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个人认识自己的三种进路的选择
封闭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深度思考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不理解人的存在的境况，但却又费尽心机设计出一套道德规范，拼命地抬高自己，压制别人。这么做导致了三个观念的习惯和历史的效果：第一，人和人之间充满了陷阱，互相伤害是我们的主要生态，窝里斗是我们的主要生态，人们通过互相攀比来抓住人的比较意义。第二，有时候把人看成了天使和完人，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人假冒真/理，总有人制造完美之人，由此中国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假/神崇/拜国/家。第三，有时候把人看成了畜/生，对人的不尊重构成我们的观念习惯，至今中国人还不能清晰地在存在之链的秩序上把人界定为人，一直以來只是把人界定为动物，我们从来没有把人看成人，因为我们不懂什么是人。
作为一个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呢，或者说，人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哲学家们经过长期思考，意识到人的基本问题由三个问题组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认识论的局面在于，当人提出问题之后，就进入到了关于答案的追寻过程之中，这构成了思想史的一道风景。
总体来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观念史上细分为三种进路。
第一种是复杂的进路，尽量用人类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科技知识来解释人的存在。比如著名的进/化/论，就是试图用演化的意义来解释人类的起源、过程和归宿。还比如现代更加时髦的脑科学，就是试图对人的大脑进行不断的细分，试图发现人的存在的奥秘。
第二种进路是简单的进路，回到传统，回到圣/经，用一种简单相信的方法来解释人的意义。所谓简单相信，就是简单相信人是由上/帝所创造之人，这种相信源自于古老的圣/经启示。立足于“上/帝存在”的绝对基准，立足于上/帝话语的直接启示，人们得以解释人的存在意义。当我作为一个人追问我是谁的问题，我的答案非常简单清晰，我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生命，我不仅拥有上/帝的样式（形象），还拥有来自上/帝的生命之气。我从哪里来？我来自上帝的话语和意志。我到哪里去？我回到上帝，到天/国去。
重要的是，当我们有能力简单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此时此刻的境况，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使命和激情。是的，在人的境况的意义上，我们是寄居之人，是过程理性之人，是直面当下苦难之人，是作光作盐之人，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之人，是在自己的专业进路上精耕细作之人。是向着标杆直跑之人。我们从此不再空虚，不再孤独，不再迷茫。我们处在一场伟大的超越生死的考试之中，我们必须拿到好分数，我们要孔武有力，要想象力发达，我们不辱使命，我们要荣耀上/帝。
所以必须再次强调，对于人而言，上帝绝对存在是我们存在的绝对前提条件，必须相信上/帝存在，人才能提出有效的问题。这既是一个信心的前提，在思想史的意义上也可以解释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事实上真正理解知识论的人都承认一个真相：真正的知识都是通过一个理所当然的假设前提条件开始涌现出来。人的生命、人的意义、人的存在的境况，也必须立足于上帝存在这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条件，才能进入有效思考。在这里，信和不信，泾渭分明，构成人与人之间无法愉悦的观念鸿沟。
第三种进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擅长。主要就是不提出、不思考“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属于无意义的追问。由此我们把人的存在仅仅理解为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时间的局部意义，认为人的出生是一场偶然现象，人的死亡如同灯灭，人生是一场虚无。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观念秩序，主要属于第三个进路，悬置上/帝信仰，悬置关于人的存在的终极追问。这意味着我们的传统观念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回答“人是什么”的命题。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基本的问题基准和思维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如果固守我们的观念传统，将会永远无法提出问题，因此也无法找到答案。事实上我们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思想答案，所以我们的思想史很早就放弃了关于上/帝、关于人、关于死亡的形而上追问，主张更多地关注现实秩序，通过“平/天下”的公共关怀，解决国/家的治理问题。
这是所有中国人的观念秩序状态，几千年以来无人超越。即使是那些渴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从来没有完成这样的观念范式转换与行为超越。所以，我们的命运由此细分为两个维度，其一是一部分人用短视，功利和巴/结皇/权的方法，来为自己的人生行为寻找合理性；其二则是退隐江湖，谋求心灵的自我拯救。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我们在认识自己的意义上的完全无知，即我们无论是身居庙/堂，还是处江/湖之远，作为一个人的自我，我们总是把自己安放在一个正确、正义、德性完美，良心合宜的状态。我们从来不知道，也从来不承认，我们每个人事实上是一个有限有罪无知无力无/耻的存在。
这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一个巨大的困惑。从诗歌的历史我们也能看见这种局面。比如屈/原当不上官，只有自/杀一条路。他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呈现的是士大夫精神的绝望与悲怆。比如李/白当不上官，就发酒疯，行走于万水千山。他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松人”，还有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事实上都是中国文人在公共领域失败之后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放弃的姿态。只是这种放弃的姿态因为镀上了一层抒情色彩和退隐色彩，以至于后人把这种失败的生活解释为一种文艺的审美生活。
我想说的是，中国最好的诗人，也就是这个境界。事实上，诗歌最初的意义，是摆在祭坛上的句子，是关于生命的赞美诗与哀歌。也就是说，真正的诗歌，应该是一种形而上的歌唱，可是我们的汉语诗人却在得意与失意之间自我翻滚，根本就没有理解诗歌的本来意义。
这个世界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把人当成了天使，有时候把人当成了魔/鬼。前者盛行时，地上便充满了骗/子和谎/言；后者盛行时，杀/戮与恐惧就笼罩着大地。我们这些人活着多么痛苦啊，然而我们却缺少基本的感知。所以我们给自己设定的价值和使命非常卑微。是的，一直以来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了努力活下去，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多么屈/辱，多么贫穷，多么悲惨，我们也要努力活下去。活着成了我们的人生惟一的问题。(文/鲁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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