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 一个建筑知识史的视野

作者： 

李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本文摘自“现代性—— 一个建筑知识史的视野”，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0年2月刊，总第203期P103-109

如果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其当代的意义何在？又如何当代？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说，现代性是建筑学产生的条件和基础，而建筑学是建立在此之上的一种现代形式的知识和实践，在中国，近代时期是这种现代的知识形式产生的源头，和当代中国建筑由来的基础。本文从现代性的自觉与自省、中国建筑中的现代性问题和作为方法的知识构成等几个角度，展开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问题，尤其是技术与建筑之间关系的一些思考，并希望借此厘清以现代性反思为基础的知识史视野中的一些理论问题，探讨这一视野在检省当代问题及建筑发展过程的方式与意义。

目录概览

• 一、多元现代性与现代性的自觉与反思

• 二、中国建筑中的现代性问题

• 三、知识构成的方法与连缀认知

如果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其当代的意义何在？又如何当代？作为一个建筑理论和1950年代以后中国建筑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总会遇到中国近代与近代建筑的问题。例如，有关中国建筑知识的属性判断、“西方现代”作为一个中国建筑范畴的产生和流变、“新”而“中”的建筑之下布杂的知识结构、中国建筑特色的构筑里蕴含的现代意识等。之所以会这样，不仅因为时间上的连续性，更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前提：现代性。

事实上，中国建筑《建筑师》新刊导读 | 总198期（2019年4月）学人在近代思考和探索的很多问题，至今依然回响在当代的讨论中。2017年，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主办的“基石——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学人”展中，我承担了一部分研究和策展工作，主要是这一批学人在1920年代后半叶，从美国陆续回到中国后，在建筑学学科及职业建立和发展中所做的贡献。在梳理资料和研究时，一个深切的体会是，当代中国建筑是被他们开启的历史过程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有遗落，有曲解，有传承，有更新……所有这一切铸就了当代中国建筑的基底。问题是，对这一基底，我们有多少自觉？在社会、文化、技术手段、物质形态、词语概念等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多次流转和更迭，在不断引入新的理论和技术之后，我们从他们那里走出了多远？这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是对当下自觉的一面镜子。如果说现代性是思考这一问题的视野，那么知识构成即是与之相关的一种分析和切入问题的方式。

▲“基石——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学人”展一角，2017年

现代性与本体建筑的关系是我个人研究的关注点，也是我和我的同事葛明从2008年起策划的“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的理论基点。这个理论基点认为，我们所说的建筑学学科和职业是一种现代形式的知识，而现代性是其形成和实践的基础。本体建筑即是指这种形式的知识，它的构成和构成方式，以及这种知识中的基本问题和议题，涵盖了建筑实体和建筑本体的问题。当然，这不等于说古代没有建筑物及城市的建造、优秀的工匠、卓越的成就，也不等于说，现代知识里没有纳入古代的因素，而是说，它们构筑知识的方式不同。事实上，古今关系正是现代性引发的问题之一，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建筑不断探讨的话题。这个问题中既包含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也有文化的普适性与独特性问题。因此，在我看来，近代建筑研究之于当代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知识构成（型）与问题。而对于现代性与建筑知识关联的自觉，可以帮助我们检省和认知从近代到当代的延续与变化。在这一点上说，本文既是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意义的一个思考，也是以此为载体，对以现代性反思为基础的知识构成方法中一些理论问题和考察方式的探讨。

