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原名张红兵，1968年11月生于湖南，在湖南浏阳的外婆家生活了8年，8岁时，跟随父母搬到了陕西。这些年，他走遍了中国大部分的城市，尤其是那些有自然风光的地方，有一些流浪的感觉。因此，很多人称张楚是中国“最寂寞的歌手”和“流浪常花败拘汁饺伴邪宝矛的歌手”。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寂寞的歌手，因为他从小四处飘泊流浪，有人说听他的歌特别感伤，因为歌声浑厚苍茫。他大部份歌曲创作的时候都是走在路上，独自漂泊。10岁那年第一次离家出走，17岁考入原陕西机械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又辍学。1987年只身来到北京，从此踏上了音乐之路。
摇滚不止是飞扬跋扈的长发唐朝乐队，也不止是时髦有型的黑豹乐队，还有这样温文尔雅的、唱着和每一个年轻人心里事和困惑息息相关的短发张楚。从歌词的表达内涵来说，张楚更具备社会性人文，综合种种因素，张楚成为了那时候中国摇滚的又一个形象代表。
“魔岩”三杰并不是同期加入的，三位不同音乐类型的大仙儿组合确立后，1994年的香港红磡，我们看到了中国摇滚最辉煌的时刻。「魔岩三杰」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符号，不仅是因为三个人身上都各具鲜明的个人气质，也是因为三人当时在音乐上的表达，都能表达出真实的生活与情感，这是音乐作为传递人文的重要途径，本应该有的样子。但无奈，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社会迄今为止都鲜有这样的音乐能被「存活」下来。所以「魔岩三杰」只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但这个符号却给张楚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设已经被群众立起来了，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他本身想要的东西。张楚不单是一个音乐人，他更像是从「远古时期」留下来保存完好的一个“知识分子”活化石，这个特质反而让他具备了音乐人应该有的素养。他一直以哲学的方式思考问题，也是鲜有的「先审视自己，再审视音乐作品」的音乐人。
从这一点来说，张楚在人群中可能是孤独的，但这孤独并不可耻，因为这是一份来自只想在喧哗中做好自己的孤独。
我们从小接受的集体主义教育让我们的人生可怕得一致：出生、上学、工作、结婚、生子、还贷、退休养老、死亡。似乎身边的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都几乎一模一样，这些究竟是我们想要的人生轨迹吗？或者说，谁规定的这个标准，要求大家必须得按照一样的流程过完自己的一生？如果大家的人生模式都一样，习惯了这样的流程也就不会做出改变，不改变也不会有创新。中国没有摇滚也因为没有创新，大家怎么搞我们就怎么搞，现在国外流行啥我们就弄啥。
所以归根结底，人生真正的意义，也许就是在普世社会标准里，一个「找到自己」的修行旅程。每一个人在独立面对问题都不要「妥协」，而是要去「和解」。也不要去纠结「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样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希望你身边的人的好，那这个世界一定会好。
崔健1994年的专辑《红旗下的蛋》最后一首歌《彼岸》，像似要讨好听众一样，“友好”地唱道：
“今天是某年某月某日
我们面对共同的现实
这里是世界 中国的某地
我们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
啦啦啦……”
突然间就可能感到，在大家一起高声合唱含义不明的“啦啦啦”的时候，以往的崔健正离我们而去。
我们越来越不满足了，我们越来越失去了那种被替代表达着的痛快淋漓的感觉；而就在几年前，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期，甚至在《解决》时期，我们还一次又一次地被唤起这种感觉，并且在心灵深处为这种感觉激动不已。《红旗下的蛋》并非不表达我们，比起那些无关痛痒却唱遍了全中国每个角落的“热门歌曲”来——其实压根就不应该产生这样的比较——它与我们的关系才称得上是一种关系，它的表达才触及精神，才是精神的表达。但是现在，我们不再觉得它表达了我们精神中最强烈、最敏感、最需要表达的部分，现在我们和崔健之间有了一种距离。
把这种距离的造成归因于崔健，如我上面所说，他正离我们而去，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公正的情绪化的说法。相反，真正的原因在我们自身。相对而言，变的不是崔健，变的是我们，我们正离崔健而去。我们不能要求崔健随我们变化而同样、同步发生变化。在我们身上，生长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还在生长。这就是我们与崔健的不同。
