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放射治疗科”,在一般综合性医院算是冷门科室。但是,对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简称“肿瘤医院”)来说,却是不折不扣的第一大科室。
这个由临床治疗、放射物理和放射生物室三部分组成的专业科室,临床分为头颈、胸和腹部肿瘤三个专业组,是一支由医护人员、研究员、物理师、工程师和技师等超过200余人组成、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每年收治新患者超过6000名。
作为科室主任,李晔雄已经在这里奋斗36个年头。
从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科室主任、学科带头人,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主任委员,他不仅带领肿瘤医院放疗科在前辈打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也见证我国放疗事业从弱到强的发展,为国家放疗人才培养作出突出贡献。
接过老一辈接力棒
肿瘤放射治疗是利用放射线治疗肿瘤的一种局部区域治疗方法,和手术、化疗并称为肿瘤治疗三大方法。
现在大约50~70%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放疗,其中约有40%癌症可以用放疗根治。放射治疗在肿瘤治疗中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已成为治疗恶性肿瘤主要手段之一,李晔雄介绍。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拥有颇为辉煌的历史。早在1958年,医院就设立放射治疗专科,在当时规划中便大胆设计8个加速器机房,是当时国内最大放疗科。
放射治疗科前辈为科室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建科之初,谷铣之教授等一批老前辈们手拉肩扛,自己动手安装钴60治疗机。
在早期治疗过程中,医生往往会受到很大剂量的辐射。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老一代放射治疗专家们依然为推动中国放疗事业发展作出杰出贡献。“那是一段峥嵘岁月。”李晔雄说。
也是在谷铣之和殷蔚伯教授等前辈努力推动下,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成立。李晔雄说,放射治疗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有一百多年历史,而真正得到迅速发展是最近几十年。
肿瘤医院放疗科在临床和基础科研工作方面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1958年以来,放疗科主编的肿瘤专业和放疗专业书籍正式出版发行40余套;主译或参译专业书籍已出版7套,主编《肿瘤放射治疗学》第一版至第五版和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教材。科研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内外知名专业杂志上超过千篇,其中SCI论文300余篇,包括国际著名杂志。
李晔雄说:“饮水思源,在这些成就背后,是吴桓兴院长和谷铣之教授等一批前辈艰苦卓绝的奋斗,成就了肿瘤医院和放射治疗科今天的成长。”
历经几代人发展,今天肿瘤医院放疗科在李晔雄带领下砥砺前行。他提出的“和谐,严谨,创新,进取”八字科训已经成为科室的魂,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人。这种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的氛围,和李晔雄的性格相得益彰。
确立淋巴瘤放射治疗原则
作为放射治疗科淋巴瘤专业学术带头人,李晔雄在谈到自己选择恶性淋巴瘤放射治疗作为研究重点时说,淋巴瘤在我国比较多见,以往对早期恶性淋巴瘤的治疗原则主要是以化疗为主,他和同事们在临床中发现某些淋巴瘤患者接受放疗后取得好的疗效,“于是,我们抓住不放,开展一系列研究工作,改变某些恶性淋巴瘤治疗原则,通过放疗提高疗效,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
二十年多年来,他努力探索结外淋巴瘤,如鼻腔、韦氏环、胃肠道、甲状腺、腮腺、肺、乳腺和中枢神经系统原发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特点,并开展一系列最佳和规范的综合治疗。
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是中国最常见的外周T细胞淋巴瘤,欧美则比较少见。李晔雄带领团队通过系统地研究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和生物学特征,首次提出鼻腔、非鼻腔上呼吸道和上呼吸道外原发三个亚型分类方法,为同一病理类型不同原发部位患者个体化治疗带来理论依据。并独创性提出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风险分期原则,建立风险分层模型,可以准确判断预后和指导治疗。
在此基础上,李晔雄项目组改变以前化疗为主的治疗原则,确立放射治疗作为早期结外鼻腔NK/T细胞淋巴瘤的主要治疗手段。“之前以化疗为主的治疗方案,患者五年生存率大多低于50%;我们采用放疗新技术后,通过风险分层治疗,早期患者五年生存率超过70%,早期低危患者生存率甚至达到90%。