▲李华，葛明. 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基本理论框架

一、多元现代性与现代性的自觉与反思

说到现代性，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话题，含义丰富，内容复杂，涉及广泛，很难一言蔽之。现代或当代的各种议题，很少不触及现代性问题，但相关的探讨很少大而泛之，基本上是针对现代性中的某个或某些议题，或某个或某些议题中的现代性。无论是关于主体性、文化、心理，还是制度、社会、观念，现代性的讨论几乎都是在具体的问题或领域中展开。同样，在建筑理论与历史的研究中，现代性也很难是一个单一自足的主题，它体现在各种问题的讨论里，如先锋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现代意识在建筑中的自觉表达（艾伦·科洪Alan Colquhoun）；大众传媒与建筑话语的塑造（碧翠之·克洛米娜Beatriz Colomina）；空间场所和建筑的异样性（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地点与场所的问题（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Schulz）；文化批判理论与现代主义建筑（希尔德·海嫩Hilde Heynen）；以及对建筑职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建筑教育制度的探询，等等。我的关注点是知识构成，即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建筑知识的制度化构建。

其次，建筑中的现代性不是简单的好坏判断，也很难单纯地以先进或落后来衡量。它是一种存在，一种状况，一种投射，甚至一种症候，既有自身的特点和价值，也不乏矛盾与困境。但对现代性的自觉意识，对认知建筑产生的条件，建筑知识的特点，建筑思想、作品与条件的关系，并以此辨析它们的意义与问题，历史发展的状况，至关重要。

事实上，现代性研究在不断扩展的同时，现代性本身也一直被质疑。自19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的推行，一些学者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以解释在全球一体化的蔓延中，屡屡遭遇的不同文化和体系间的差异，并由此成为理解世界多样性，和重构现代性的契机。S. N. 埃森斯塔德等就提出，“多元现代性的核心在于，它假定存在着由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所塑造的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这些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在价值体系、各种制度及其他方面将来也依然会存在着差异。”虽然至今为止，多元现代性并没有形成自己系统的理论，但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承认有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存在。这不仅是在建筑学领域，而且是在经济模型、社会架构、文化构筑、政治体系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的基础依然是现代性。没有现代性这个基础，也就谈不上多元的问题。多元现代性的提出，最初是对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抵抗，现在也有学者指出，即使在所谓的“西方”内部，也存在着现代性形式的差异，所以，多元现代性的提出对抗的是单一化的现代性假设，是对现代性中一致性的修正。

需要指出的是，对单一标准的拒绝，对文化差异性的解读，不仅需要对差异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文化等的认识，也需要对差异性进行普遍化的提炼。解读的目的不是让差异只存在于特殊之中，而更多地是希望揭示其所具有的普适价值。

如果说现代性与本体建筑是“AS当代建筑理论论坛”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这个论坛的策划开始，其核心便是探讨普遍性的建筑问题，和特定条件下的“中国问题”，它们之间的对话，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建筑实践的条件，质询、丰富建筑学知识和文化认知的可能。这是我们认为在中国举办跨语境国际研讨会的意义所在。在AS论坛2010年到2016年的四次会议中，来自英国、美国、瑞士、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地的学者，就词语、建筑物、绘图、地形学、心理空间、历史与过去，及家居性等展开了讨论和交流。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认识里，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学和建筑实践具有共通的基本问题，它们不受文化、地域、社会环境等差异的影响，同时，在不同的语境（context）和条件（condition）下，又有着不同的反映、阐释、构筑和应对。因此，以聚焦点而论，AS论坛的主题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有关“建筑问题”和“中国问题”的讨论。这也是我们对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复杂问题的一种回应。

