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单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
叶琼，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级研究生。
【摘要】
基于Goodreads和Amazon（American version）两个平台的读者阅读《在一起孤独》的文本分析，本文发现，从自我出发的阅读者解构了特克尔的网络技术影响自我的单向逻辑，展现出“自我”与技术之间互动的、不确定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交的自我”不同于单一地由网络技术所形塑的“连线但孤独的自我”，充满了不确定性。网络社交自我的不确定性表现为孤独与独处的敏感性，可转换性、积极与消极的双向失控以及自我的非完整性。在两个平台的阅读空间里呈现的自我，既有或明或暗的边界，又在网络时空中交织，表现出网络社会的不同侧面，构成一种折叠的景观。网络技术使各种自我从对话转向单纯的连接，习惯于通过新的连接文化和社交机器人相互连接，迷恋网络空间里的亲密交流。而一旦自我感受到孤独，觉察失去面对面的真实交流，就意味着觉醒的自我恢复了反思性，网络社交自我就有开放的可能性。
一
作为问题的网络社交自我
网络社会的崛起把一道谜题呈现在人们面前：网络技术对人际交往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在社会心理层面，一些研究发现，那些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很少获得满足感或认为自己不幸福的人，以及那些体验过面对面交往所带来的焦虑的人，往往偏向于使用互联网；而另一些研究又表明，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人际交往的满足。在个体心理层面，大部分研究证明，互联网对人际交流产生相当有益的影响，包括自我呈现的增加、疏远感与隔离感的减少、沮丧感的减少、社交圈的扩大等（诺伯特·蒙多夫、肯尼斯·莱尔德，2009：37-39），而罗伯特·克劳特（Robert Kraut）早在1998年就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会减少社会参与，增加孤独（loneliness）（Kraut et al.，1998）。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孤独”与互联网使用发生了关联。
当互联网与“孤独”发生关联的时候，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正在运用实地研究和临床诊断的方法考察人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聚焦被这种关系重构的自我：1984年出版的《第二个自我》（The Second Self ）呈现人们在计算机这面镜子中反思自我，1995年出版的《虚拟化身》（Life on the Screen ）聚焦网络虚拟世界中“自我”的角色由单一走向多元。随着手机、智能电子玩具、机器人陪伴“数字原住民”成长，她进一步转向网络技术正在塑造的“连接但孤独的自我”，提出一个反思性的问题，即为什么我们对技术期待的越来越多而对彼此期待的越来越少。2011年出版的《在一起孤独》[1]由此反思一个网络社交的“自我”：人与机器人的交流逐步替代人与人的交流，“自我”在与机器人新型独处中形成“孤独中的新型亲密关系”；同时，“自我”在网络化生存中感受到“亲密关系中的新型孤独”，在线即是交流，但这种交流根本不需要实在的内容，也不需要声音，喜欢隔着屏幕的交流，渴望亲密关系，又担心与人交往的风险与失望（雪莉·特克尔，2014：127）。显然，由于反思只面向人与技术的二元关系，因此问题又悄然转向网络技术如何造成了自我的新型孤独，当把自我的孤独诿过于技术之后，反思难免落入单一逻辑的套路。
这种提问的方式激起认同也引发争议，以至该书出版以来，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谷歌学术的引用率达4351次。一部分学者顺着特克尔的思路，证明互联网的使用造成了人的新型孤独。有学者用实验研究证明，仅有移动通信设备在场的情况下，这些设备会对亲密、联系和对话质量产生负面影响（Andrew K. Przybylski et al.，2012）。而通过设计实验比较，发现手机在场时的对话质量低于手机不在场时的对话质量（Shalini Misra et al.，2014）。在加拿大青年实验小组身上，也发现网络社交会降低对话的质量，人们用连接置换了对话（Favotto Lindsay et al.，2017）。对于“网络减少了面对面与人交流的机会，产生孤独”，认同者讨论的焦点是：移动技术的频繁使用与包括跨代在内的真正人际关系的衰退相关联（Porter Gina et al.，2012）；由于Facebook的可见性、连接性和持久性，不仅产生隐私问题，而且提供机会让用户与其他网络成员不断地进行社会比较，继而引发嫉妒、焦虑及其它消极情绪（Jesse Foxa et al.，2015）；网络使病人远离现实生活中的社交互动，造成了孤独和互联网依赖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在缺乏有力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De Freitas et al.，2013）。