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德安博，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哲学全英文硕博士项目负责人。
西方化的儒家伦理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讲师 德安博
上海社会科学院 赵峰芳译
在对儒家伦理的研究中,欺骗一般被看做是不道德的行为。但这个观点在一些情况下却难以自圆其说。学界对于这种困境的讨论和努力从未中断,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例如,孔子认为,儿子不应该揭发偷羊的父亲。但是,学者们在讨论儒家伦理时却不会提到这个例子,甚至还会持批评的态度。当代学者刘清平就认为,这是在讲裙带关系’有可能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因此,他主张将其清除出儒家伦理的范围。美国教授ＭａｙＳｉｍ认为,这是儿子在为父亲着想,天经地义,符合道德的要求,并且这样的行为对社会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ＲｏｇｅｒＡｍｅｓ和ＨｅｎｒｙＲｏｓｅｍｏｎｔ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在家庭内部得到处理’因此儿子无需去官府揭发父亲。而ＢｒｙａｎｖａｎＮｏｒｄｅｎ则认为,对于向来反对欺骗的儒家来说,这个故事仅仅只是一个例外。由此可以看到,除了刘清平对不诚实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以外,另外几名学者都认为儿子不应该去揭发偷羊的父亲,即使撒谎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他们都在努力维护儒家思想的统一性,以及其中说实话与道德的一致性。
我认为,学者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和困境,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将撒谎和欺骗赋予了道德色彩,并且当然地将其划归在了不道德的一边。本文主张,撒谎、欺骗和假装本身并无道德意义,伦理层面上,它们与说实话和诚实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经典也从未对这样的行为本身给予任何辩护。这便表明,其实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撒谦、欺骗和假装本身与道德无关。本文将以《孟子》中的一个故事为例来讨论儒家伦理,并将其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关于欺骗的思想(例如：髙贵谎言)进行比较,以此说明当前学界对于儒家伦理的研究其实是在柏拉图思想的框架之下进行的,而不一定符合原文本意。本文将尝试从新的角度来解读儒家关于撒谎、欺骗和假装的思想。
一
《孟子．公孙丑》中讲到,孟子正要去拜见齐王,恰好齐王派人来说：“我本应该来看您,但是不巧生病了,不能见风。明早我将上朝处理政务,不知您是否能来朝廷与我相见。”但是孟子知道齐王没有生病,他是在撒谎。于是回答说：“真是不幸,我也生病了,不能上朝。”第二天,孟子去东郭氏家吊丧,公孙丑问他：“昨天您托辞生病谢绝了齐王的召见,今天却出来吊丧,也许不合适吧？(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孟子说：“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为什么不可以去吊丧呢？”同天齐王派人来看望孟子,并带了医生来为他看病,但是孟子却还在外面。孟仲子担心触怒齐王,于是便告诉来人,孟子今天病情转好,巳经在去朝廷的路上了。同时派人通知孟子,请他立刻上朝去拜见齐王。孟子不得巳便去找景丑并住在了他家。景丑批评道：“在家有父子,在外有君臣,这是人世间最大的伦理关系。父子关系以慈爱为主,君臣关系以恭敬为主。我只看到了齐王对你的尊敬,却没有看到你怎么尊敬齐王。(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末见所以敬王也。)”虽然孟子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这样仍然是恭敬的,但景丑坚持认为孟子违反了礼制：“礼经上说,父亲召唤,不等到答应就起身；君王召唤,不等到车马备好就起身。可您呢,本来就准备去拜见齐王,听到召见反而不去了,这似乎和礼经上所说的不大相合吧。(《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面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孟子回答：“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如果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出谋划策,就会亲自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尊重德行喜爱仁道,不这样就不能做到大有作为。(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最后,两人的对话无果而终。
从故事中可以看到,二人是在讨论孟子对待齐王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景丑也责怪孟子,但只是认为他最后没有应诏拜见齐王是不敬和违反礼制的行为,而没有说他撒谎和欺骗的行为本身有错。因为在景丑看来,撒谎和欺骗本身不具有道德性’所以只是君臣之礼的角度批评孟子,而根本没有提到撒谎和假装。
朱熹在注释《孟子》的这段内容时也提到了类似的故事：“儒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儒悲是鲁哀公身边的人,亦可列为孔门弟子。孔子称病不见,却又取瑟而歌,有意使儒悲听到。朱熹指出,这是只一种“深教”的方式,孔子故意使儒悲受挫,促使其反省自己的行为,以达到教育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孔子撒谎称病欺骗儒悲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不道德。而且,如果儒悲不知道孔子是在撒谎的话,这次良苦用心的教育便也失去了意义。在这里,朱熹认为孟子也用了同样的方式来教育齐王。
