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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上个世纪史无前例的战火洗礼，特别是核威慑带来的巨大恐慌，使人们在深刻反思战争中缔造了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而近期作为拥核大国的俄罗斯所发动的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又使人们感受到了战争与核武器的恐怖气氛。这就使得对于战争的重新反思具有了重要意义，在这篇反思核轰炸日本广岛的文章中，罗尔斯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视角。
广岛核轰炸50年反思
作者：罗尔斯
译者：陈肖生等
来源：《罗尔斯论文全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
对广岛的轰炸至今年刚好50年，此为反思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此事件之良机。它究竟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呢，还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它总的看来是有辩护的呢？我相信，始于1945年春对日本各城市的燃烧弹轰炸以及其后8月6日对广岛的原子弹袭击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理所当然地是一个错误！为了支撑此观点，我将阐述我认为是规约民主人民之间的战争行为——jus in bello——的恰当原则。这些人民，与非民主的人民相比，他们有其不同的战争目的；这种目的与极权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尤为不同，正如我们在德国和日本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他们的目的是去征服和奴役人民；而在德国的情形中，如果其战争的目的不能说是灭绝性的，也是奴役性的。
尽管我无法恰当地为这些论点作辩护，但我以列出六个支持上述这些判断的原则和假定来开始本文的讨论。我希望它们看起来并非是不合乎情理的；并且很明显，它们也是为人们熟悉的，因为它们与正义战争这个论域里大多数传统的思想都有密切的关系。
1．一个正派的民主社会发动的正义战争，其目的是实现各人民间正义、持久的和平，尤其是与当前的敌人达成和平。
2．一个正派的民主社会发动战争对付的是不民主的国家。这一结论来自如下事实：民主人民相互间不开战，并且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应用到这些人民间的战争规则，因此，我们假定正派的民主社会的战争所针对的是一些非民主国家，它们的扩张性目的威胁着民主政体的安全和自由制度，并因此而引发战争。
3．在战争行为中，一个民主社会必须仔细区分三种群体：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国家的士兵，以及广大的平民。做这种区分的理由建立在责任原则之上：因为被军事打击的是那些国家不是民主国家，社会的平民成员不可能是组织发动战争的人。相反，战争的发起者是国家的领导人及官员，而掌控国家机器的精英们通常是发动战争的帮凶。他们蓄意发动了战争，所以应该对此负责；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犯有战争罪。但平民，作为经常被国家瞒骗和受国家的宣传唆使的人，不应让他们背负这些罪责。即使某些平民对战争行为知晓得比较多并且对战争也有一种狂热，上述结论也还成立。在一个民族的战争行为中，可能会存在着这样的边缘情况，但它们是不相关的。对于士兵而言，他们和平民一样，除了他们当中的高层军官外，他们也不用对战争负责；士兵们是被征召入伍或者以其他方式被迫卷入战争中去的，他们的爱国热情往往残酷地和讽刺性地遭人利用。士兵们可能受到直接攻击的理由，不在于要他们对战争负责，而在于民主的人民没有其他方式可供自卫；为了捍卫自身，就必须对敌方的士兵进行攻击。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
4．一个正派的民主社会必须尊重战争另一方的成员（包括平民和士兵）的人权，这有两个理由。首先，根据万民法，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利；其次，通过让敌方的士兵和平民看到民主国家尊重他们人权的实例，以此方式，民主国家就可以将人权的这些内容教导给他们。这样，人权的重大意义就以一种最好的方式传播到他们的土地上。敌方的平民和士兵应该被赋予一定地位，也就是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他们应该拥有人之为人而有的那些权利。在战争中的人权这个问题上，对平民所具有的地位要做一个严格的诠释。这意味着：如我在这里所理解的那样，除非处于极端的危机中（我在下面将进一步讨论这种危机的性质），否则绝不能直接地对平民发动攻击。
