会同举行外，如夏季防疫救急，宣传。并实施种痘，其各区各乡镇街道清洁等项，均由县府督责各区署暨各联保主任按时举办，至医师、产婆之登记取缔等事项，尚在设法进行中。

社会方面卫生设备，县城内有“健民”、“仁心”、“中西”等医院，蒋坝镇有“一六”、“普济”医院，设备均甚简单。置国医、国药两业，则仅有国医产婆，舆夫小规模之药铺而已。（《盱眙县志略》，民国25年版）

据资料，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于1928年就颁布了《污物扫除条例》及其实行细则，认为“污物乃一切病疫的来源，微菌原虫的渊薮。欲求铲除龌龊不洁，预防瘟疫疾病，应先谋污秽物之妥善处理。”要求各省市县最高行政机关或卫生机关联合各机关、各团体及民众，于每年5月15日和12月15日举行两次大扫除，重点清扫尘屑、污泥、秽水、粪溺等污物（杨立红、朱正业，《民国安徽疫病防治研究》）。对于病疫发生的管理，当时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也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及实施细则，将伤寒、霍乱等9种疾病列为法定传染病，并制订了管理与预防办法。1931年，安徽省民政厅还严令各县政府、各公安局精准调查，按月填写法定传染病月报表上报（1931年，《安徽民政月刊》）。

     悬挂钟馗像驱除鬼蜮瘟神

但是，一年两次的大扫除根本无济于事，而且不少地方只是做做样子、应付检查，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加上缺医少药，医药条件和医疗手段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贫困之中，受到多种疾病的折磨。如民国初，盱眙全县仅有中医38家，中药店61家，西医诊所29家。其中在盱城的西医诊所1所（健民医院，院址在后街，由肥东基督教徒童健民携其表侄方志涛到盱眙创办）、中医诊所5所。直到1948年，开业的诊所也只有18家，其中中医诊所11家，西医诊所7家，另有中药房7家（顾克明，《盱眙近代卫生事业发展史略》）。

对于盱眙来说，传染病、地方病更是害人至深，医者也是想尽办法予以预防和治疗。如预防天花，在清末民初时，是将天花患者的疮疖接种在健康儿童身上，以此进行免疫，但有时会出现排斥反应，容易引发疾病，造成死亡。后来逐步改为接种牛痘疫苗，这样相对比较安全，但自费接种，花销颇大。当时一个婴儿种痘，夏季要麦子2斗，秋季需稻谷4斗，多数农家无力承担。民国期间，政府虽然也进行过免费接种防疫苗，但接种者寥寥无几，最多每年也只能接种千人次左右。以民国23年（1934年）几种疫苗接种情况为例：接种牛痘疫苗的只有532人，接种伤寒疫苗的只有206人，接种霍乱疫苗的只有116人。这样的比例实在是太小，因而多种疫病从未得到有效控制。在盱眙历史上，就曾流行过天花、霍乱、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流行性脑膜炎、乙型脑炎、麻疹等20余种急性传染病。以霍乱而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县城大流行，每天死亡数十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夏，马坝、仇集大流行，有的人家死绝，有的村子人死去一半。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夏，县城再次大流行，又是数百人丧生。其他如伤寒、疟疾、疥疮等，也是长期猖獗肆虐（1991年，《盱眙县志》卫生）。

灾害、瘟疫的肆虐使得盱眙人民困苦无助，当时的县政府依照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的“救济院组织法”的规定，也开办了一些救济事业，但因救济经费短绌，原来应该设置“八所”，实际上只在设在大关的“救济院”内成立了“养老”、“孤儿”两个所，其他的“六所”既无名也无实。为了预防疾病，每年夏季，县里也出资购办部分救急药品，散放给贫民，但发放面很小，绝大多数贫民根本无法得到政府的医药救助。遇到大疫，只能依靠社会方面所办的救济事业来补充。当时县城有“世界红十字会盱眙分部”，有慈善人士开设的“接婴堂”、“施棺处”，其经费均为私人捐助。如遇突发性、重大的天灾人祸，只能临时组织筹募救济（1936年，民国《盱眙县志略》卫生）。

三、民国二十一年的瘟疫与救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盱眙发生了特大瘟疫。前一年，从2月开始，连续百日大旱，春种无法进行。到了5月，又是持续70多天的连续大雨，山洪暴发，淮河暴涨，全县三分之一的耕地被淹，大部分农田受渍成灾，灾民21万人，占全县人口三分之二。水灾之后，夏季天气炎热异常，加之卫生条件太差，一时疟疾、痢疾、霍乱横行。一人得病，往往传染全家，尤以霍乱病最厉害。