也许清楚了，这里说的我们与崔健歌中的“我们”不可等同。比较起来，这里的我们倒颇能认同于张楚所唱的“没人知道我们去哪儿” 的“我们”。张楚的“我们”是比崔健更年轻的一代。
“中国火音乐制作” 1994年春天同时推出三张专辑，有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垃圾场〉主要是何勇80年代作品的总结，在今天听来，已经能够比较冷静地“吹毛求疵”了。比如说著名的〈垃圾场〉，很明显地让人感觉到崔健的影响；不是说受了影响就不好，从“个人”和“代”的意义上看，仅有受影响左右的表达而没有化影响于无形的表达就不是完整的、自然的、由内而外的表达，则无可置疑。何勇声嘶力竭地唱道：
“我们生活的世界
就像一个垃圾场
人们就像虫子一样
在这里你争我抢
吃的都是良心
拉的全是思想”
——我们在受到震动的同时，会不自觉地涌起这样的疑问：真的已经绝望到了非声嘶力竭不足以表达的地步吗？我想，何勇经不起这样的疑问。不是说他表达的内容经不起疑问，而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方式给人刻意求之的感觉。换句话说，何勇的歌曲，在音乐上（就这首歌而论，更准确地说，是在对音乐的废弃和破坏上）有不自然的矫饰成分。
相反，窦唯音乐上的表现非常出色和个人化，我们大致上可以认同〈黑梦〉制作者如下的描述：“就像许多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生命中充斥的迷惑与难题，都藉由‘梦’的形式释放出来。他以比较具实验性的技法，把所有的歌曲以音效连结在一起，像是重新组合了生活中的片段梦境，强化了听觉上的幻境感受。每一首歌都像是从梦中传来，让你看不太清楚，却知道有许多光线颜色在变化；每一记鼓声都像来自于心脏的正后方，你不只听到了心跳，也听得见它的残响。这种强烈的‘非现实’特性，就是他这张专辑的创作基调，以一种年轻生命特有的敏锐感受，把自己体会的世界，直接呈现出来，有许多与当时代既存的音乐类型极为不同的新异色彩”。但是窦唯的薄弱之处在于，他用语词表达自己的感受时相当欠缺，与音乐上的天才造成强烈的反差，像“明天”、“昨天”、“希望”、“悲伤”之类滥俗的词汇，根本就不足以负载他那特别的感受。我个人有这样的看法，以为听窦唯的歌，与其词曲一起听，反不如只听音乐。
受窦唯影响的人很多，比如同学苏阳，有一次去乐团找窦唯玩儿，窦唯教他打鼓。苏阳后来做了鼓手，1995年加入了“麦田守望者”。还有个姑娘，名叫姜昕。偶然接触到摇滚圈后，还在读大学的姜昕毅然退学唱歌，成了窦唯的女朋友。彼时，窦唯音乐上的想法已更加开阔。一天下午，他和姜昕一起听PETER MURPHY的DEEP OCEAN，窦唯说：“这才是我想做的音乐。”有些恩怨，也早有了苗头。在自传小说《长发飞扬的日子》里，姜昕写到：一天下午，她一个人在家，邮差送来一张包裹提取单，发件人写的是王菲的名字。等窦唯回来后，去邮局取回东西，打开一看，竟是满满一箱CD和一顶漂亮的线帽。当时很多CD，大陆是买不到的，而王菲有心，一箱子一箱子的原装CD寄给窦唯。知道王菲是栾树的女朋友，姜昕也没太往心里去。最早察觉到不妙的可能是郭传林，因为王菲老是夜里给窦唯打电话，一聊几个小时。他就对窦唯说：“你要注意一点，别把乐队拆散了，咱们哥儿几个凑一块儿不容易。”结果，那年去海南演出，窦唯突然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所有队员都大吃一惊。窦唯打电话给郭传林说：“我准备退出了。”郭传林听完脑袋都炸了。郭传林问为什么，窦唯说：“没意思，天天一样的表演说一样的话，我不想过这种日子了。”
窦唯走后，黑豹去坝上草原散心，并决定让栾树做主唱。1993年，黑豹展开了一场“穿刺行动”，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巡演，所到之处，犹如狂风骤雨。当时他们房间有一张地图，每演完一场，就在上面插一把小红旗。看上去别提多雄伟。直到多年后，赵明义依然记得“穿刺行动”第一站是哈尔滨，那是5月份，天还有些凉，衣服被疯狂的歌迷扯掉了，他光着膀子回了酒店。而在青岛参加啤酒节时，12万名观众砸酒瓶、摔椅子，吓得保安在一旁问：“还有几首？还有几首？”沉浸在梦幻般舞台光芒中的黑豹不会想到，这将是他们唯一的巅峰，且再也不可复制。主唱栾树从小有个梦，当一个马术运动员。很长一段时间，他在乐队和马场之间徘徊。好几次演出，由于参加比赛耽误，差点造成巨额赔偿。最终，栾树选择了马术。为了圆梦，他几乎花光了唱歌换来的全部收入，终于在1997年获得了全运会马术冠军。
之后20多年，黑豹动不动就陷入主唱慌。好不容易找到人了，到头来还是各回各家。失去了窦唯，他们日后的作品又鬼使神差一般再没能引起任何激荡。以至于坊间将窦唯称作“黑豹的灵魂”。对于这个说法，黑豹的表态是：谁走了，黑豹都在。可谁都明白窦唯对黑豹意味着什么。窦唯离队时，郭四曾跟他谈了条件：“以后别唱黑豹的歌，你一唱，我们这边肯定完蛋。”窦唯答应了。
没有白纸黑字，只是颇具江湖气的口头之约。对此，窦唯守诺至今。