5．继续是有关对人权的内容的教导问题，接下来的一个原则是：正义人民通过他们的行为以及宣言，在战争中预先宣示了他们要达到的那种和平的目的，以及他们要寻求的那种民主人民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民主人民就以一种公开和公共的方式表明了他们目的的性质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类人民。这些最后的责任大部分落在民主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和官员肩上，因为他们能最好地代表整体人民发言，并如该原则所要求的那样去行动。尽管上述所有原则也界定了具备政治家资格（statesmanship）的人负有的各种责任，但特别体现在第4、5点。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终止战争的行为方式会永存在人民的历史记忆中，并且可能为未来战争埋下导火索。这种具备政治家资格的人，必须要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永远铭记于心。
6．我们要注意到实践的手段—目的推理在判断为达到战争目的或为不造成不必要伤亡而采取的某些行为或政策恰当性中的位置。这种思考方式——无论是以（古典）效用主义的推理、成本收益分析，或以对民族利益的考量或其他等方式来进行——都必须总是服从上述原则的限制。战争行为的规范设立了某些边界，它们界定了哪些行为才可称得上是正义的行为。战争计划和战术、战役的实施都必须处于这些边界设定的限制范围之内（我重申，如果有例外的话，只能发生在极端的危机之下）。
与战争行为原则的第4和第5个原则相关，我曾提到民族的领导人尤其要接受这些原则的约束。他们处于一个能够最有效地代表他们人民的目的和义务的位置上，并且有时候他们也能成为一个政治家。但谁是政治家？政治家并不像总统、首相、总理那样，拥有一个明确的职位。政治家只是一个理想，一如真诚或有德的人一样。担任总统或总理的人要成为政治家，就必须凭借他的模范行为，凭借他在民族艰难困苦时期的卓越领导以及展现出来的力量、智慧和勇气。他能在危机的关头带领其人民力挽狂澜、渡过危难，人民也会因此将他尊为这个民族的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政治家的理想是由如下说法预示着的：政客紧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关顾下一代命运。哲学家的任务，是检视一个正义良善的民主社会的永恒条件和真实利益。而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分辨清楚这些条件和利益；与其他人相比，政治家目光长远、看待问题深刻，以及能很好地把握应该如何行动。政治家必须做（或几近）正确的事，并且要坚持到底。华盛顿和林肯是政治家，而俾斯麦则不是。俾斯麦没有洞察出德国真正的长远利益是什么，他的判断、动机时常为其所属的阶级利益左右，为其独霸德国总理职位的野心所扭曲。政治家虽然不必做到大公无私，在他们出任公职间也许有其个人的利益，但是他们在对社会利益进行判断和评估时必须做到大公无私，并且不能被复仇、回击敌人这样的激情所控制，尤其在战争和危机时期。
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坚定不移地追求一种正义的和平，并避免做任何阻碍达成这个目的的举动。在这里，一个民族应该将如下宣言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政治家必须要看到的这一点的重要性）：一旦和平被重新稳固地建立起来，敌方人民会被给予一种充分的自主去建立自己的政权、过一种体面和完整的生活。无论他们的领导人向他们灌输什么，也无论他们会害怕遭到什么样的报复，民主人民都承诺：在投降后他们不会被作为奴隶或农奴，他们充分的自由权也不会在此过程中被剥夺；并且他们还可能享受到之前从未有过的自由，正如最后在德国人和日本人身上发生的情况那样。政治家知道（如果说其他人并不知道的话）：在所有对敌方人民（而不是他们的统治者）的描述中，与此不符的都是冲动的和错误的。
图为广岛长崎核轰炸后的难民
现在转到对广岛的核轰炸以及对东京的燃烧弹袭击的问题上来，我们发现两者都不属于极端危机下的豁免（extreme crisis exemption）。与此问题相关的一个方面是，因为（我们假定）不存在着绝对的权利——也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的权利——所以，在某些场合下，平民可能会受到直接的空袭。在二战中，是否存在着某些时刻，不列颠可以恰当地对汉堡或柏林进行空袭呢？当然有时刻，就是当不列颠孤立无援并且绝望地面对德国的强大攻势时；这段时期一直延续到1941年夏秋俄国人彻底地粉碎德国人的第一次进攻以及到最后的有能力反击德军为止。当然，关于不列颠危机持续到什么时候，人们可能有不同看法，比如，有人认为直到1942年夏，或者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真正的分界点。我不想参与这点的争论，因为关键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德国赢得战争，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宪政民主的性质、历史及其在欧洲文化中的地位；第二，纳粹的独特之邪恶及其给文明社会带来的巨大的、无法估量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罪恶。