有学者持一种调和观点，网络的社会使用是为了寻求连接，而不是避免孤独，网络在提高连接效率方面加强了人际关系（DohyunAhn et al.，2013），而连接效率的提高反而减少了有意义的人类接触，从而削弱了人际关系。对于“在线交流是低质量的，不能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而且无法获得亲密”（Thupayagale-Tshweneagaeet al.，2015：143-155），认同者讨论的焦点是：语音通话是侵入性的，不能提供回应的自由，年轻人拒绝富有感情的声音其实就是拒绝亲密；保持在线的人们正在经历“害怕失踪”的社交焦虑的煎熬（Dossey Larry，2014：69-73）；社交互动的根本性变化增强了社交孤立感，美国近十年来自杀率上升与此相关（Phillips et al.，2014）；社交媒体可以产生“弱关系”，欠缺复杂的面对面人际交往（Sarah Elwood et al.，2013）；Facebook上的好友仅仅是单向分享的关系，并不代表广泛的人际关系（Andreas Wittel，2011）；《心理学年鉴》也认同人际互动的质量越来越低，其原因是在线的人际互动更为肤浅、风险更低、更容易断开连接（Samuel D. Gosling et al.，2015）。
质疑的人也没有脱离这些逻辑，只是反向证明，网络社交可以加强沟通，促进亲密，比如人们在洪水期间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相互帮助着穿衣吃饭，或者在恐怖袭击之后在网上表达国际声援，表明“有时候是技术让人们聚在一起”，而非使“我们对彼此期待更少”（Turner Denise，2016）。有学者通过研究Facebook上交往的类型，发现Facebook上的传播效率更高，而且网络上对话的关系亲密度很高，超出了他们的面对面交流（Moira Burke et al.，2014）。另一些人认为，特克尔所说的“在一起孤独”现象建立在面对面的对话质量一定优于在线交流这一假设之上，这种哀叹是基于毫无意义的假设，即社区公民可以愉快地在咖啡馆深度交流（Gruzd Anatoliy et al.，2016）。
自我为什么在网络使用中会有不同的交流反应？偏向于影响研究的人并不关注这个问题，一心只考虑网络技术对人的单向影响，遗失了自我。意想不到的是，当《在一起孤独》进入网络阅读时，被学者们遗失的自我重新凸现出来。自2011以来，仅以Goodreads和Amazon（American version）两个平台为例，共有879人参与讨论特克尔的这本著作，其中Goodreads有638条评论，Amazon有241条评论，[2]去除20字及以下和无实质性内容的评论，总共724条有效评论。阅读者大多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诸如父母、中老年、教师、青少年、反卢德分子、网络技术爱好者、反技术决定论者等。虽然阅读《在一起孤独》的公众来源不同，成分复杂，观点各异，但大多倾向于回归自我体验，把自我置于人与网络技术的关系以及网络社交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对“网络社交的自我”的多元建构。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724条有效评论中对“连接但孤独的自我”的谈论表现为三种差异的维度，即孤独与独处、积极与消极、个体与群体，不同的差异维度会形成对“连接但孤独的自我”的不同理解，进而呈现出人与网络技术的关系的多样性。由此，一个被特克尔及其研究者忽略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自我的角度审视人与网络技术的关系，并不一定通向由网络技术塑造的“连接但孤独的自我”。这样一来，我们有必要顺着公众的视角，观察公众如何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感知“连接但孤独的自我”，公众的网络社交自我建构如何因人与技术关系的多样性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以及自我如何表现出突破网络技术统治的可能性。
二
孤独的自我与独处的自我
一般说来，绝大多数的人害怕孤独，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妥协避免孤独，他们宁愿和别人在一起，任何人都行，而不愿独自一人（alone）；另外一种人，他们宁愿独处（solitude），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舒舒服服地做自己（莱诺·费舍尔，2007：11）。这便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孤独（alone/lonely）和独处（solitude）。前者是被迫的孤独状态，源于我们对“亲密关系的需要”，年纪幼小，最需要陪伴时，就会产生孤独感（雪莉·特克尔，2014：72），即“一种孤单寂寞的消极情感体验”（林崇德等，2014：436）；后者却是主动选择的孤独状态，是独自一人时感到满足和积极向上的能力。发展心理学认为，独处是一种发展需要，独处的经验对人生每个阶段的发展都十分重要（Buchholz E.S et al.，1994）。而在特克尔看来，独处的能力能让我们学会倾听、有同理心，并且更具想象力（雪莉·特克尔，2014：67-68）。从技术角度看，网络让人保持在线，在物理空间中独自一人（alone），同时屏幕也没给人独处的空间。但孤独的自我与独处的自我对此有不同的体验。
