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当我和女儿从新西兰来到悉尼的时候，老公已经买下了这个在悉尼北岸一条小街上的转角咖啡店。看着与照片上大相径庭的小店，我笑着对他说：“简直是吹牛，这哪里是咖啡店，看上去就是一个杂货铺而已。”
这个店的店铺很小，进门的地方，一个半新不旧的咖啡机放在陈旧的木桌上，右手边的橱窗里放着三明治和蛋糕，左手边的货架上叠着各类生活用品，中间一个长条桌上放着各式饼干和甜食。这里看不到一般咖啡店该有的精致的咖啡杯，只有设计简单的黑白两色的外带咖啡纸杯，也没有舒适惬意的桌椅，只有二张不知哪个年代的书桌和二个长条板凳给客人等候和稍作休息之用。店铺里唯一看上去精致的也许只有挂在房顶的两盏吊灯。当时，陪同老公一起从新西兰奥克兰过来看咖啡店生意买卖的三组家庭，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个店，大家都嫌它小，嫌它旧，嫌它没有象样的厨房和烤箱，一致认为不适合做咖啡店生意，也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只有老公觉得这个店因为小反而方便打理，考虑再三就买下来了，而其他二组的朋友至今也没有在悉尼看中任何一家店铺。
“你要相信我的眼光和判断，我坐在店外面的长凳上观察了两个星期，这里的客流量真的很不错。”老公很有信心地对我说。
好吧，比起眼光和判断，我更欣赏他的行动力。有时看得太多，想得太多，反而更会犹豫不决。
过往的荣耀
确切地说，这个小店的前身就是一个杂货铺之类的便利店。
据住在当地几十年的老客人介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个从纽澳军团退伍的军人买下了整个街角，他的太太先开了一个牛奶吧，只卖牛奶，面粉和糖果，后来又在两边开了蔬菜店和理发店。没过几年，夫妇二人又建了一排商铺，陆续把那些商铺租出去，又开了不同的店面。老太太一直在这个牛奶吧里工作到七十岁，然后交由女儿打理。六十年代，夫妇两人把街的另一头土地捐给了市政府做了儿童乐园。老太太一直活到一百岁，还获得了女皇勋章。她百岁生日那天，市政府以老太太的名字重新命名了儿童乐园。经过了几十年的沧桑巨变，这个街角已经颇具规模，从肉店到药房，从理发店到房产中介，从理疗店到玩具租赁店，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商圈。虽然每个店的价格都比其他同类的店要贵出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但因为远离闹区，相对停车方便，又靠近一所中学和儿童乐园，客流还是不少。
老公成了这个小杂货店的第五任，也是唯一的一任华裔店主。第一任店主的女儿退休后，转到第三任店主手上，可惜他天天热衷于赌钱，每天下午三点不到就关门大吉，最后连租金也付不出，不到一年就被第四任店主无偿得到了这个店铺。当时正值澳洲经济最好的年头，不仅澳币坚挺，普通人的购买能力也超级强。在我们刚接手生意的时候，我就多次看见有在西澳做矿工的工人每周打飞的来悉尼看女朋友，拿出来的皮夹里塞满黄黄绿绿的现金。那个时候每天店里都要掀起几个小高潮，不是老师家长来买咖啡，就是工人来买午饭，或者就是孩子们放学来买糖果或冰激凌。
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一睹好莱坞奥斯卡影星的素颜风采和退役奥运冠军的矫健身姿，或者偶尔与商界精英和政坛新秀聊聊家常。
看上去那么好的一个小店，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第四任老板还要把它卖掉，而且她住的房子到店里只要步行两分钟。
在交接生意的那两周里，我似乎有点明白前任老板眼里的＂累＂究竟是指什么了。
第四任老板娘是个澳洲土生土长的欧洲后裔，留着飒爽的短发，声音洪亮，体态微胖，做事麻利。她每周从周一工作到周六，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基本都在店里忙碌，每个周末还要把店里一周用下来的抹布带回家清洗，连同每个员工的脏工作服，然后再折叠得整整齐齐地在周一带回店里。光这一项工作就要占用周末半天的时光。当她在车库里演示如何油炸店里做三明治要用的鸡胸肉时，我就更明白了。那诱人的香味从她家半封闭的车库飘出去，也许只会招来街坊邻居的垂涎欲滴，但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可能会被邻居的唾沫淹死，或者被市政府的罚单淹灭。后来我们算了一下，与其这样亲力亲为，不如直接从供货商那里订购，虽然每片鸡肉会至少贵出五毛钱，但毕竟少了很多事。然后我们也开始规定那些抹布必须随用随洗，工作服也是让员工自己带回家洗，才保住了自己每个周日的休息时光。