张楚的音乐和语词是作为一体而产生的，是一同从心里流出来、并且任其自然地流下去的。这种表达上的纯熟在根本上不是技巧问题，而是顺从天性、认同自我的结果。对于出生于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的一代人来说，认同自我在当下的文化情境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不是这一代的人觉得摸不着头脑，不明所以。事实上这一代正处于非常尴尬的情形中。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无名”的一代，与上几代相比，这一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他们往往与社会结合得十分紧密，紧密到个人身份由社会共同赋予、由大家共同承担的程度，比如“知青”，有干百万人把它当成自己的标记和经历，同时它也就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一种话语系统、一套观念谱系，一种文化权势，它在充分表达自己、甚至过度膨胀的时候，就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出一套社会压抑机制。当然，“无名”的一代人的问题，主要倒并不是其他代造成的，而是自身的问题。这一代经历平淡，不太可能从经历或者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出“命名”的依据，更根本的是，这一代从精神本质上拒绝被“命名”，拒绝被统一到一个称号之下，在内部的个体之间，也没有像上几代人那样，你我他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或共通之处。“无名”的一代没有旗帜，不能为某一目标聚集成一种力量。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因为很难形成一种自己的话语系统，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自我表达就极其困难，往往需要“借用”属于其他几代人的方式来勉强凑合，常常言不及义。
对于“无名”的一代中的任何个体来说，个人在精神上的困境都可能与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密切相关。张楚一个人当然不可能解决一代人的表达问题，但他在表达上的质朴、自如、流畅，确实并非我们这一代中的一般人可及。从张楚的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代人心灵的声音，看到一代人精神的画像。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声音、这种画像常常不是以直接呈现的方式、不是以强烈震撼的力量来使人注目的，张楚不是一个激动的抒情者，不是一个急不可耐的宣泄者，不是一个过于看重自己的宣告者和表白者，对比一下上一代的崔健，这样的特征会更加明显。与众多的歌手相区别，张楚显示出一个从容不迫的叙述者的良好素质和介入世界的特征。除了个别（如《赵小姐》）例外，他一般都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混迹于他所叙述的内容之中，不做高高在上的样子；他是一个当下现实的敏锐观察者，同时也更是一个自我感受、自我经验的叙述者，在观察与叙述中，以内在的力量透显出一己的声音和画像。
《和大伙儿去乘凉》叙述了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世俗情景：
“就在街上
碰到一个富人朋友阴沉着脸
让我很惭愧
还是在这条街上
碰到一个穷人朋友他也阴沉着脸
喔 让我抬不起头。”
尽管如此，尽管在世俗的街上待的太久手和头脑都会变脏，但是，
“这个夏天我被天上的太阳晒成漆黑
睁不开眼只能回到内心左右看看已经枯干
街上仍然是那么明亮那么富丽堂皇
最后我决定穿上我最于净的衣服
回到街上
和大伙儿去乘凉。”
叙述者和世俗世界的关系不是简单明了的排斥或者融入，他这样安置自己的位置：身处世俗之中，甚至是认同和肯定一些世俗的价值，但自己并不心安理得，精神上的距离和困惑依然非常突出。手脏了可以用肥皂洗干净，
“可我不能去找个姑娘来洗干净头脑
姑娘不该是肥皂。”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更明了地展示出叙述者和世俗世界的复杂关系。这首歌一开始就描绘出这样的市民形象：
“吃完了饭有些兴奋
在家转转或者上街干干
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
对这样的人民，歌手的态度一点也不暧昧，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别的就不再问
不保佑太阳按时升起地上有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 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同样不暧昧的是歌手对这些被保佑者的认识：