陷入孤独的读者沉浸在他们的屏幕之中，从现实的物理空间中抽离，他与线上的人们相连接，但是在物理空间中，他却是孤独一人。这就是特克尔所描述的“连接但孤独的自我”。多位读者感知到自己的这种状态，他们要么被手机所吸引（Goodreads网友Cooper，2011年2月15日；Goodreads网友Gwyn，2011年6月7日），要么被Facebook等社交网站所吸引（Goodreads网友Susanne ，2011年2月6日；Goodreads网友Daniel Solera，2011年3月25日），这些陷入网络的人，发现了“连接但孤独的自我”，并作出一些改变：改变自己使用Facebook的方式或是停止使用，甚至有人放弃自己的Facebook账户。
还有一部分读者，他们并不是特克尔所说的“连接但孤独的自我”，而是由于处于同一物理空间的其他人的技术使用导致了“孤独的自我”。这类读者在生活中体会到身边人沉浸于屏幕，从物理空间抽离，让他们陷入孤独境地，产生不适感。特克尔的书唤起了他们关于这类经历的记忆：
“就在昨晚，我躺床上用iPhone做《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而我的丈夫在我旁边查看他手机上的新闻。我们在现实中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思是完全分开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在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Goodreads网友Shana，2012年9月26日）
“我在客厅里打字的时候，我的丈夫在他的办公室和在线的人一起玩电脑游戏。他在游戏里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但是我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我刚刚发现，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Amazon网友Kathrynon，2012年12月14日）
“就像我的伴侣在用餐时不停地打电话一样（我感到孤独），通过漫无目的地浏览Facebook，我感觉越来越不安全。”（Goodreads网友Jane，2011年2月6日）
“当我读到关于脱离接触的父母、青少年太害怕/紧张/急于打电话，以及我们过着越来越孤立和脱离的生活时，我发现自己也在点头。”（Goodreads网友Ryan，2012年10月19日）
这类读者所说的“孤独的自我”显然是对“连接但孤独的自我”的一个补充。特克尔更多地关注了那个浸入屏幕的人，忽略了与他同处一个空间的其他人的感受。读者体验到的技术背景下“孤独的自我”，对使用技术的人是适用的，对使用技术的人的周围人同样适用，尤其当物理空间仅有两个人存在的时候。屏幕带走了使用技术的人，将另一人置于孤独的境地。
被迫陷入孤独者自然失去了独处的机会，一些向往独处的读者抱怨，不间断的技术连接让他们失去了独处的机会：
“当我在图书馆里读这本书时，我的手机在旁边一直响，因为当它静音时，我每2秒检查一次，看是否有人联系我，但是当它响时，我只在它响了的时候检查过它。无论哪种方式，我需要感觉始终保持联系，如果我感觉没有连接，我会感到焦虑。”（Amazon网友Ariannaon，2015年5月6日）
其主观想法是一个人在图书馆享受独处的时光，但手机闯进了这个场景。她面临着双重的焦虑，即失去/脱离连接的焦虑、不间断连接的焦虑。在她想要独处的时候，她希望技术退场，希望将技术被统辖在独处之下，但是最终失败了。一些拥有独处能力的读者对技术的处理就显得娴熟得多：
“每当使用手机网上冲浪或多任务处理时，我们的大脑会重组。当我们试图重新集中注意力时，我们实际上正在与自己做斗争。然而，无论多么艰难，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独处、审慎和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美德了。……当我们提醒自己，自己忙碌的决定者不是技术，而是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好。有了这个警告，我决定随时把我的智能手机放在一边。你也可以和我一样，挑战一下自己。”（Goodreads网友Edward，2012年1月1日）
“特克尔对孤独和独处进行了重要区分，本书的标题揭示了我们今天超连接世界的讽刺意味——虽然相互连接，但我们‘在一起孤独’。这不是极端的呼吁。不需要放弃你的社交媒体，而是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这些工具与他人联系。并且，进行有深度、有洞察力、和有规律的互动。”（Gooereads网友Stephen，2017年12月3日）
独处的自我是自信的，以自我为主体的。他们确定特克尔所说的“连接但孤独的自我”是存在的，同时坚信自我拥有控制自身行为的力量。技术只不过是众多沟通方式中的一种，如果我们想换一种沟通方式，如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也可以自如地放下手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独处的自我这里，人的主体性得到凸显。