二、中国建筑中的现代性问题

中国建筑中的现代性问题，与任何文化体系中一样，复杂且枝蔓繁多，任何列举不仅难以穷尽，似乎也不必要。然而，尽管对任何时代的概括（characterise）都难免面临约简的危险，但对理论历史研究来说，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建筑最具特点且备受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成为“现代的”（To be “modern”）和中国的（To be “Chinese”）是主要脉络，至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且依然在中国当代建筑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现代的”和“中国的”表面上看似乎是两个背反的诉求，事实上却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中国的”的构建，其本质上对抗的不是成为现代，而是回应由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民族国家的身份、传统的断裂等，这些回应本身即是现代性文化的一部分。在建筑中，“中国的”与“现代的”交叠与抗争围绕的核心是：什么是“新的”且具有自身文化特点的城市、建筑、生活，如何创造或成为现代且中国的建筑、城市？对于一个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物质形态、生产工具、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政治制度等都在发生更迭的时代，这个问题的提出不难理解，也是几乎所有经历了这种变化的文化，都会面对的。然而，中国建筑中“现代”与“中国”命题的结合持续时间之久、关注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颇具特点。有关“中国的”建筑的构筑，近些年的研究从观念立场、知识背景、手段方法等诸多维度，对其在理念、历史、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揭示与解读。虽然角度、立场不尽相同，但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中国的”建筑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知识是基于现代知识和意识上的构建。结合本次专栏的议题，本文试图以“现代的”命题中技术观念和建筑知识的构筑为对象，对其中的现代性问题及知识问题作一些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在近代中国建筑学人的思想格局中，虽然“西方”常与“现代”混用，但其真正关注的核心从来不是中国和西方的问题，而是传统如何进入现代，以及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版图中的定位。“西方”的使用常常有两个不同却经常相互交叠的含义：一个是指代现代文化中不来源于中国传统的那些部分；另一个是自我构建的现代想象的一种投射，无论这个想象是憧憬式的，还是戒备抵触的。而这也是现代技术被视为现代象征背后所隐含的意义，也必然会引发它与中国传统及当下的关系问题。

在近代，对现代的中国建筑与技术关系的思考中，大致有两种维度。一种是将技术视为物质工具，多专注于应用层面的建造技术或物理技术（building technology），包括材料、设备的使用等；另一种则侧重文化观念的层面，关注的是工业文明及其蕴含的理念，它们对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影响。在前者的考量中，有不少学者和建筑师认为，与现代主义建筑采用了相似结构形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具有对现代生活方式及建造方式良好的适应性。例如，1932年，林徽因在论述中国建筑的特征时，曾这样设想未来的中国建筑：

我们架构制的原则适巧和现代“洋灰铁筋架”或“钢架”建筑同一道理；以立柱横梁牵制成架为基本。现代欧洲建筑为现代生活所驱，已断然取革命态度，尽量利用近代科学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求……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同时她也指出，中国古代的工匠“因没有计算木力的方法”，不懂梁承重的力学原理，致使宽度过大，用料靡费。而当时中国式新建筑的实践中，大多沿袭的是形象模仿，既没有遵循结构原理实现材料使用的经济，也很少采用现代主义的平屋顶。对此，童寯曾在1937年评述道：

当今的紧要问题在于，功夫不是下在采用平屋顶上，而是下在采用何种艺术形式使其看上去具有中国形式。采用藏族风格也许不合逻辑，因为现代建筑的设计内容与建造方式全不相同。如何在中国创造按外国方式设计与建造而又具有“乡土”外貌的建筑，真是一个令中国建筑师大伤脑筋的问题……

无论是林徽因的理念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差距，还是童寯的评述，都触及观念上的问题：即使采用相同的结构体系，或建筑材料、建造技术，不同建筑体系之间依然存在着意识与表达上的差异。现代的结构、材料计算方式，是19世纪中叶受精确数学的影响而形成。在以数学计算代替经验、推测的同时，建筑中不可见的力被数学符号、公式和图解以抽象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外化（inside-out）的方式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此前诸多结构受力的形象表达，如威尼斯朝圣者招待所的窗台对受力方式的再现，而且为材料和结构的经济性追求奠定了基础，使建筑以结构元素而非具有装饰性的构件表达（articulate）内在受力系统和受力逻辑成为可能。因此，材料和结构技术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应用问题，而且与背后的观念及观念的表达密切相关。