第四任老板娘还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她的三明治名字，说那些都是她曾经去过的意大利城市，以至于客人选一个三明治就像去意大利逛了一圈一样，从罗马，米兰到拿破仑，从威尼斯到塔斯卡纳。但当她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后，惊讶无比：“哎，我就是没有去过那里呀。也许你比我更适合做这个店的老板娘。”
“你在便利店的模式上加了一个咖啡机，增加了商品内容也提高了营业额，是个真正的好老板哦！”实际上我很佩服她的创新之举。
而我的名字其实就是以前大学里外籍老师按英文字母给随意取的，没想到那个凭圣母百花大教堂而闻名的城市名，让我的名字和那些三明治的名字出人意料地浑然一体。凡事就怕有意义，如果当年读大学时候的我知道这个英文名字是用来做一个杂货店的小店主，也不知道当时我还会不会那么用功地学习。
在这样一个富有历史感的小店里工作，我们也不愿做很大的变动，保留了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特别是每样商品的价格，尽量保持不升也不降。新老板上任的唯一一把大火就是把店里的员工基本都辞了，因为他们大都住在市中心，常常迟到早退。除了后厨做三明治的，特地从隔壁的男校里招来高年级学生或是毕业生在前台泡咖啡。老公对咖啡师的要求就是高和帅，再加上一点要求就是他们的父母必须是店里的常客。这样一来，认识这些咖啡师的老师，家长和同学都会来店里既买东西，又聊天，小店很快就成了又一个社区中心。
那个男校的男孩子，到了高年级，几乎个个至少一米八五，而且都是彬彬有礼，在店里一站，不管咖啡泡得怎么样，自成一道风景线。只是我和老公都觉得维护这道风景线的成本很高。同样的工资，如果我请一个华人员工，一定是干得又快又好，但请这些小帅哥，碰到忙碌的时候，我们就还必须再配一个员工帮他接单或是给他泡咖啡打下手。没办法，那些学生其实在各自的家里本来也不做什么家务活，工作起来慢条斯理的样子，只要客人不嫌慢愿意等就可以了。在客人们聊天的时候，老公也积极参与他们的谈话，渐渐地，他不仅英语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超强记忆能力也有了发挥的地方。他很快记住了几乎所有常客的名字，以及他们孩子的名字，甚至包括宠物狗和宠物猫的昵称。只要客人一进来，他就能热情地叫出他们的名字并做出他们想要的咖啡，客人就会特别开心，也就特别容易聊起天来。于是聊天的任务就变成了老公的任务。不到一年，老公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固定顾客群。
因为要与店的古旧风相配，店里用的收银机也是个老古董，即便已经外壳破旧了，老公也没舍得换。因为不可以扫码，还是需要一定的记忆力和心算能力。老公常常抱怨那些学生的心算根本不行，常常抽空教他们十以内的加减心算法。但比起老公在意他们计算的速度，我更在意他们计算的准确度。算少了，我们不开心，算多了，顾客不高兴。好在我们的顾客都是绅士，大多数时候，即使少收了他们的钱，他们也会主动提出来。
不过我们还是碰到了一些特别的客人，比如有些老太太就特别不要女孩子泡出来的咖啡，但只要是男孩子做的咖啡，哪怕他还是一个新手，老太太都会满意而去。有些客人也会不屑于帅哥打的咖啡，每次拿起咖啡杯，还要做个重量测试，以此来鉴别有没有足够的奶泡。
有些顾客要求在他的咖啡里只放四分之三杯的牛奶，咖啡师一般都能满足，但有一次，一位客人提出他的咖啡要放八分之七的牛奶，帅哥咖啡师接了单，就茫然地看着我，漂亮的眼睛里明显地露出了无措。还好我心算比较快，对他悄声说：“比四分之三的多一点点就好了。”
看着客人飘然离去的背影，我一边给小帅哥解释四分之三就等于八分之六，一边用量杯演示八分之六和八分之七的牛奶在咖啡杯里到底有多大的区别。
小帅哥却叹了一口气：“做个咖啡，真的要搞成象做个实验一样吗？”
“这样才显得你更专业呀！”虽然店里的咖啡手都经过品牌供应商的培训和考试，但是课堂上教的的知识毕竟不会那么全面。
要说喝咖啡，其实就是喝个心情，也许真的一点也不错。我们要做的，就是无论客人以什么样的心情走进店里，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心情走出去。
当那些小员工的家长发现他们的孩子在我们店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不仅心算能力有了提高，连做家务的能力也有了增强，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他们自己无法说服孩子去剪掉那一头长波浪烫发，就把锅甩给了我们：“你千万不要对我儿子说这种发型好看，我已经跟他说了，再留这样的头发，你老板就不让你去上班了。”
看着小帅哥妈妈披肩的金黄色长发，我觉得他儿子长得很像她，深邃的蓝色眼睛嵌在圆圆的脸上，就如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洋娃娃一般。“你知道的，我有四个儿子，如果最大的儿子做了这个榜样，其他的孩子我真的更没法管了。”帅哥妈妈满脸忧郁地对我说。