对孤独的自我和独处的自我来说，技术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孤独的自我感知到技术让自我远离亲密，最终孤独。特克尔认为使用技术的人走向孤独，而体验孤独自我的读者进一步补充：与他同处一个空间的人也被迫走向孤独。体验独处自我的读者把技术当作可控的一部分，认为孤独是独处的失败，只要人们有意识地使用技术这一工具，就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决定技术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自我有能力战胜孤独。
三
积极的自我与消极的自我
在看待自我方面，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对立的方式。积极的方式偏向于高估自己，自认为有着超出实际的控制感，过度相信自己，盲目乐观，即过于看好未来，相信好事比坏事更有可能发生。消极的思考方式则认为自我的表现和特征都在正常范围内，而不是超常的，自我对多变而混乱的世界只有有限的控制力，未来是暗淡的。与积极的自我相连的乐观包括气质性乐观和乐观解释风格，前者认为乐观是一种人格特质，总体上期望未来好事多于坏事（卡尔，2013：91-97）；后者将乐观看作一种个体特征性的解释风格，即个人怎样解释坏事情的原因。喜欢用外在的、不稳定的、特定的原因来解释的是乐观的解释风格；喜欢用内在的、稳定的、普遍存在的原因来进行解释的是悲观主义的解释风格（克里斯托弗·彼得森，2010：86）。阅读《在一起孤独》的公众明显表现出积极与消极的差异。
积极的自我高估自己，认为自己对技术有一种超出实际的控制感，我们能正确处理与技术的关系，尤其是与社交机器人相处的过程中。这部分读者认为我们有抵御技术的能力，不会受到机器人面目的引诱，更不会将人类的特质放在机器人身上。有人现身说法，自己从没想过他的speak & spell（一款社交机器人）是否是活着的（Goodreads网友George，2011年4月3日），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游戏机是否学会打败他或是学会适应，自己很清楚这只是一个程序（Goodreads网友Dan，2011年1月27日）。还有更多的读者认为特克尔低估了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
“我认为她低估了人们适应技术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如果你发现自己是电子邮件或Facebook的奴隶，那你做错了！有很多方法可以学习如何平衡生活，这样你就可以有效地利用技术。……没有人真正需要在人际互动和技术中进行选择。”（Goodreads网友Wai Yip Tung，2012年2月16日）
积极的自我往往十分看好未来，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且以一种进步主义的姿态看未来的发展。有人以新技术的眼光看待网络社区及其更新，批评特克尔所谓虚拟场所并不能纳入社区范围的观点太过保守了（Goodreads网友Becky，2015年5月9日）；也有人批评特克尔过于怀旧，觉得沉浸于网络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只是把平时面对面谈论的平常的事放在Facebook上罢了（Amazon网友Patrick Oglethorpeon，2011年9月22日）。
“过时”“怀旧”成为特克尔身上抹不去的标签：
“我总是被‘技术评论家’所困扰……是的，我们依赖技术，但是社会隔离、缺乏深度或情感等问题已经过时了。特克尔承认这一点，并认为技术使这些事情更容易发生。也许是这样吧。但是我想起了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张照片：火车上有一群人全部都在读报纸，都明显地忽视了彼此。它看起来像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并且标题为‘技术正在使我们与众不同’。” （Goodreads网友Edward，2014年2月12日）
“毫无疑问，有些人会在网络化身和网络人物中迷失自我，每天花费数小时建立他们的‘虚拟自我’。然而，这些轶事并不能得出她的结论——人类被社交机器人和网络关系所破坏。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在其他技术身上：印刷机让人们停留在页面上而不是寻求彼此之间的关系？”（Amazon网友Brian Villanuevaon，2011年2月8日）
“特克尔和很多其他的作家已经将他们的乌托邦愿景从极端赞同变成了对新技术和网络的不信任和批评。这是疯了吧。这种态度已不新鲜了——25年前，学者们喜欢批评电视对社会的影响。虽然我们仍然在阅读这类的批评文章，但是今天电视负面影响的关注度已经下降了。我认为在互联网身上会发生同样的事情。”（Goodreads网友Laurel，2012年12月20日）
显然，这些体验倾向于认为人对媒介的负面影响的关注是逐步下降的，并且以此作为质疑对网络技术不信任的证据，只是这种体验建立在对媒介历史的肤浅思考之上，其乐观是盲目的。