▲童寯. 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时绘制的结构受力和计算图

▲威尼斯朝圣者招待所的窗台对受力方式的再现，该建筑由威尼斯修道士卡洛·洛都利（Carlo Lodolí）直接负责。

事实上，现代主义建筑在结构上也有冗余，其对经济合理性的要求，不仅是对材料和劳动力的节省，而且融合了现代性中对效率（efficiency）的追求和现代主义者的社会理想，以及这种追求和理想的呈现。而中国古代建筑在用材上多有考究，材料上的宽裕，不仅与材料本身的特性有关，也与建筑所要表达的意念及中国文化的价值判断标准有关。这是我们在认识中国建筑传统中，需要特别注意的，也是需要对建筑中现代性的假设保持警觉的地方。

同时，对于以机械化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对现代生活、观念及建筑的影响，中国近代学者不乏关切。1932年，由薛效文编译出版的《机械艺术论》收录了译自日文的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机械对美的观念、文学、音乐、舞蹈、建筑、绘画、摄影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机械与建筑》一文，从建筑观念到生产方式等多个角度，对现代主义的建筑观进行了总结，指出在机械文明的影响下，以机械代替手工，以目的和机能替代样式和装饰，及对立面的舍弃和对室内空间组织的看重等建筑中的变化，并宣称“我们在他的实用性以前，是不能讲建筑之美的” 。这种对于实用优先的声明，也出现在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中国建筑师中。如1936年，陆谦受和吴景奇在《我们的主张》中就明确表示，“我们以为派别是无关重要的，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求；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

▲《机械艺术论》封面

对于中国建筑如何与机械文明相适应，童寯曾在1937年的《建筑艺术纪实》（Architecture Chronicle）一文中有一段论述，

当我们理解，现代文明的首要因素——机器，不仅在进行自身的标准化，也在使整个世界标准化时，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人类的思想、习惯和行为正日趋调整以与之相适应。在人类生活中不论是变化抑或是变化不足，都会对生活的庇护所——建筑物产生深刻的影响。不论一座建筑是中国式的或是现代式外观，其平面只可能是一种：一个按照可能得到的最新知识作出合理的和科学的平面布置。作为平面的产物，立面自然不能不是现代主义的。任何赋予地方“色彩”的意图，将需要学习、研究与创造。这些工作会构成中国对世界建筑艺术的贡献。还须指出，这种贡献应当有结构上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童寯看来，以机器为代表的标准化不仅是其自身的特点，而且是具有普适性的世界文化。这些看法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颇为相通。的确，工业化影响下的大规模生产和其具有的普适性，既是现代主义建筑产生的条件，也是现代主义者有意识汲取，并成为建筑所要回应和表达的现代性与时代特质，也是他们对“成为现代”（to be modern）的一种回答。格罗皮乌斯在《新建筑与包豪斯》（1935年）中，论述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标准化。将标准化视为机械生产的一种方式，他认为其目的是“降低成本和劳动力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实现个体摆脱辛苦劳作得以“从事某些更高级的活动”，并且“相对于那些常设计出恣意妄为的混杂方案和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而言，在这些[标准化的]设计中，对传统恰如其分的尊重将找到更为确实的共鸣，因为标准化设计中更强的公共效用体现了建筑更深刻的重要性。”

如果说对于机械文明的普适性与传统的关系，格罗皮乌斯更注重于公共效能的话，童寯显然有自己的关注点—— 一个萦绕在众多近代中国建筑学人思想和实践中的问题：现代建筑的“中国化”或者说本地的特色化，和中国建筑能为此贡献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如何将生产建筑的条件“建筑化”，即转化成建筑问题和建筑方式。知识构成的分析即是切入这个问题的一种路径。

