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黄克诚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开始担任115师344旅的政治委员。
黄克诚（右）
344旅是以红十五军团为基础改编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原鄂豫皖苏区红25军的，时任旅长为徐海东，全旅共有4000余人。这支队伍作战英勇，敢打敢拼，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黄克诚到任后，经过几天的了解，发现这只队伍存在严重的山头主义。
344旅对中央红军过来的干部不大欢迎。黄克诚感受到了这种气氛，由于关系不熟，工作开展难度很大。旅长对他这个带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瘦弱政委，有些冷落，一些高级干部也对这个新政委也不大理会，不仅对政委的讲话不怎么听，而且在生活方面多有为难。
怎么办？
向中央打报告，申请调回115师师部工作？还是咬牙，坚持留下来？
红25军的干部们
经过一夜反复思考，黄克诚决定留下来。
作为一个参加了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的老干部，爬雪山，过草地，各种各样困难都挺过来了，这点压力算什么！同时，也不能给中央添麻烦，中央派我来344旅，是对我的信任，是有周密而充分地考虑的，是希望我能带好这支部队。
他又想到：红十五军团，也就是原来的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出发，单独长征，与中央长时间失去联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师。这支部队能够保存下来，是情有可原的。
八路军队伍
陕北会师后，红25军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又与红一军团一道进行了红军东征作战。在东征中，红十五军团担任北路掩护，缴获甚少，而伤亡却很大。为此，徐海东等人向缴获多、且人员扩充很大的红一军团申请调剂，但遭到一军团的拒绝。红十五军团干部上下窝了一肚子火， 指责一军团有本位主义，并向毛主席告状，申请主持公道。
黄克诚当时作为红一军团的领导之一，知道此事对红十五军团有一定的影响。
于是，黄克诚政委调整工作策略和工作思路：
一是 耐心说服，以诚待人。革命队伍就是一个大熔炉，相信日子久了，会把关系搞好的。无论是开会，还是战斗中，黄克诚从不摆架子，搞特殊化。
二是关于打仗的事，一般不多说话，尊重旅长和各级团营干部的意见。
三是从政治上平等待人。
当时，部队中有很多从鄂豫皖地区过来的老红军、老干部，参加革命很多年了，但连党员都不是。黄克诚就组织大家参加组织生活，分期分批谈话交心，鼓励他们积极申请入党。对入了党的干部战士，积极大胆地提拔他们，让他们放心地带队工作，培养他们独挡一面的能力。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他总是先调查研究，从不轻易下结论。687团团长何振亚奉命收编土匪，很久没有音讯。有关部门认为他可能叛变了，正准备发缉捕令。黄克诚经详细调查后，发现：何团长因收编土匪失败，害怕回来不好交代，擅自离队。后来，何振亚投靠国民党不成，又跑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向344旅打电报询问何振亚的情况。黄克诚回电说：何离开部队纯粹出于误会，是有错误，但并非叛变投敌，可以考虑让他去延安学习。
四是从生活上多关心干部战士。
部队的医疗条件差，医生少，护士就更少了。黄 克诚就派人与当地党组织和兄弟部队联系，组建正规医院，大量补充医生和护士。医疗条件改善了，部队伤病员的治愈率大大提升。
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大量的日伪军军服。黄克诚认为，扔了可惜，何不稍加改造，换换颜色，被我军利用呢？所以，许多新补充的战士都穿上了崭新的呢子军装。此举，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肯定。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黄克诚和部队干部战士们的关系越来越来融洽，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和这支部队同生死、共患难，结成了最深厚、最亲密的战斗友谊。
部队克服了山头主义，但其战略战术出了问题。
344旅作为八路军总部的机动部队，在五台山地区协助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反围攻作战后，集结在山西浑源、繁峙一带。12月，又奉命向晋西转移，部队先在太原以北对敌袭击作战，旅部驻扎在孟县的西烟镇。344旅的广大干部显然不适应游击战的战法，与日军作战仍使用过去打国民党军队的方法，猛打猛冲，在日军的优势火力面前吃了很多的亏，部队干部战士伤亡很大。
比较典型的是山西阳城的町店战斗，该战歼敌500余人，自身却伤亡300多人。
看到这些从长征过来的、好不容易幸存下来老红军，一个个倒在日寇的枪炮之下，黄克诚心疼不已！
黄克诚怎么扭转这个局面，且听下回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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