我们需要对纳粹的独特之邪恶有一个恰当的理解，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敌方提供的投降条件是合乎情理和适度的，投降后并不用接受敌方的羞辱并可以追求一种能有效运作和得体的政治关系的话，那么接受这些条件并投降可能是一个民主人民的更好选择。然而，希特勒的特点是他彻底地排除了与他的敌人建立政治关系的可能性；人们得到的始终是纳粹的恐怖、野蛮的威胁以及武力征服。例如，从进攻俄国起，这场战争就是一场毁灭斯拉夫民族的战争，如果还有原住民幸存的话，也已沦为奴隶。当戈培尔及另外一些人反对说靠这种方式打不赢战争时，希特勒根本不为所动。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尽管在战争早期不列颠轰炸德国城市的例子中极端危机的豁免是存在的，这种豁免在美国与日本的战争中的任何时候都不适用；相反，适用的是上述战争行为准则。实际上，在广岛的情形中，许多政府高官已经认识到核轰炸的性质是有争议的，并且已经越过了上述正义战争的界线。然而，1945年6、7月间，盟国领导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实践的手段——目的之推理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战事的持续压力下，对使用核弹的道德疑问并没有公开清楚地表达出来让人们讨论。随着战争的推进，对首都柏林、东京以及其他中心城市的平民实行狂轰滥炸也渐渐地为盟国所认可。尽管早在战争爆发之时，罗斯福就督促交战双方放弃针对平民的惨无人道的轰炸。但到1945年，盟国领导人倾向于相信，即使是罗斯福也会将那颗原子弹投向广岛。这种轰炸是史无前例的。
为使用原子弹轰炸广岛作辩护的那种实践手段——目的推理是这样的：之所以要投掷原子弹，是要加速战争的结束。很明显，杜鲁门以及其他领导人认为会有这样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投掷原子弹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当然，此处计算的是美国士兵的生命；而日本人的生命，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都考虑得比较少。在这里，更短时间内结束战争的计算与拯救更多的生命的考虑是相互支持的。还有，投掷核弹能够给日本天皇及领导人一个体面的理由去结束战争，这在日本武士道文化中是极为重要的东西。事实上，在战争的末期，当一小部分日本高级领导人想以殉国的方式做最后的挣扎时，由天皇支持的另一部分领导人否决这一做法；日本天皇在收到来自华盛顿的许诺——如果天皇愿意服从美国军事指挥官领导的战后秩序，那么天皇的地位就可以继续保留——后，便命令在8月12日投降。我要提到的最后一个理由是：美国向广岛投放原子弹意在使得俄国人对美方强大力量印象深刻，从而使俄国人对我们的要求更少异议。这种解释是高度有争议的，但仍为一些评论家和学者推崇。
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上述对战争行为的限制，那么上述这些理由为什么是无效的就非常清楚了，所以我重点讨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盟国领导人政治家才干和风范的缺乏，以及为什么这种缺乏会出现的问题。杜鲁门曾把日本人描述为野兽，并认为应以对待野兽的方式对待之。现在看来，称德国人和日本为野蛮人、禽兽，这是多么愚蠢荒谬啊！对于纳粹和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者，的确可以这样描述他们，但他们并不是德国和日本人民。丘吉尔后来承认，受激情和冲突紧张程度的影响，他把轰炸推得太远了。具备政治家资格的人的责任就是防止这样一些自然的、难以抑制的感情改变民主人民在追求和平过程中应走的最佳道路。政治家明白：当前与敌人所保持的关系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战争必须公开地、公共地以某种有利于战后与战败的敌人建立持久和平关系的方式来进行，并让敌方的人民知道战后他们可望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们将他们当下怕遭报复的恐惧降到最低；必须要把当前的敌人看作是未来共享的、正义的和平的合作伙伴。
这些评论阐明了：在我的判断中，对广岛的核轰炸以及对东京的燃烧弹袭击都是一些巨大的罪恶，具备政治家资格的人的责任要求政治领导人在没有危机豁免的情况下要避免这些恶。我还相信，如果当时可以做到避免这些恶行，代价只是在未来多一些小伤亡而已。在当时，入侵已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然而，这种关于战争结束的看法对与错都已无关紧要了。在没有危机豁免的情况下，这些轰炸实属罪大恶极。但是很明显，即使那时候正义战争的原则得到了清晰的表述，也不见得就能改变事情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太迟了。作为总统或总理，他们必须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最好是很早以前就考虑过；或者至少当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时，就要把这些事情想明白。对正义战争反思的声音，在战争接近尾声、日常事务压力剧增时，肯定会被湮没；许多人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焦虑和没耐性，并且身心俱疲。