三、知识构成的方法与连缀认知

“知识构成”（formation of knowledge），是一个借自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概念和方法。将建筑视为现代性条件下一种制度化的实践，知识构成的分析试图在建筑的生产条件、生产主体、观念立场、工具、制度、对象等要素形成的网络式关联中，考查对象的价值和意义，认识建筑知识的状况。在我们的设想中，“知识构成”的方法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工具，从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及建筑自身的知识构筑出发，辨析历史过程发生的变化和变化的节点，在跨语境的比较中认知个案的价值与问题；二是作为构建性甚至触发创造性的工具。一方面，通过要素的关联，它可以将历史和当下经验知识化；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现有知识构筑中的问题，实现有意识的更新，为新的创造提供可能的提示。

▲李华，葛明. 知识构成的元素与架构

在此，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建筑语境中重新阐释的“知识构成”，其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僵化的方法论，而更多的是提供一种解读的视角和思考的构架与线索。其次，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构成更多地倾向于将现代性视为前置条件，聚焦于建筑学自身知识的构筑和知识特性的辨析，而不仅仅是批判性地揭示建筑知识的形成中现代性的影响。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背离了福柯对现代性批判的本意，但就建筑知识实践的特点及我们所寄望的建设性来说，这种“挪用”在帮助我们拨开各种话术的迷雾方面，或许可以被正当化。

对于技术与建筑的关系，毋庸置疑，机械化和机械化带来的生产方式，是现代主义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他们颇具历史意义的贡献在于，将这一建筑生产条件与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文化变迁，转化为了建筑问题。他们不仅视建筑为社会改良和新的人类生活的促动者（理念与定位），视普罗大众为服务对象（使用者），而且提出了相应的美学、历史、价值判断，以及建筑概念群——形式、空间、设计、功能等，关注的建造类型——集合住宅与城市，使用的材料和技术——混凝土、钢、玻璃、工业化生产等。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在众多建筑师和理论家有意识的塑造和推动下形成的。也正是这些元素的变化及相互间的连贯性造就了一种新的建筑知识和知识实践。

吉迪恩的《空间· 时间· 建筑》即是被广泛认为在现代主义建筑的塑造中，起到规范化（codify）作用的著作之一。对此，英国当代建筑历史学家和理论家阿德里安·福蒂认为，尽管与前人相比，吉迪恩并没有在此书中提出新的空间论述，但“通过文本与图片令人信服的结合，吉迪恩成功的展示建筑空间不只是一个概念，而且在整个现代建筑的建成作品中实际存在且可以识别。”机械化，是吉迪恩认为的现代主义建筑生发的基础性条件。但在他看来，这个条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以它为基础的生产和建造技术为新建筑的产生带来了可能；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人类思维与情感的分离。而他所提出的时空连续体，既是对这两种状况的同时回应，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美学特质和美学判断。

比较童寯和吉迪恩的论述，从知识构成的角度，我们可以整理出两条连缀的线索：

童寯：机器（机械化）——人类生活标准化——科学化的平面——建筑结构

吉迪恩：机械化——工业化生产/思维情感分离——连续的空间—时间——空间品质

显然，他们对时代的特质有着共同的认识，也都认为建筑应该回应所处的时代。不过，他们对机械化对人类生活影响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对其在建筑上的落点也不一样。这并不新奇，倾向的不同，在现代主义的论述者中比比皆是，也由此产生出它的丰富与复杂。如果，以知识构成的分析方法进行考查的话，吉迪恩不仅从其当代的数学家闵可夫斯基（Hermenn Minkowski）那里因借了时空连续体的观念，而且将之具体化为了可感知的空间品质，如透明、抽象、动态、内外共时等，并在具体的实物、图像中找到了与之相应的表现（articulation）。例如，他在评论勒·柯布西耶“新建筑五点”的自由平面时说， 

柯布西耶将钢筋混凝土构架由技术的方法转变为审美的手段。他利用隔墙以最富变化的方式塑造住宅的内部空间，弧形楼梯、曲面或平直隔墙的使用既具功能性又有表现力。以同样的方式，他将住宅内的大部分挖空，使内外空间相互渗透，这些做法既不寻常又勇敢大胆。