“好吧，那我试试。”其实，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倒是觉得他儿子一头酷帅的金黄卷发很漂亮，但配在他的圆脸上，的确还是秀气有余，帅气不足。
想着她妈妈的嘱咐，我只能对小帅哥说：“你知道的，老板不喜欢你们上班时把两只手放在衣服兜里，显得无所事事的样子，他更不喜欢你们在打咖啡的中途，用手时不时地去撩一下头发，这样看起来很不卫生。”这个时候，我把锅甩给老公，是个更好的办法。
“只是我也没有一定要你去把头发剪了，只要你上班的时候把头发绑起来就行了。”
结果没几天，小帅哥可能觉得圆脸配马尾辫很难看，就真的把头发剪掉了。他的父母高兴极了，等到这个小孩大学毕业找到新工作，就把他的弟弟也推荐进来上班了，而且好几家都是这样，以至于有一阵我们店里的咖啡师都快变成兄弟联盟了。
四年后，我们把店里那个陈旧的木桌连同那台旧咖啡机一起换了，做了一些新的柜台，更合理地规划了工作流程，连货柜上的日常用品也重新摆放了一番，试图提高单位面积的利用率和工作效率。
但不管我们怎样努力与员工和顾客保持着良好关系，也无论我们怎样用心地去调整店面的布局和商品的结构，都无法遏制营业额的一路下滑。
今日的尴尬
2013年2月，著名记者兼美食评论家简．格拉夫（Jane de Graff）在悉尼网上杂志Broadsheet 中发表了一篇对悉尼七家便利店的现状调查报告。参与调查的店主，不管做了四年还是十五年，都对这种小店的前景显出极大担忧，普遍认为大型超市是小型便利店的最大威胁，一般的顾客可能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会光顾这类小店，并觉得当时对这类店最大的挑战就是报纸销量的大幅下滑，因此有几个店还增加了DVD的租赁业务来增加营业额。
这种情况还是在七年前，如今，还有多少人会看报纸或租DVD呢？在现今的社会里，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便利店，只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搏斗者，一边有大型超市的围攻，另一边有Seven Eleven之类的一元钱就可以买到一杯从自动机器里出来的咖啡的竞争，要想生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这些围攻和竞争，我们还要直面市场上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价格不等的家用咖啡机的挑战。常常会有客人对我说：“我很喜欢你们店的咖啡，可不好意思，我家里新买了一台咖啡机，恐怕不会再来买咖啡了。”
有的客人真的从此就不来了，但有的客人过了几个月又回来了。
“怎么样，你家里的咖啡机用得还好吗？”我很好奇地问。
“哎，别提了，经常坏不说，清洗也很麻烦，而且做出来的咖啡就是没有你们店里的咖啡好喝。“
这个时候，老公就会很自豪地给客人展示他的咖啡机。“你看，我打一杯咖啡需要用到三个机器，每天早上我都会对每个机器做一番调整，适应咖啡豆的不同湿度和温度的变化。家用咖啡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但不管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我们都损失了一批客流。
我们精挑细选的商品，本来以为真的就像商家说的那样只在小店铺里才可以买到，可没过几个月，就看到这些商品也进驻了超市。我们从供应商那里拿到的报价，比一般超市里的零售价还贵，更不要说如果碰到超市特价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所以当有客人抱怨店里卖的牛奶太贵的时候，我只能跟他们解释我拿不到象超市巨头那样可以拿到的超低进货价。
还好，一般只要能踏进我们店里的客人，都会理解这一点，多少会买一点东西回去。
特别在今年的特殊时期，我们的小店也经历了更严峻的考验。
当看到曾经天天或西装笔挺或浓妆淡抹的顾客穿着休闲服，眯着瞌睡眼就进来买咖啡的时候，我从心底里希望他们的生活可以早日恢复正常。大多数客人，也许毕竟有了近十年的交情，没有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另眼相待。一开始他们还会问问我，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吃蝙蝠，我只能回答他们：“这只是极少数人的爱好而已。”但等到疫情大面积扩散的时候，客人反而都不再说什么了，只是会抱怨有些东西他们在一般的超市根本买不到。那段时间，老公穿梭在各个供货商之间，尽量去搞面粉，卫生纸和洗手液之类的东西。那些东西的成本价都翻了好几倍，但还是会有人买，以至于那段时间，我卖出去的卫生纸比我们开店十年卖出去的总量还要多。