另一类的积极自我并不过分否认特克尔的观点，而是寻求一种平衡：技术有消极影响也有积极影响，特克尔过分放大了所谓的不满和失去连接（Goodreads网友Wai Yip Tung，2012年2月16日），这样一味强调消极影响的做法，有故意悲观之嫌（Goodreads网友Jeremy，2012年8月22日；Goodreads网友Laurel，2012年12月20日；Goodreads网友YHC，2017年6月27日）。但这种积极自我并不是建立在积极与消极的辩证思考之上，而是逃避悲观性的自我导向，把书中所有对网络技术的消极描述斥之为“故意悲观”，并归因为方法上的缺陷。有人怀疑作者先入为主，她已经将社交机器人、网络等技术定性为“不好的”，所以在挑选例子的时候故意挑选能支持她观点的事例（Goodreads网友Vivian，2011年3月7日；Amazon网友Allen Walzemon，2015年9月3日）；有人怀疑民族志研究方法本身没有量化的数据，采访的对象只是某一个阶层或某一个地区的特定人群，不具有普遍性（Goodreads网友Elizabeth，2011年2月25日；Amazon网友Adam Kotankoon，2016年8月17日；Goodreads网友Jason，2011年3月13日）；有人怀疑精神分析方法的科学性，承认特克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但他认为精神分析是过时的（Goodreads网友Morgan，2011年3月17日）。通过这种方式，积极的自我支撑起对网络技术的积极想象。
消极的自我认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对技术只有有限的控制力。在他们眼中，面对网络，我们无法避免自己被它所挟制，网络要求我们“一直在线”，我们便24小时在线；持续的在线不仅带来沟通压力，而且导致我们繁忙地穿梭于网络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疲惫不堪。日常观察可窥见这种繁忙的体验：
“青少年希望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网络世界，休息一下。今天的大多数青少年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试图管理他们的双重生活和角色——在线的和离线的，每个都可能干扰或挑战另一个。”（Goodreads网友Talya R，2012年6月7日）
“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沉浸在他们的智能手机屏幕上，在他们排队等候的时候，在等公交车的时候，甚至坐在同一个房间的时候。说实话，它开始让我对技术将如何影响年轻一代和老一代感到好奇（同时感到生气）。”（Amazon网友Berggeon，2014年4月22日）
读者常常把这种面对社交机器人技术的无力感归因于人不由自主地对机器人产生感情，从而产生更大的无力感，更暗淡的前景：
“电视上、电影里和书中的故事，主题通常十分相似，人类给予机器人情感和感觉，我们希望机器人拥有这些情感。我们知道计算机程序不能有这些情绪，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将这些情绪归因于它们。……作者指出，问题在于，当机器人优于人类陪伴时，我们想要用机器人情感和陪伴取代人类的情感和友谊。”（Goodreads网友Kate，2012年8月4日）
“我认为说话的玩偶/玩具很可爱，但从未想过它们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理以及他们对‘活着’或‘爱’的看法，从未想过机器宠物可能比真正的宠物更好，因为真正的宠物会跑掉，机器宠物在不喜欢的时候可以关掉......如果这就是我们为年轻人编程的方式，未来几代人将如何控制和保持冷静？”（Goodreads网友Melissa，2013年9月24日）
甚至，有些读者认为技术似乎已经入侵生活，我们在各个方面都被技术所统治，对技术无能为力：
“《在一起孤独》中，特克尔讨论了人的脆弱性。在一个找不到意义感的世界里，人们通过在线身份消费、记录他们的生活、生产机器人伴侣、生活在幻想游戏中等来创造自身的意义。照片、机器人和视频游戏本身就存在问题，但是当人们在需要查看电子邮件、通知消息、Facebook的强迫性循环中请求技术来减轻焦虑，技术就超越了它本身作为工具的意义。它成为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并定义我们生活的东西。它成了我们的上帝。” （Goodreads网友Heather，2014年10月3日）
在这里，人对网络技术的无力感归因于人的脆弱性，也就是说以自我的消极性来解释自我的无力感，自然是无法摆脱网络技术的统治，只能走向“连接但孤独的自我”。
四
个体的自我与群体的自我
人的形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即个人；一种是群体（陶富源，2004：39-47）。社会心理学的自我概念（对自己是谁的认识）包括个人身份（你对自己个人属性的认识）和社会身份（戴维·迈尔斯，2006：30-31）。心理学对自我的测量也包含个人特性（我们所知觉到的内部或心理品质）、社会特性（我们认为别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和集体特性（我们对于属于某个更大的群体如种族、宗教群体的感受）（乔纳森·布朗，2004：26）。前文所述自我的孤独与独处、积极与消极差异的维度，大多是个体自我的特性表现，其一般特征是对于网络技术的体验局限在个体直觉的、意识的、身体的、情感的范围，并且赋予经验以第一人称视角，使得一种经验仿佛是我的。这样一来，自我对于网络技术的体验与自我的特性相关，即与孤独与独处、积极与消极的特性相关。