霍乱俗称“瘪罗痧”，人得了这种病，上吐下泻，身体水分骤然减少，严重失水导致身体虚脱，连手指头的指肚都会因失水而干瘪，故称“瘪罗痧”。如不及时抢救，病人半日即亡，死亡率特别高。据王沛霖先生回忆，当年盱城霍乱瘟疫盛行时，一天都要死亡几十人。棺材铺原有的存货都被一抢而空，棺材铺的木匠连夜加工棺材都来不及。有的没有棺材收殓，只好用芦席卷起来埋了。

王沛霖先生当年亲历此疫，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棺材铺里有的木匠也感染得了病，还在坚持干活，手拿着斧头劈木材，突然眼前一黑，手一松斧头掉在地上，人也一头栽倒，即刻气绝身亡，连医治都来不及。有一富户人家死了人，就请来庙里的和尚到家里做法事、放焰口，超度亡灵。当时天气异常炎热，这些和尚还要穿着袈裟，手执法器，登坛礼佛，口念经文。有的和尚也染了病，嘴里还在念着经，身体却慢慢不支，一阵眩晕，一个倒栽葱倒于坛下，突然死去。王老先生说，当时看到此类情景，觉得非常可怕，令人胆寒。在这次连续十余天的瘟疫中，盱城每天都要死掉二三十人，一个不到万人的小县城，总共死亡了300多人，其中不少是一人得病、染及全家，死绝灭户的就有好几家。这在盱眙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王沛霖，《盱眙民国期间几次特大灾害史实纪要》）

 中医针灸师对霍乱病患者实行义诊

当时，新县长王馨兰于1932年6月匆匆来任，刚到就遇上这等千年不遇大瘟疫，一时手足无措，方寸皆乱，也拿不出好主意，只好召集县城的乡绅、医师商量对策。大家看到平日的乡亲们一个一个倒了下去，很是着急，建议购买“臭药水”乳剂（消毒液，又名煤焦油皂液、克辽林）喷洒，组织打扫卫生以消除环境污染；再则注意饮水安全，要求不直接饮用淮河水，改用井水，或用明矾进行河水沉淀。并针对病患人数骤增的情况，组织全城医生开设义诊，抢救病患市民。一时，城里的中医、西医、针灸医生等，纷纷投入到这场救死扶伤的抗疫之中。据王沛霖、顾克明、宋冀平等回忆文章记述，当时主要采取了3条措施：

一是设立急救门诊。城内的杨淑涵、杨庆堂、张子珍、李海门、王干清、欧佩森、宋孝先等中医，相约一起，在财神庙前设立义诊，用芦柴席子搭起大蓬，摆上案桌，为病患者诊治。对前来就诊者，如家境殷实的则捐交一些善款，用于购药送药；对贫苦百姓则免费诊治，还免费送药。

二是免费施药汤剂。在财神庙前、夫子庙前各设一个“施药点”，支起一口大锅，用本地山区盛产的中草药放到大锅之中，熬制成中药汤剂，免费提供给轻度患者、周围住户和过往行人饮用，以用于防治。虽然这些都是土方子，但是效果却比较明显。

三是针灸救治患者。组织针灸师傅使用针灸办法对于病患者施救，非常有效。如黄牌街的王象铮、土街的林九，以及理发师郑德全、回民马耀宗、菜农刘尚义等，都以针灸抢救患者，夜以继日，不收分文。在当时，盱城的一些中老年理发师傅大多都懂得一些穴位，会点针灸，在郑德全等倡导下，是凡懂得针灸的理发师傅全部投入救治患者，当时有顺口溜说：“放下剃头担，拿起银毫针，瘟疫浑不怕，一心救苍生。”像东岳观的孙师傅、西官路的黄师傅、前街的吕师傅、王师傅、顺河街的王师傅、近圣街的李师傅、钱师傅等，都加入救治行列。就连家住五墩的柏璜奠师傅，也带着十几岁的儿子柏立智每天赶到老北头，参加救治。

在当时，许多医生义诊救人、精神可嘉，有的则被《县志》所记载。如：

王象铮。家住黄牌街，百姓尊称“王八爹爹”。霍乱流行，王象铮积极参与抢救，只要病人前来求医，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他都是随叫随到，一直如此。穷苦的乡邻前来求医的，王先生一律义务诊治、不收分文。就这样每天都能治愈好多人，因而名气大震。地方士绅及商界专门给他送去一块功德匾，上题“功同孟英”四个大字，将他与清代名医王孟英相有一比。

欧佩森。在病疫流行时，欧家常有十几个病人求医，都受到精心治疗，对穷人还予以免费。他还研制出肝汤合剂、胆肾良汁、松香膏剂等方，疗效显著。

宋孝先。家住后街，在“济康药房”坐堂行医。霍乱流行时，他与杨淑涵等中医在财神庙设义诊，自己参与昼夜值班，对贫苦百姓免费诊治，挽救了许多垂危的病人。在他儿子宋冀平那里，至今还在珍藏着先生当时的治疗方案、处方手迹和使用的医书。