通过一系列研究,基本确立放疗在早期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治疗中首选和必要地位。
可以说,大部分早期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通过放疗为主的综合治疗可以得到根治。”李晔雄团队通过不懈努力,为更多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李晔雄项目组在国际上首次确立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根治照射剂量,制定了调强放疗技术条件下,头颈部淋巴瘤、纵隔原发B细胞及霍奇金淋巴瘤正常危及器官的限制剂量,运用调强技术提高了临床靶区涵盖度,消除了3级以上毒副反应发生,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经过十多年研究,李晔雄团队对于肿瘤大分割照射治疗方案也取得突破,比如对于乳腺癌保乳或改良根治术后,传统的大分割照射是2 Gy/每次、25次方案,现在可以做到2.9 Gy/每次,15次就完成一个疗程。这一方案已经作为常规治疗手段,疗程大幅缩短,也为国家节省医疗资源。
在李晔雄带领下,项目组在放射治疗多个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李晔雄还参加国内外数部医学专著中有关淋巴瘤章节的编写,并应邀成为国际淋巴瘤放射治疗学会常务委员和国际结外淋巴瘤研究组成员,参与恶性淋巴瘤治疗策略的制定。
为国家培养放疗人才
1984年,李晔雄从湖南医科大学毕业,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工作。他回忆,那时放疗科只有三台加速器,尚未开展调强放疗和三维适形放疗。
随着CT影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现在放疗技术已经由二维放疗发展到三维放疗、四维放疗,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肿瘤。放疗剂量分布也由点剂量发展到体积剂量分布,在体积剂量分布中达到照射剂量调强,在肿瘤得到放疗剂量优化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正常组织照射剂量。
不仅技术发展很快,放疗学科的治疗规则和理念也发展非常迅速,很多肿瘤的治疗原则一直在变,因此对医生的学习能力、知识更新速度,要求都很高。
李晔雄说,放疗科可以说是一门交叉学科。一个优秀的放疗科医生,首先应该是一个肿瘤方面专家,对于肿瘤疾病的发展规律要有充分认识。
此外,还要具备放射肿瘤学知识,包括放射物理学、放射生物学,比如大分割照射的放射生物效应,大剂量对肿瘤的杀伤是大还是小,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是什么程度,还要懂得计算机方面知识。
在从事临床研究时,需要懂得临床研究方法,包括统计学方面生存率的计算、线性回归、连续变量分析等所有相关知识。
一方面是技术更新换代迅速带来的入行门槛高,另一方面是学科的综合性、复杂性,导致放疗人才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都十分缺乏。
“培养一名合格的放射治疗医生,周期通常5~10年。于医院而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培养成本较高;于导师和学生而言,需要掌握很多知识,学习整个放射治疗体系是艰巨任务。”
2000年,李晔雄从美国求学回国后不久,就在放疗科推动住院医生规范培训制度,从临床、教学、科研等多方面培养医生。他还努力推进国际交流,2005年开始将欧洲放射肿瘤学会(ESTRO)系列培训课程引进中国,让国内医生同行有机会学习,并每年选派科室医生去国外参观或接受培训。
除了对本科室医生规范化培养外,李晔雄还着眼于全国放疗人才短缺问题,承担很多全国放疗人才培养工作。
除科室30余名住院医生和研究生培养外,每年还接收来自全国各地30到50名长期进修的医生和物理师,10余名规培住院医生。进修医生在病房和机器门诊轮转,主管一定数量病人治疗,参与值班、抢救及每周一次的学术查房,以此提高临床实践经验。
现在,肿瘤医院已经成为全国放疗医生和物理师培养规模最大的单位,每年慕名报名想来参加进修的医生和物理师数百人,短期参观学习的50至100人。
学术查房制度,让医生迅速成长
循证医学是诊疗基础,但也需要大量医学经验,为了让年轻医生迅速成长,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是最好方式。基于此,李晔雄开创性地推动了放疗科“学术查房”制度。
李晔雄介绍,医生除了日常普通查房,每周还需参加一次学术查房,医生在一起对所有新收治病人病情和治疗方法进行集中讨论。在查房过程中,以每位医生讲解所在组临床一周以来新接收的患者病历和治疗分析为主,同时重点讨论疑难病例,科室主任和资深专家共同把关治疗原则和放疗计划,修正不当之处。
李晔雄说,每一位医生的专业知识都有局限性,各自只能从自己知识出发做判断。以前查房方式,很多时候就是某一个医生说了算,如果这个医生知识比较窄、认知有限,治疗方案就会有偏差。
通过新的查房方式,大家对每一个新收治病人进行充分讨论交流,一个患者治疗方案是不是合适、治疗计划是不是科学都要拿出来讨论,做得不好的地方就进行调整、修正,避免一个人可能基于知识面局限或者判断失误出现治疗方案偏差,会让患者得到更好的规范化治疗。
通过学术查房把所有病例对科室医生进行共享,资深专家将分析思路展现给在场医生,在病例分析基础之上,如果大家认为有价值,可以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
对于年轻医生来说,每周一次的学术查房也是很好的交流学习机会,大家对国内外本专业发展动态、国外最新文献读书报告、本科科研开题或成果总结报告等进行交流,开阔眼界,共同提高。