同样地，对宪政民主的辩护以及它所必须尊重的权利和责任，也应该是公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在公民的许多联合体里应该得到讨论，成为他们的教育的一部分。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它们可能没有被清楚提及，但它们必须被假定为这种讨论的背景，而不能成为政治讨价还价的日常主题（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同样，由于对正义战争原则的根本重要性缺乏预先的把握，因此，即便清楚地将这些原则表述出来，也难以阻止人们根据对生命的计算、根据以最短时间结束战争的考虑或根据其他的成本收益分析而采纳实践的手段—目的推理；这种实践的手段—目的推理为太多的东西做了太过简单的辩护，并且为力量占优势的一方提供了一种方法，它可以压制任何可能会产生的道德忧虑的声音。如果这些战争原则在那时提了出来，它们也只是作为众多考虑因素的之一，放在考量的天平上以供斟酌取舍罢了。
另一个不符合政治家责任要求之处在于：盟国领导人在采取重大的行动之前，比如说，在对许多城市投放燃烧弹和在对广岛投掷原子弹之前，并没有去尝试与日本人进行谈判。这种真诚的谈判尝试在道德上是有必要的。作为民主人民，我们因此对日本人民是有所亏欠的——当然，是否对他们的政府也有亏欠是另一个问题。在日本，人们也一度在讨论和寻求结束战争的方式，并且天皇在6月26日曾命令政府着手去进行这项工作。它肯定意识到随着日本海军的被打垮和外围岛屿被占领，战败已成定局。当然，日本人可能被蒙骗了，他们曾寄望于俄国人会成为他们的盟友，但如果盟军和日本谈判的话，恰恰可以使得持有那种幻觉的日本清醒过来。政治家不能认为因为这样谈判可能使随后的攻击减少了那种期望中的突然性和震撼感，就不去进行这种谈判。
杜鲁门在许多方面是个好总统，并且有时候是个非常好的总统。但他选择结束战争的方式表明他并非一个政治家。这对他而言是错失了一个成为伟大政治家的良机了，而这对国家、军队而言也是一个损失。有时候，人们会认为质疑对广岛的核轰炸，也就是质疑为那场战争而冲锋陷阵的美国军队。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理解。我们应该有能力回顾历史并在50年之后反思我们的错误。我们期望德国人和日本人去做正如德国人所言的“Vergangenheitsverarbeitung”［对过往的反省检讨-译者注］。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去做同样的反省检讨呢？我们不能以为，我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没有任何道德过错的！
所有的这些都无法改变德国和日本要对那场战争负责以及他们发动战争行为的事实。在此要特别驳斥两种虚无主义学说。一种由谢尔曼（Sherman）的如下言论体现出来，他说“战争就是炼狱”，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手段尽快结束战争。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都有罪过，所以我们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谁也不能去指责谁。这两种观点都十分肤浅并且否认所有合乎情理的差别。他们错误地期望去为我们的不当行为开脱，或者辩称我们不能受到遗责。
这些虚无主义学说的道德缺失可以通过如下事实看得很清楚：正义正派的文明社会，它们的制度和法律，它们的市民生活和背景文化习俗等，均绝对地取决于在所有情形下都做出道德和政治上意义重大的区别。当然，战争的确是炼狱，但为什么这会意味着所有的道德区别就此抹平了呢？并且即使我们同意有些时候我们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负有罪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负有相同的罪责。永远也不会有那么一天，让我们可以摆脱所有的道德和政治原则以及其他限制。这些虚无主义只是假想：我们已经摆脱这些总是充分完整地应用到我们身上的原则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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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锋，吉林大学伦理学博士在读，主攻利他主义、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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