没有个体的自我，人就无法理解自己使用网络技术的意识。与此同时，个体的自我还要扩展成为完整的自我，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发展出人际自我（interpersonal self），即群体的自我。群体的自我倾向于把自我纳入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想象中，使自我与群体的社会特性和集体特性统一起来。阅读《在一起孤独》的公众一般愿意将自己纳入群体自我之中，如父母群体、中老年群体、教师、青少年、反卢德分子，直至人类范畴的群体。
一些认同自己父母角色的读者知道做父母的一般社会特性，他们对“连接但孤独的自我”高度警觉，其典型的自我表述是：
“这些机器人技术只能迷惑那些天真的孩子，我们大人是不会被卷入其中的。”（Amazon网友Willon，2013年12月11日）
“在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之前，我在小学教了七年的书。我越来越意识到并关注孩子们‘沉浸’到某种电子设备或其它设备的时长。更令人担忧的是父母成为了他们这种行为的模范。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父母去操场散步的时候，一直在手机上聊天、发短信。他们用一只手拉着秋千另一只手一直在打电话’……至于树立模范，我已经放弃了我的Facebook帐户，并在孩子们入睡之后再处理我的大部分电子邮件。我不希望他们看到，或者觉得他们的母亲更多地与机器在一起而不是与他们在一起。”（Goodreads网友Susanne，2011年2月6日）
显然，这位母亲认同特克尔关于网络技术造成孩子们孤独的现象，看到了偏离父母角色的那个“现实的自我”，同时又能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建父母角色的“理想的自我”，即与孩子们在一起的自我。此时，这种群体的自我在社会性反思之中获得了超越网络技术统治的力量。
中老年群体体验着与技术隔离的自我，认为自己对年轻人的技术世界知之甚少，因此与青少年的看法存在代际差异。他们对技术十分谨慎，或避免使用Facebook（Amazon网友obishopon，2012年12月29日），或较少使用手机、短信（Amazon网友Johnon，2013年3月9日），试图不让网络技术控制其生活。这样的人偏向于认为网络技术对自我没有发生影响，而是对年轻人发生了影响，感叹今天的年轻人错过了真实生活，感叹他们能够即时与越来越多的人交流，但越来越少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这种群体的自我习惯摆出成熟、老练的样子，极力撇清自己与技术的关系，并将此作为自身与青少年群体加以区分的标准：
“摹嬉士（Teeny-boppers）和20多岁的年轻人伴随着‘联机线’或持续连接成长。显然，我们老一辈并没有随着电子产品长大。我会决定在哪个时间和地点我可以被连接到，在哪个时间和地点我不会被连接到。我不希望‘脱离空间’，进入一种不在场的状态，就像星巴克里面年轻的父亲和他的女儿一样脱离在场交流。”（Goodreads网友Mia，2011年5月25日）
“我觉得本书所说的孤独主要源于代沟。特克尔试图根据对使用Facebook的青少年和年轻人的随意采访进行精神分析，将他们对网络技术的痴迷扩大到整个社会范围内，我作为老一辈对此感到讨厌，觉得自己被冒犯了。”（Goodreads网友Heather，2011年8月14日）
教师的群体自我偏向于感知学生沉迷网络技术的状态，同情学生的遭遇。教师责任的自我认同让他们觉得自己超越于“连接但孤独”的自我之外，而学生深处“连接但孤独”的自我之中：
“他们（青少年）的分心和不安全程度达到了历史新高。他们非常孤独，并且不知道如何在不用拇指打字的情况下表达自己。”（Amazon网友George R. Collisonon，2011年8月14日）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一定程度上同意：看到一群学生一起走在校园里，每个人全神贯注于他或她的手机而不是互相交谈，我总是很难过，让学生们将手机搁置50分钟的课程是一场持续的战斗。”（Goodreads网友Elgin，2015年12月5日）
作为青少年群体（或者说数字原住民）的自我，没有父母、老师群体的技术忧虑，也异于中老年群体的技术谨慎，毫不避讳“与技术亲近”这一事实，并将这种亲近视作常态。他们嫌弃特克尔大惊小怪，同时质疑特克尔对青少年描述的准确性：
“这些青少年只是希望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更多的全神贯注，然后她所记录的所有这些问题将会消失（或者永远不会再发生）。 这些青少年不是第一个觉得他们没有父母全神贯注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就此而言，我知道很多青少年（哎呀，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欢迎父母少给一点注意力。”（Goodreads网友George，2011年4月3日）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可以看到我们的行为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这一代人与众不同。这本书从未真正向我展示过正在发生的基本心理变化或者他们将走向何方，而是给出很荒唐的建议——我们都想在2020年嫁给机器人。”（Goodreads网友Chris Elsden，2012年4月1日）
“是的，Facebook改变了青少年互动的方式，发短信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了。”（Goodreads网友Nick W.，2015年6月18日）