前不久，我们还碰到过第四任老板娘。她把店卖给我们之后，把附近的房子也卖了。她休整了三年，又在其他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咖啡店，但据她自己说，因为再也碰不到象我们这个店那样好的地理位置，既靠近学校，又靠近儿童公园和车站，她的生意很差，没做二三年，就又卖掉了。
其实，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谓的地段好，永远只是相对的。在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公园关门，车站基本也没有乘客。我们只是运气好而已。我们这个便利店，靠着做一些外带咖啡和充足的商品，以及顾客们的绝对信任，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咖啡店就是打打咖啡，在拿铁上面拉拉画那样的小资情调，但其实看那些真正天天泡咖啡的咖啡师的手，大都不是起茧就是起泡。有个朋友，因为特别喜欢咖啡师的这个手艺，辞去了稳定的公职，自己开了一家咖啡店，但最终忍受不了小店的琐碎，一年后就不干了。还有一个朋友，自己非常喜欢花，就开了一家花店，但受不了天天插花时，自己的手不是被刺破就是被磨破，一年后也不干了。而我们却一直做了近十年。
未来的期待
差不多十年，上海的“全家＂便利店老板可以白手起家，从一个小店铺发展到有二千多个连锁店的商业精英，而我们，却还是只有一个小店。不是没想过扩展，只是没有勇气去做。其实我们只是在赚二份工资而已，周围太多的事实让我们举步维艰，很多人扩展了一个店反而搞垮，有的人一家店赚，一家店亏，等于白干。
我们也曾经努力尝试着跟上时代的变革。三年前，我们花了二千元开发了一个网上订购系统。可能广告不够有力度，也可能根本不符合我们这个小店的顾客的需求，到了一年后撤网，只接过几单而已。
也许我们这种类型的小店，更适合传统的经营模式。
对于明天，我们几乎不敢去想，好像主动权也不在我们手上。有时候想想，明天到底能不能如常开店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第一任店主可以荣耀地捐一个儿童公园，她的女儿也可以靠经营这个小店，继续在悉尼和澳洲各地买房产和农场，就算到了第四任店主，她每天也可以数营业额数个十几分钟，而到了我们，只能每天看着客人用信用卡和手机付费的电脑账单发几分钟呆而已。
就这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开一天店做一天生意好了。也不知道多年以后，会不会还有杂货店和咖啡师呢？也许有的时候，可以足不出户点一杯咖啡上门是时尚，但真的到了必须足不出户的时候，可以出门买杯现磨咖啡就是奢望了。
只是当我跟别人介绍自己时，我还是会说我开了一个转角咖啡店，不是因为这样会显得更高大上一点，只是觉得这样更浪漫一点，也更温暖一些。
因为我在这里遇上了很好的客人和朋友，遇见了可以给我儿子提供第一份实习工作的老板，有了这份工作的经验，儿子两年前从悉尼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了一家跨国公司；遇见了我女儿的钢琴老师，让她可以成为一个多面发展的快乐开朗的孩子；遇见了给我们提供租房买房信息的房产中介，让我们可以在小店的附近买到心仪的房子，在悉尼真正地安居乐业．．．．．有了这些朋友，我对这个小店的期望也就不再那么高了，今天就算不能开源，我们还可以节流，好像只要能够付我们的账单就可以了。
这个转角咖啡店，在人来人往中静静地伫立着，已成为我们家的精神家园，在这里，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了悉尼的好山好水好生活。
我还是坚信转角会遇到爱，就如我们从遥远的北半球来到南半球，从新西兰来到悉尼一样，人生的转弯，就是让我们遇到更多的爱和惊喜。
作者简介：
翁懿 ，上海人，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科技英语系后留校任教。 2002年移民新西兰后攻读高等教育教师资格文凭和教育学硕士学位,并曾任职于新西兰商学院 。2010年移居澳大利亚后便主要帮助丈夫打理便利店生意。 几年前，终于不再满足于游走在便利店的柜台和家里的厨房之间，开始利用点滴的空余时间写作， 从赖于生存的琐碎里找寻新的生活理想。用不再年轻的眼光回望年轻时的梦想， 对于已经实现的，我心存感激，无比珍惜； 对于没有实现的，我也早已放下，但是转过身，再提起笔 ，却发现因为想写而写， 反而有了更大的动力和激情。
文章：翁懿
编辑：唐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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