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是对中西直接接触和中国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应着当时当地不同的现实需要，故此对于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仍然具有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英国著名汉学家雷蒙•道森就曾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参见本丛书中《中国变色龙》一书）。其实，并非只是中国自身在变，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知、想象，也在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体说来，西方世界形成比较明确的中国形象，约从13世纪中后期《柏朗嘉宾蒙古行纪》和《马可•波罗游记》等的出版和流行开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西方人眼中都是一个神秘而富庶的东方国度。至17世纪末和18世纪，沉醉在“中国文化热”氛围下的欧洲人，更是视中国为政治开明、教化理性、文明高超的效法榜样。然而从18世纪末期起，由于种种因缘，这一正面形象却迅速地朝其反面转化。
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叶，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本译丛所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段。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并由此易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阅读那个屈辱时代西方有关中国的各种著述里常见的民族偏见和文化歧视时，我们其实已不必过于敏感，更不必有意加以回避。正如本丛书最早出版之时戴逸先生赐序所指出的：这些偏见和歧视，“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肚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近代西方那极不美妙的中国形象之中的有关认识总体上较之以往趋于深化，至少这种形象变化成为其认知中国走向深化所必经的一个重要阶段，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因为毕竟，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要远比以前更为密切、交往更深、观察更细、碰撞也更多。实际上，我们怎样看待这一变化了的形象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不会不正视和研究这一历史现象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将无疑有助于我们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国家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西方有关中国著作的翻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对西方汉学家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这已得到许多人的重视。其中影响最大的工程，乃刘东教授主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它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论著，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有益的借镜。而我们这套“西方的中国形象”译丛，则显然属于另一类。它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或具体描述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生活、各阶层的日常信仰行为、文化接触的故事、政治制度的运行等轻松活泼、凸显感性、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类著述。我们的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较广泛地流传，对西方的“中国观”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作者在华经历丰富、际遇独特、观察细腻、眼光独到、议论有味，总之具体真切、形象生动。与此同时，丛书还将包括一些后来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于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我们认为，后一类译著的价值，当是前一类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
(这是一篇可供学习可供研究不可多得的文章，请参阅《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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