因为特克尔显露出反思网络技术的锋芒，一部分爱技术的阅读者迅速聚合于反“卢德分子”[3]（Luddite）的争论，有些读者一口咬定特克尔是“新卢德分子”，[4]另一些读者则为其辩护。这样一来，爱技术的群体自我发生分化，那些已变成技术自我的人认为，尽管特克尔自己否认，但她的确是卢德分子。“她的整体基调是‘让技术滚出我的生活！’，这是对数字文化的冷漠疏离。”（Goodreads网友John Carter McKnight，2011年2月27日、Goodreads网友George，2011年4月3日）这正契合了新卢德分子的观点：技术是非价值中立的，它使人受控于技术乃至丧失人性，所以要反抗技术、消除技术（陈红兵，2001）。在这种技术自我那里，网络技术已成为支配自我的内在力量。而那些倾向于合理使用技术的人则为特克尔辩护：特克尔是一个坚定的技术怀疑论者，但是她远非一个“卢德分子”或叫骂者，也不像“忧天小鸡”[5]（Chicken Little）那样（Goodreads网友Katie Schmid，2012年6月18日）；特克尔谈到了技术的消极影响，但是她没有贬低或拒绝技术（Goodreads网友Kelly，2011年2月8日）；特克尔认为我们把对移动设备以及Facebook和互联网的依赖性称为‘上瘾’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治愈’就是放弃这些技术，我们不是放弃技术，而是将它摆在它应该在的位置（Goodreads网友Katie Schmid，2012年6月18日；Goodreads网友Dayna Bateman，2011年10月2日）。这种合理使用技术的自我保留了超越网络技术统治的可能性。
把自己归为人类的一员，从人类的角度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这样的自我认同不在少数。经词频统计，“human being”被提及50次。读者多用“我们”表达人类整体，与“机器”相区分，用“人的价值”表达自己对人类伦理的理解：
“这并不意味着不要使用它们（网络技术），但我们应该小心地使用它们。我们需要不时回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要牢记真正友谊的价值，这需要真正的接触，保持人的价值。”（Goodreads网友Loretta Pioch，2016年5月18日）
“人们确实让我们失望，当他们这样做时，我们转向新设备以获得愉悦和错误的连接感。当技术设备取代人类成为我们的生活伙伴时，这会如何改变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方式？它如何改变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Goodreads网友ELK，2012年7月10日）
“特克尔有一个很好的观点。人们需要记住，他们是人，而不是机器。人们需要亲自与人沟通，学习如何做人，而不仅仅是连接。为了重视人性，人们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怀，而不是机器人的‘关心’。”（Goodreads网友Danielle，2012年2月11日）
以人类作为群体认同的读者往往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确定性表达自己的担心，担心人类无法控制技术；但是他们不一定讨厌技术，而是认为应该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合理利用技术。
五
结论与讨论
《在一起孤独》所引发的阅读讨论，一方面达成了特克尔所谓在网络社交时代找寻自我的目标，每一位阅读者无论是否赞成她的观点，都不由自主地沉浸于自身的网络社交体验，感知“连线但孤独的自我”；另一方面，从自我出发的阅读者又解构了特克尔的网络技术影响自我的单向逻辑，展现出人与技术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单向的影响关系，而是“自我”与技术之间互动的、不确定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交的自我”不同于单一地由网络技术所形塑的“连线但孤独的自我”，它因为自我的差异性以及自我与技术关系的多样性而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Goodreads和Amazon（American version）两个平台的阅读空间里，孤独与独处、积极与消极、个体与群体三个差异维度的自我，以不同方式感知“连线但孤独的自我”，与网络技术发生着不确定性的关系，构成了网络社交自我的不确定性。
在孤独与独处的差异维度，不确定性表现为孤独与独处的敏感性以及可转换性。孤独的自我一方面顺着特克尔所描述的“连接但孤独的自我”，体验渴望“永远在线”但被技术带离交流现场的自我，呼应网络技术形塑自我的逻辑；另一方面，孤独的自我也可能是“连接但孤独的自我”的旁观者，看见网络技术造就的疏离，因为身边的人沉浸于技术让他们陷入孤独。独处的自我以自信定义自我，将技术视为诸多沟通交流方式的一种，能自如地控制自己的交流行为，把握对技术的使用。但独处的自我对独处有高度的敏感，当感知独处的失败时，它便触摸到“连接但孤独的自我”。