不过,两个故事的区别在于,我们不知道齐王是否也知道孟子是在撒谎。但是,从孟子回答景丑的话中可知,他认为此时的齐王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王,而自己便也不需要再以君臣之礼来侍奉他了。由此可以看到,孟子认为,首先他的行为没有不敬’是符合礼制的,而且,他称病拒召欺骗齐王的行为本身并没有错。无论他这样做是否有教育意义,他的行为也都是对的,符合道德要求的。也就是说,孟子的撒谎和欺骗并不是由于基于某种目的而正确。因为,在孟子看来,欺骗和假装本身就不具有道德色彩,而仅仅只是特定情况下的一种恰当的行为策略？
二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结果主义论的根源。《理想国》第一段中,当苏格拉底向克法洛斯(Ｃｅｐｈａｌｕｓ)请教关于财产的问题时,克法洛斯回答说正义的人是绝对不应该撒谦或欺骗的,尤其是在归还所借的金钱或物品时。但是,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了怀疑：
克法洛斯,您说得妙极了。不过讲到“正义”嘛,究竞正义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有话实说,有债照还就算正义吗？这样做会不会有时是正义的,而有时却不是正义的呢？打个比方譬如说,你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曾经把武器交给你；假如后来他疯了,再跟你要回去；任何人都会说不能还给他。如果竞还给了他,那倒是不正义的。把整个真情实况告诉疯子也是不正义的。
由此’苏格拉底的结论是,单纯讲实话或归还物品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欺骗也是应该得到谅解的。
《理想国》第二章中,苏格拉底从教育和审査制度两个方面来阐明其理想国的思想。并且对撒谎和欺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虽然他在理想国中也没有完全消除撒谎和欺骗,但是他认为,只有在某些极其有限的特殊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比如：不要把武器还给疯子,编造故事给孩子或百姓听,或者欺骗政敌。因为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完美,在这些特殊情况下仍然是需要采取极端手段的(包括撒谎和欺骗)。而如果是在理想状态下’诡言和政骗便木被允许,因为它们与善(Ｇｏｏｄ)无关。即使在儿童的寓言中苏格拉底也不允许上帝或神造成任何的伤害或恶。他说：
神既然是善者,它也就不会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对人类来说,神只是少数几种事物的原因,而不是多数事物的原因。我们人世上好的事物比坏的事物少得多,而好事物的原因只能是神。至于坏事物的原因,我们必须到别处去找,不能在神那儿找。人类只爱真实而痛恨谎言和欺骗,于是苏格拉底总结道：“因此,有一切理由说,心灵和神性都和虚伪无缘。”
由上可知,柏拉图认为,如果是基于善的目的,人们也可以将撒谎和欺骗作为一种行为策略来使用。这个观点与当前学者们对儒家经典中关于欺骗的解读不谋而合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撒谎和欺骗本身永远是错的,与善无关,而只有是为了某些伟大的道德目的,不得已时才可以使用,否则根本不允许欺骗。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两者的思想真的相同的呢？或者进一步说,我们是否可以用《理想国》的观点来解释孟子对齐王撒谎的原因呢？
三
总之,苏格拉底认为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撒谎和欺骗,而学者们在解读儒家经典时所用的观点也常常与此一致。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学者们往往认为在儒家传统中只有是为了某个道德目的(如“深教”),欺骗和撒谎才可以得到谅解。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所有的这些观点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撒谎和欺骗巳经被设定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但实际上,由于苏格拉底已经将它们抽象于现实世界,因此他可以脱离具体情况来独立讨论撒谎和欺骗本身的价值。在这种纯粹的观念中,欺骗是真实(ｔｒｕｔｈ)的反面,因此它是错的或恶的。但是先秦儒家并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将方法和行为与具体情况分开讨论,更没有将其作抽象分析。他们强调的是因时制宜,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恰当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儒家看来,撒谎和欺骗本身并没有道德意义,而只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恰当的行为策略罢了。这便是孔子在回答“什么是仁”时,从来也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原因,以及孟子说“此一时、彼一时”的深刻内涵。由此看出,儒家传统所使用的方法与古希腊并不完全相同。
现在我们便可以理解,孟子称病不去拜见齐王并不需要从其目的角度来获得谅解。而他的行为从始至终都是对的。我的观点与安乐哲的“角色伦理”和ｖａｎ Ｎｏｒｄｅｎ的“具体主义”相类似,区别在于我认为撒谎并不是需要谅解的权宜之计。
综上所述,现在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中关于撒谅和欺骗的思想。通常情况下,它们之所以被认为是消极的,是因为其常于恶意的动机和不道德的行为相联系,而说实话则与道德的行为相联系。但实际上,真实(ｔｒｕｔｈ)和欺骗(虚假)本身并没有道德意义,而是应该放在特定的情况下来具体讨论。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它们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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