医者责任心最重要
谈起医者“初心”,李晔雄答案让人有些意外,这个他深耕钻研近四十年的领域,当初却是因为偶然入行。
李晔雄出生于湖南娄底,家里没有人从事医疗行业。从小到大,他都是典型的“理科男”,喜欢钻研数学、物理,爱挑战最难解的题,最不喜欢死记硬背。他对自己将来的职业方向也很明确,要学物理或计算机。
高考时,整个涟源二中当年只有两名学生考上大学本科,李晔雄是其中之一。但他阴差阳错被调剂到“第四志愿”——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没能进入自己心仪专业,在大学里,他学习热情并不是很高,有时候甚至是考试前才临时抱佛脚。李晔雄笑呵呵地回忆。
毕业后,李晔雄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放疗科。在放疗科工作,常常接触罹患癌症的病人,与死神抢夺生命,每个病例都是最大挑战、最难解题目,李晔雄在一天天工作中,对医学这个曾经不是很有热情的专业,慢慢建立起感情。
1994年,李晔雄先后赴瑞士洛桑医学院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刚踏出国门,国内外巨大落差让他内心受到很大冲击。不仅仅是因为瑞士草坪蓝天、汽车别墅,更是因为当时瑞士先进的医疗水平、理念和管理制度。这也让他更加珍惜时间,争分夺秒地学习。
出国前,国内工资奖金加起来不过200多元人民币,到了瑞士每个月收入就有4000瑞士法郎。拿着不菲工资,享受国外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有人劝他,为了孩子,还是留在国外吧。但李晔雄说,那里不是家,还是回来更有归属感。
这个家就是中国。1999年,李晔雄回到阔别多年的肿瘤医院放疗科。2000年10月,37岁的李晔雄担任放疗科主任,是当时全院最年轻的一位。带着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要把肿瘤医院放疗科建设好的使命感,李晔雄满怀热情地扑到工作中。
担任科室主任以来,他除了大力推动人才培养,还积极倡导科室引进先进的治疗设备,与国际放射治疗的发展接轨,推动放射治疗从二维技术迈入以三维/四维和功能影像为基础的精确治疗时代。他带领同事率先在国内开展各项放射治疗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应用,2001年开展调强放疗,2006年开展简化调强放疗,2007年引入图像引导放疗和术中放疗,2010年推行图像引导旋转调强放疗,2013年开展磁共振模拟定位,2020年实现磁共振图像引导放疗。
放疗科目前拥有9台直线加速器,80多套放疗计划系统,2台CT模拟定位机和1台MR模拟定位机,1台近距离治疗机等一流的设备和完善的网络管理结构。在鼻咽癌、小细胞肺癌、食管癌、恶性淋巴瘤、早期乳腺癌保乳治疗等方面,均已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现在去国外考察交流,国内无论是医疗条件、学术水平还是生活环境,已经和发达国家感受不到很大的差距,有些方面还优于国外,”李晔雄感慨,“我们这一代人既是改革开放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成果获益者,我们既经历了艰苦年代,也经历了现在这个美好时代。
随着放疗技术越来越精准,很多以前治不了的肿瘤现在可以治了,以前疗效不好的肿瘤,现在疗效也提高了,治疗起来毒副作用得到有效控制,痛苦小了,患者生活质量也好多了。”他说,“这得益于医学技术的发展,更得益于国家的强大”。
从医三十多年,李晔雄对医生这个行业的付出或许最清楚。每天早上查房,之后门诊工作从早上九点开始,结束时间接近十二点。问病情、看病案、做检查、讲治疗方案、讲放疗原理、讲生存质量,每个进来的病人,都要走一遍这个流程。半天下来,往往没有时间喝口水。
有的病人带着病例来找李晔雄,请他制定一份放疗方案,他会详细翻看病人病历、影像检查等资料,再详细询问患者病情、病程、曾做过的治疗及治疗进程等等,然后耐心跟患者讲解放疗是否适用,应该怎么做,要做多久,需要病人做好哪些准备。
看病间隙,常常有人进来找他加号,即使接下来日程表上排满了工作,也有很多理由可以拒绝,但只要时间允许,他都会在加号条上签字,递给一个又一个患者。“这些病人都很不容易。”李晔雄说。
理性、严谨是李晔雄给记者的印象,但是谈起患者,那种作为医生内心深处的温情慢慢释放出来。他总是说,作为医生,要去理解病人的痛苦,站在他们角度考虑问题,体谅他们的难处。
白天需要担负专家门诊、查房或会诊等繁重的临床一线工作和科室管理工作等,科研工作就只能利用下班后、节假日等休息时间,翻阅文献、
开展科研设计、落实科研具体实施环节、整理科研思路数据、撰写科研论文、修改博士生论文……常常工作直到深夜。
他习惯了没有节假日的生活,也几乎没有爱好。“临床研究就是最大的爱好”。与疾病的斗争是医者永无止境的使命。“医生当然要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李晔雄作为医者的理念。
他坦言,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是困扰中国人求医看病的一个难题,为了获得更好治疗,病人都集中在大医院,医生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但这不能成为医生不认真对待病人的理由。
他常常和年轻医生说,在这个岗位就把这件事情做好,要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对待每一个病人。一个人能力或许有大有小,但作为一名医者,责任心最重要。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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