“ 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
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
开始感到撑的人民吧”。
似乎可以感受到张楚性格中柔和、从众的一面，从外在的表现上，他一般不把自己置于一种强大力量的对立面上，像〈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所写，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大家应该相互交好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生命像鲜花一样绽开
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
没有选择我们必须恋爱”；
但是，另一方面，歌曲在对那些拒绝从众的人身上，才倾注了真正的激情——
孤独的人 他们想像鲜花一样美丽
一朵骄傲的心风中飞舞跌落人们脚下
可耻的人 他们反对生命反对无聊
为了美丽在风中在人们眼中变得枯萎
不管是这样的一面，还是那样的一面，这一代人“冷暖自知”，叙说自己的故事，平平淡淡，散散漫漫，却也兀自惊心动魄，比如这样的〈爱情〉，自有别样的爱情所未曾触及之处——
你坐在我对面
看起来那么端庄
我想我应该也很善良
我打了个呵欠
也就没能压抑住我的欲望
这时候我看见街上的阳光很明亮
刚好这时候你没有什么主张
刚好这时候你正还喜欢幻想
刚好这时候我还有一点主张
我想找个人一起幻想
我说我爱你你就满足了
你搂着我我就很安详
你说这城市很脏
我觉得你挺有思想
你说我们的爱情不朽
我看着你就信了
但是忽然间就起了令人不堪的惊惧——
我躺在我们的床上
床单很白
看见我们的城市
城市很脏
我想着我们的爱情 它不朽
它上面的灰尘一定会很厚
我明天早晨打算离开
即使你已经扒光了我的衣裳
你早晨起来会死在这床上
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张楚讲述的这样的故事（这首歌从头至尾是念白），虽然在事实层面上不一定能与这一代建立起—一对应的关系，但它所勾勒的精神画像显然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哪一个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即使通过张楚，我们也无法讲清这一代的心事；
如果我们能够的话，这一代也就可以变得“有名”了。
我们所能确定的是，这一代已经开始寻求独立地表达自己了，这种表达同样拒绝被归纳、被限定、被命名，它当然可能有自己的界限，但它不承认任何外在的强加的界限，也许我们可以用张楚歌中唱到的行为来象征这“无名”的一代的表达：
“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
很多年没有了张楚的消息。直到最近去西安，才知道张楚上个月刚刚回到老家唱过歌，据说当时一直在下的小雨因为他的演出而暂时停歇，有很多的中年人在现场哭了。
认识张楚，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这个怯懦自闭的小个子，神情木讷、目光躲闪，然而却有个刀子一样的声音和诗人般的抑郁。他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说：“姐姐，带我回家！”我一直认为，张楚是这个时代里惟一在用音乐写诗的人。
也许是张楚太自我、太感伤也太尖锐了，他无法娱乐我们的身心，只会刺痛我们的神经。也许是我们的痛感太强，心灵太脆弱，因此在时过境迁之后，许巍用哀而不伤的忧郁渐渐取代了张楚。
然而忘掉张楚，终究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哀。诗人大多已经“饿死”了，如果再失去张楚，我们必将在那些大而无当的奢靡享乐中慢慢萎掉。因为我们一直在用放纵逃避痛苦，然而我们一直逃避不了心灵的痛苦。很多年了，已经没人像张楚那样提醒我们：“你早晨起来死在这床上，即使街上的人还很坚强。”
直到今天我还在怀念那张专辑扉页上的话：“这是94年的春天，空气里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也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他静静地想，有些美好的事物终将一去不返。
（张新颖）
转载自：http://www.say-yo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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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上帝在对我说，却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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