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学术领域中，英语和汉语似乎陷入了矛盾的关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的学术发展与国家经济实力极不相称。因此，提高我国学术创新力刻不容缓。一方面，学术语言英语化已经势不可挡，我国学者别无选择，必须熟练掌握英语，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另一方面，还需要运用英语，向全世界解释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与此同时，能够记载和传播古今中外的科技人文知识和智慧。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呢？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主动出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
战略层面：为汉语成为世界第二主流流学术语言，积极提升
其语言积淀
Gordin（2015）指出，一部西方科学发展史也是一部语言变迁史。他解释道：人类早期，拉丁语曾作为唯一学术通用语；1850 年前后，英语、法语、德语在学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在同一学科内部分布不均衡；20 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俄语是世界第二主流学术语言；学术语言英语化兴起于20 世纪20 年代，经过50年的较量，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才战胜了多语制，形成“英语独大”局面。简言之，学术语言英语化的历史不到百年。英语究竟能走多远？学术语言英语化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有明显变化，这一点学者有共识，但放到历史长河中，其前途究竟怎样？看法迥异。谁能保证“英语霸主”的地位永远不变呢？学术语言的变迁由多种因素所致，其中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创新因素肯定是关键。依据这些因素，笔者预测在未来30 年内，英语仍旧是第一主流学术语言，但汉语可以成为第二主流学术语言，在某些领域有可能成为第一学术语言。如此预测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30 年内我国可以成为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强国。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0 年内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军事力量的壮大，我国的国际政治影响会随之增加，估计30 年内中国能成为科技强国。第二，我国在某些领域已拥有创新成果，例如中医学、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等。
此外，我国人工智能、航天科技、通信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也展现出巨大创新潜力。除了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因素以外，陈保亚（2016）指出汉语能否成为通用语的关键是提升汉语的语言积淀。这里语言积淀是指语言承载的知识广度、深度和新颖度。他在文中指出：“……经济实力超前于语言积淀的发展，往往是一种畸形发展，语言通用性并不会由此得到提升。”中国虽然已经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世界第二，但汉语的语言积淀还远未达到同等地位。以此标准，未来汉语能否成为通用语的关键是语言积淀的丰厚程度。就此，陈保亚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扩大翻译文本；二、增加原创文本。所谓扩大翻译文本就是确保世界上任何承载着原创性知识的语言文本都翻译成汉语。这样，汉语就能表达各种语言所承载的古今知识。他以佛教文本为例说明翻译的重要性。由于佛经经典都有汉译本，因此许多日本人、朝鲜人以汉语为媒介获取了佛教思想及其相关知识，而没有直接学习记载佛教的梵语或其他中亚语言。所谓增加原创性文本，本质上就是提高汉语文本的创新性。这就是说，汉语文本中承载的信息其他语言中没有，汉语是获取这些信息的唯一媒介。我们思考20 世纪50 年代到60 年代，俄语能够成为第二主流学术语言，很可能就是因为苏联在这一时期人造卫星上天、航空航天技术处在世界巅峰。
要实施陈保亚提出的两条建议，目前还有操作困难。第一，目前科研评价体系对翻译成果的认可度比较低，翻译国外的理论著作远不如自己撰写专著。第二，对论文的原创性缺乏评价标准。目前的评价只看发表论文的期刊是否属于SCI、SSCI、A&HCI 或CSSCI，根本不看论文创新性的高低。鉴于上述两个操作困难，笔者建议，当下一定要修改评价体系，将翻译具有原创性的外国学术著作等同于学术专著的科研工作量，同时要对经典著作（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学术著作）英译汉工程加强顶层设计，鼓励高水平学者参与；学术成果评价一定要以“创新性”作为关键指标。一篇文章的质量要看发表杂志的级别，更要考察其创新度的高低。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可以从重复验证性研究入手，但不能就此止步。正如汪品先（2015b）所希望的那样：“年轻人能够更上一层楼，成为具有双语能力、拥有东西方双重文化底蕴的人，通过科学去促进华夏振兴，而不是蹒跚在世界科学村头，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二
战术层面：区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社会科学领域，采用不同
的双语发表政策
在全球化时代，一名称职的学者必须要具备汉英双语写作能力，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游刃有余，既能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又能在国内中文期刊上发表高质量论文。由于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对象有异，自然科学学者可采用“先英、后中”政策，即先用英文发表，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创新制高点，再用中文发表，这样既可丰富汉语科技领域的语汇，又可让英语水平偏低的读者尽快获得前沿知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可以采用“先中、后英”政策，即先发表中文论文，再用英文发表。
事实上，与英文相比，中文发表周期短，及早在中文期刊上刊发研究结果，可让中国读者先受益，然后用英文发表，也可让中国成果走向世界。不过，这里可能需要国内在政策方面做些调整。我们曾经就“双语发表”这一问题在国内做过电话调查，大概有一半受访者，不同意这一做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自我剽窃”，另一半人不置可否，认为这是“灰色地带”。就这一议题，笔者和高一虹（Wen & Gao，2007）曾在《国际应用语言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第2 期上发表了题为《重复发表与学术不平等》（“Dual publication and academic inequality”）的文章。该文指出：两种不同语言学术论文的规范不同，撰写中文和英文论文的方式不能单纯靠翻译，因此双语发表不仅不能看作学风问题，相反应该大力提倡，这也是克服英语母语者和非英语母语者之间学术不平等的最佳措施。
鼓励论文双语发表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在鼓励“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同时，还能增强汉语的传播力。这里传播力指“中文创造或推广新知识的能力”（文秋芳，2016b：30）。语言不仅是符号系统，而且是意义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的词汇只有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与扩大，汉语才具有传播力。用汉语发表最新学术成果，能够“迫使”学者将英文概念翻译成贴切汉语；凡是汉语的原创成果，作者会首先使用母语中的“本土概念”，然后再翻译成恰当英文。如此实践，汉语的“语言积淀”就能够逐步丰富起来。目前“重英轻汉”或“唯英弃汉”的倾向在自然科学领域非常明显，“语言积淀”出现了危机，大量的英文学术词汇没有对应的中文译文，易导致国内学者交流时中英文混杂，汉语的交际功能受到挤压，同时在代际科技知识的传递上，汉语意义体系会出现“空缺”现象。这就是汪品先对“汉语被挤在科学之外”担忧的原因所在。
第二，鼓励双语发表有利于加强“海归派”和“本土派”之间的团结协作，提高国内学术共同体的战斗力。目前有些“海归派”熟悉国际论文发表的流程和要求，善于用英文发表论文，而对中文期刊的规范不熟悉，论文发表困难重重。他们虽然在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但在国内共同体内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些“本土派”在中文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但不擅长用英文发表。少数人满足于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力，但与国际交流不足。不可否认，我国有少数学者具有很强的双语能力，在国内外学界都很活跃，但大部分学者双语发表数量不均衡。如果“海归派”和“本土派”能够结成“互助”对子，彼此之间取长补短，互助共赢，走“双语”发表之路，我国学术发展肯定会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能为建立一个和谐、健康的学术共同体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
国家强、语言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保护和提升中文的国际地位。目前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敏感度很低，甚至熟视无睹，漠不关心。需要强调的是，提出讨论这一问题实质不是要改变当前学术英语化的趋势，因为语言的使用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为的努力有可能遏制某些负面倾向的蔓延。从战略层面考虑，我们要将汉语成为第二主流学术语言作为长期目标奋斗。从战术层面考虑，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汉语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遭到挤压和蚕食。只要政府和学界共同努力，笔者相信这一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本
文
选
自
书名：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作者：文秋芳 张天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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