 宋孝先先生当年开具的药方和使用过的医书（宋冀平保存）

马耀宗。住在后街，是回民，平时经营牛肉食品，但他深懂针灸，经常免费为人治病。霍乱流行时，求诊的人不绝于门。他暂停了食品营业，专门为患者针灸治病，从早到晚，不分昼夜，随来随看，从不收取分文。病人水泻、呕吐，他只下5针，即：两膝的“足三里”、两手的“合谷”，还有“水沟”穴。下针一小时，停几分钟用手捻搓几下，患者经络的血液循环逐步正常，立刻转危为安，效果相当显著。

郑德泉。家住近圣街，是理发师傅，针灸手段十分高明。只要左邻右舍的人请到他，他从不推辞，不取分文。瘟疫期间，他停下剃头担子，邀集县城里懂得针灸的剃头师傅摆设义诊，为患者诊治，日夜不停。他还指导其他师傅如何找准穴位，商榷用针方法，提高诊治效果。

正是这些社会“土医生”的努力、“土草药”的功效，抢救了不少重病患者。而那位王馨兰县长，因防疫不力，在盱眙任上只干了3个月时间，就在这年的8月份便调离盱眙，到外地去了。

严重霍乱瘟疫重创盱眙，使得盱城市面萧条，哭声不断，其情其景惨不忍睹。为了善后，乡绅纷纷举善，救济灾民。家住涧沟渡的倪时甫尊称“倪五先生”，他发现灾疫之后，不少贫病人家生活不下去，只好把刚刚生下的婴儿丢弃，便在东官路慈氏山下设了一间“接婴堂”，专门收养弃婴。他又联络张介藩、傅静波等大户的支持，在西官路“昭忠祠”旁办了“施棺处”，献出自家的数十棵大树，赶制了30多口棺材，施予病患死亡无钱安葬者。他看到有的人家贫困交加、无粮无钱、揭不开锅盖，就在夜晚到穷人居住的乱石滩、老船塘一带，看到哪家是断炊户，就包一点钱悄悄地从门缝塞进去，不留姓名，接济这些贫苦人家买点粮食糊口，此称“送黑”。倪时甫之善举深得灾民感涕，人称其为“倪善人”。

民国28年（1939年）夏，盱城再次霍乱大流行。还是这些善举医生救病患者、善举的乡绅救助于危难，中医杨淑涵、王干青等发起各界人士捐款救济，在财神庙设急救门诊，张子珍、杨庆堂、宋孝先等又参加值班，日夜救治病人。又组织针灸师傅辅之针灸进行抢救。对贫苦人免费就诊。当时，还有几位中医先生专门配制了一些特效的药方散剂、汤剂，如：藿香正气散、霹雳散、六一散、盖元散、五苓散等，由药店配供发放。杨淑涵、朱锡培等合伙开的“新泰山药店”，不仅对穷苦病人不收诊金，还自己贴钱给药。杨先生在处方单的右上角写有“免费”二字，穷苦病人只要凭着这张写有“免费”二字的药单，就可直接到药店取药。

新中国成立后，盱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天换地，改善环境，发展卫生事业，加强人民群众的保护，逐步消灭的霍乱、天花、麻风、白喉、恶性疟疾等传染性疾病，人民群众饱受瘟疫之灾的状况终于得到全面改善，过上了富庶、安康、祥和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盱眙县逐步完善城乡医疗设施、疫情预防和保障体系，实行合作医疗，开展群防群治，防止了重大疫情的再度发生。1991年，盱眙人民战胜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2020年春季，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肺炎流行，但是盱眙领导有方、管控有序、措施有力、管理有效，实现了确诊病例为零、生产生活安全稳定的好成果，取得防控新冠病毒战疫的完胜。还先后派出4批医护人员赴鄂，驰援重疫区，为全国性的抗疫胜利贡献力量。这些都有力地证明：还是新中国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

【参考资料】

1、王锡元纂，《盱眙县志稿》，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

2、王汾主修，《盱眙县志》，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3、张恩钤主编，《盱眙县志》，1991年8月

4、王沛霖，《盱眙民国期间几次特大灾害史实纪要》，《盱眙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4年8月

5、范养群，《盱眙乡贤倪时甫先生》，《盱眙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1993年6月

6、顾克明，《盱眙中医药发展概况介绍》，《盱眙历史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

7、顾克明，《盱眙近代卫生事业发展史略》，《盱眙历史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8、宋冀平，《纪念父亲宋孝先诞辰110周年》，2019年

9、李忠萍，《民国时期安徽疫情简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5期，2013年10月

10、杨立红、朱正业，《民国安徽疫病防治研究》，巢湖学院学报，2013年15卷第2期，总第119期

11、王志国，《民国时期安徽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灾害救助》，灾害学杂志，第24卷第3期，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