在积极与消极的差异维度，不确定性表现为积极与消极的双向失控。积极的自我也是自信的，其自信在于对未来十分看好，积极乐观，能够抵御技术包括网络技术的诱惑、机器人面孔的吸引，认为特克尔低估了人类对技术的控制能力，甚至有故意悲观之嫌。相对而言，积极自我有逃避悲观的倾向，不愿意正视“连接但孤独的自我”。消极的自我感受到技术对人的挟制，感受到特克尔所说的自我被网络搞得忙碌不堪却无能为力，自我被机器人技术蒙骗还认为它们有感情，技术成为了我们的上帝，认为人们无法摆脱网络技术的统治。积极的自我与消极的自我在体验网络技术时都无法摆脱情绪，宁愿把错觉当现实。前者以“乐观”实现自我催眠，刻意压抑悲观的想法；后者以“悲观”来取消主体性，习惯于在夸大网络技术的力量中体验人的无力感。当积极与消极两极化时，自我不可避免地双向失控，难以面向自我与网络技术的关系。
在个体与群体的差异维度，不确定性表现为自我的非完整性。个体的自我对于网络技术的体验局限在个体直觉的、意识的、身体的、情感的范围，并非面向完整交流实践的自我，有待在网络交流实践中发展为人际自我，形成完整的自我叙述。群体的自我以自身的某一社会角色作为依托，表达作为人际交流的自我对人与技术关系的看法，呈现群体内态度的同一性。但这种群体自我的叙事因基于社会角色的情绪与情感、分化与对立，亦表现出非完整性。父母角色更忧心于失去与孩子的情感交流，这种忧心可以引导自我感知网络技术对交流的破坏，亦可走向恢复情感交流的实践，但这样的自我为情感所困，并不能反思自我的交流出现了什么问题。中老年群体大多对数字原住民的电子世界知之甚少，极力撇清自己与技术的关系，更愿意相信他人在技术面前展现出的脆弱，特别担心沉溺于网络空间的年轻一代会失去真实的生活，这样的自我为“代沟”所形塑，而非通向代际交流实践的自我。教师角色偏向于感知学生沉迷网络技术的状态，同情学生的遭遇，而同情本身构成了教师与学生的隔离，这样的自我依然是非交流的自我。年轻一代建构着“亲近技术的自我”，刻意通过使用网络技术与其他社会角色的自我保持距离，同样是片面的自我。从反卢德分子中分离出来的合理使用技术的自我以及作为人类的群体自我，习惯将机器人视为“群体外的人”，以人的价值为度量标准将自身与机器人区分开来。他们喜欢用“我们”“人们”表达人类群体内的认同感，而机器人是值得警惕的“他者”。既含有对人的价值表示认同的共识，又显露着对机器人超出人类控制的某种担心。然而，这种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也是不完整的。
这些在两个平台的阅读空间里呈现的自我，既有或明或暗的边界，又在网络时空中交织，表现出网络社会的不同侧面，构成一种折叠的景观。网络技术使各种自我从对话转向单纯的连接，习惯于通过新的连接文化和社交机器人相互连接，迷恋网络空间里的亲密交流。而一旦自我感受孤独，觉察失去面对面的真实交流，就意味着觉醒的自我恢复了反思性，就会面向理论家询问应该如何重拾交谈：
“这一切都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假设既不是放弃现实生活，也不是放弃数字世界，我们很难找到中间路径。特克尔的书主要提出这些问题，并且没有花很多时间回答这些问题。”（Goodreads网友Josiah，2014年8月4日）
“我会欣赏一些解决方案，以使我们能够继续使用网络连接和技术——她知道一些平衡这些东西的好方法吗？”（Goodreads网友Katie，2014年2月18日）
这就预示着自我突破网络技术统治的可能性，走向自我救赎。特克尔所说的“重拾交谈”只是一个打开被网络技术折叠的自我的初步构想，即回到交流自我，与自我展开交谈：数字时代为什么更需要对话？技术的可供性是否也在阻止我们夺回那些已经涣散的注意力？是什么掩盖了亲密感的消失？技术的引力到底有多么难以抵抗？体察到特克尔这一用心的阅读者大多能转向自我反思，体验时刻连线但越来越冷漠的自我，从而实现网络社交自我的超越。不过，特克尔的自我反省方式还是落入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套路，难以从根本上打开被网络技术折叠的自我。
从网络社会的角度来看，技术就是社会（曼纽尔·卡斯特，2003：6）。在这个技术与人合二为一的数字时代，媒介融合的推进让传播的主体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传播主体被重塑，意味着新媒体不仅仅是社交工具，更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孙玮，2018）。从未来的角度来观望人类与技术，人与技术最完美的结局是人与技术共生，共同进化。这样一来，一切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讨论，最终还是落到参与其中的“人”身上，具体而言，就是“自我”。人类自我的完整性建立在与一切“思考着的智能存在者”的交往实践之中，这里的“思考着的智能存在者”就是洛克所说的“位格”（person），人类是“位格”，外星人、机器人等也是“位格”（巴里·丹顿，2016：51），一个完整的人类自我应该是与一切非人类的“位格”保持互动关系的自我。这样，网络社交的自我才有可能超越仅仅“渴望连线”的自我。
此外，网络社交自我的开放还必须基于一种批判性思维：是机器人和网络技术导致人的孤独，还是人的孤独感使人偏向于与机器人交往，寻求社交网络上的虚拟交往？无论何种情况，都与交流权利的不平等相关：为什么有人把孩子、病人、老人交给机器人护理？因为他们失去了陪伴的权利；为什么他们不愿把孩子、老人、病人交给陌生人护理？因为他们失去了信任的权利。社会区隔、阶级对立、文化障碍、性别与宗教冲突，使人失去了自由的交流，若不去面对这一社会现实，重建网络社交的自我就只是一种无力的自我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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