吉迪恩或许不是很多概念的原创者，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既缺少原发性，也未必有同代的批判者深刻，即使在论述技术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关系上，他可能也不如同辈的历史学家佩夫斯纳和后辈的班纳姆深入且具代表性。然而，颇受后代学者质疑的《空间·时间·建筑》，今天仍被视为现代主义建筑圭臬之作的原因，在我看来，在于他所构建的从社会条件、问题，到建筑概念、物质手段、实体对象、感知体验等的连贯性，以及对这个构建的清晰表述。尽管这种连贯性有时显得过于理想化，但不容否认，它因此为认知、谈论、分析、批判现代主义建筑提供了概念、路径，奠定了基础，虽然只是现代主义中的一种。

与吉迪恩相比，童寯所提出的中国建筑在建筑结构上的贡献，更像是一个方向性的构想。事实上，在建筑结构应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看法上，童寯和林徽因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的问题都是，在提出了结构问题之后，没有更为具体化的发展，无论是与中国文化中特别的审美意趣、生活方式相关，还是建造方式、建筑品质等，似乎也缺乏实物上的印证。当然，对于身处在那个时代的他们，这些要求未免有些苛责。历史地说，从现在的角度看，在连缀的认知中提出这个构想本身，已颇具意义。一个历史的问题是，在后来者的思考中，他们的构想在哪些方面被继承、拓展、深入，被认真地反思和检省，在什么条件下？当我们面对1930年代的上海和2000年代的深圳时，其中的技术观念和技术观念与建筑的关系有多大不同？

▲1930年代的上海

▲2002年的深圳

知识构成即是一种认识不同时期建筑的相同与不同、定位其发展与变化价值的方式。如前文所示，这种连缀关系在历史的检验中，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帮助我们摆脱简单的风格判断，如平屋顶等于现代主义建筑，从而更为准确地认识建筑知识的属性；另一个是帮助我们辨析真正有价值的概念，以及概念出现问题的地方，而不会迷失在流行语的更替中。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技术与建筑关系的研究中，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体”与“用”的二分法及层级性假设的桎梏，回到现代性本身的构筑，思考其中的问题。就如同上海近代引入的建筑设备和与之相伴的文化观念、生活愿望、社会组织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之间，似乎很难做这种区分一样。

本文对技术观念的强调，试图想说明技术本身不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工具，其本身就带有文化的属性和社会的含义。吉迪恩在评论多米诺体系时，曾说，“勒·柯布西耶能将工程师发展出来的混凝土构架转变为建筑的表现手段——此前没有人能如此做过。他懂得如何将钢筋混凝土结构与当时刚要显现的人类需要和渴求之间存在的隐秘且亲和的关系，彰显出来。”因此，如何看待技术、如何使用技术本身，也是构成建筑知识的一个部分。

技术是现代性中一个巨大的命题，对它的讨论几乎遍及了哲学、社会学、文化批评等各个领域。现代性、技术与建筑的关系也同样。本文的目的不是对这一关系做全面或系统的论述，而是希望探讨一种思考这一问题的方式，从知识构成的角度更为具体地反思和考查中国建筑中技术的意义，它的过去、它的现在、它的问题。今天，我们似乎又站在了一个生活因为技术发展发生巨变的时期，世界在一体化的同时，差异性也愈加显现，或者说，更显重要。成为“现代的”且“中国的”建筑的探索，似乎不比近代时期有所减弱。与世界“最新”技术与实践同步的愿望，及对中国建筑实践进行理论化的诉求，也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自觉。因此，以对现代性的自觉与反思，以普遍的建筑学知识和问题为参照，在自身知识发展的脉络中，认识当下的实践、实践的意义和趋向，或许是其中有效的方法之一。

（本文节选自“现代性—— 一个建筑知识史的视野”，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20年2月刊，总第203期P103-109，版权所有）

《建筑师》No.203丨2020年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