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薇长馨
张光诞辰140周年书画纪念展
张光
（1878〜1970)，
女，字德怡，
晚号红薇老人，温州城区人。
曾任上海、北京、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垂30年，桃李满天下。平生交游甚广，与蔡元培、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郑午昌、谢稚柳等过从甚密，和温籍书画家马孟容、马公愚、方介堪及学生黄达聪、孙孟昭、 庞左玉、丁筠碧、黄景华等交往甚密，遂成“温籍艺人之家”。擅长花卉、翎毛，端庄秀雅，清婉妍丽，功力深厚，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南京、重庆等地举办画展。著有《红薇诗草》《红薇老人书画集》。新中国成立后受骋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国画院画师。其夫章献猷，字味三，瑞安人，与蔡元培光绪十五年（1889）同科举人。曾任广东方言学堂教习、署知感恩县、嘉应州，民国第二届国会参议员、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职员。
红薇长馨——张光诞辰140周年书画纪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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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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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随着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温州出现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女性画家群体，为地方美术史增添了一道绚丽的光彩。至今一百多年过去，我们还能清晰记得这个群体里的鲁文、蔡笑秋、鲁藻、张琴……及稍后的孙孟昭。她们都是汪如渊的学生或再传弟子，专工清丽秀妍风格的花鸟画。而张红薇，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先回顾一下近代花鸟画。自从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形成后，继而又有齐白石、潘天寿的崛起，大写意泼墨遂成为近百年来花鸟画的主流。但热衷于此道的画家们往往只看到痛快淋漓的快感所必须具有的笔墨技能，为掌握这一技能所需要付出的辛勤，而忘了或者漠视吴、齐、潘三位大师绘画之外的文化涵养，即人们所说的“画外工夫”。其实，这“画外工夫”就体现在画内，最直接的就是画上的诗文题跋。试想，如果连最简单的年月姓名寥寥几个字落款都还写得有点蹩脚，能胜任作为写意画艺术灵魂的“笔墨”所赋予的重任吗？中国画本来就把“应物象形”放在“六法”的第三位，把画得像看作“媚俗”，提倡要画得“似与不似之间”。大写意的画更是舍形求神。如果没有深层把握中国文化精神，连诗情画意尚且难于表达，对太虚幻的“神”，大写意画可能呈现的不是“神出鬼没”，而是“鬼出神没”，会严重导致写意画的堕落和中国画的衰亡。个中原因，恐怕也同一个不短的时期里狠心批判传统文化和极力否定“文人画”所造成的至今仍难以消除的严重负面影响不无关系。可能近年来有部分画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改弦易辙，转而从事工笔。殊不知中国画讲究的是人文，如果没有相应的“画外工夫”，工笔的也只能浮于描摹刻画，画家也就近似于画工，其作品充其量也仅是工艺品而已。
创新固然是一切文化的最高要求，无比崇高伟大，可以不朽。但世上究竟有几个人能真正攀登这一崇高目标呢？而传承前人精华，让它没有在我们手里倒退甚至断气，也是富有责任感的文化工作者的底线，守得住这一底线，即使不能同成功的创新者并肩而论，但与那些既没有登上高峰又丧失底线，不稂不莠，虚度一生，误人误己者，又不可同日而语。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们的审美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肯定痛快淋漓的大写意画风艺术高度的同时，不能厚此薄彼，轻易看低甚至否定工细画风。张红薇比潘天寿大20岁，追求秀妍华滋、端庄娴雅、清婉温润、气质内含，这一女性与生俱来的禀赋，决定了她书画的审美取向。就“画外工夫”而言，张红薇写得一手精到的褚遂良楷书，婉柔婀娜，与画风珠联璧合。同时，题跋也颇显示她的诗文功底，不仅没有给人凑泊窘迫的感觉，反而有用于题画足以绰绰有馀的印象，何况她还有诗集传世，可以供人们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检验。是否可以这么评价，张红薇是擅长兼工带写风格的花鸟画家，同时兼具诗书才华，一生孜孜不倦，在北京、上海、杭州这3个人文荟萃的大都市从事艺术创作和教学长达70多年的杰出女画家，是二十世纪成功的文化女性的代表，是近现代温州女性文化的骄傲。
除了自身具有的文化禀赋而外，张红薇的成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因素：嫁对了丈夫！
张红薇的丈夫章獻猷，字味三，长她9岁。瑞安人，与蔡元培是光绪十五年（1889）同科举人，两人思想开明，曾一起参加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从青年时代起他们就是同志加朋友。张红薇同秋瑾有交往，应该出于蔡元培的介绍。清朝灭亡前六七年，章獻猷由其师陈黻宸推荐，先后任广东方言学堂教习、署知感恩县、嘉应州，干练廉明，殊获声誉。张红薇侍夫赴任，眼界交游随之开阔。民国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民国政府不设文化部，文化之类事务归教育部管。张红薇随丈夫到北京，这时她三十四五岁，花鸟画已有名气。为了跟上时代，让自己更多吸收新文化，她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重用浙江人，温州籍教授职员几乎可以坐满一桌，章獻猷这时任预科主任，还是蔡元培倡立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委员、教师进德会（监督教师道德作风：不嫖娼，不吸毒，不纳妾）纠察委员。文科主任因嫖娼被请出北大，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蔡元培本人不会画画，但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全力推动美术的发展，所以他曾多次为张红薇的画题跋，尊称其为“年嫂”，推崇备至。1927年北伐胜利后，蔡元培筹办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时张红薇夫妇在上海，她和同乡方介堪、郑曼青、马孟容马公愚兄弟任上海艺专教授，章獻猷则被蔡元培委任为设在上海的某研究所职员，还在几所大学兼职。夫妇俩一个50岁，一个将近60，年高辈尊，于是大家一起租住法租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明德里，既便于同乡加同事间相互照应，又好利用馀暇请章獻猷讲诗文，大家在这方面补补课。我们现在知道蔡元培曾为郑曼青、马孟容的作品多次题词，这固然主要是他们的绘画成就和蔡元培对美术的重视，但总不能说这同蔡元培与张红薇夫妇的密切交谊没有多大关系。郑曼青是张红薇的外甥，有才气有能力，那时当艺专国画系主任。他不大看好校长刘海粟的绘画，居然暗地筹款租赁校舍创办中国文艺学院，企图要同刘海粟及上海艺专一见高低。结果心力交瘁，学院仅二三年便无法支撑，他也从此开始退出画坛，转向太极拳。蔡元培也多少听到郑刘之间的纠葛，但仍然带上夫人参加中国文艺学院的开学典礼，愿意为它撑场面。我想这肯定也是出于章獻猷这一层关系。现在温州人称那段时间是“永嘉画派”在上海最辉煌的时期，这固然没有错，但其中应该记上蔡元培为此所做出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院校撤离上海，美术市场也极度萎缩。这时章獻猷已经70岁，蔡元培出于对老朋友的关照，又让他担任已经撤离到重庆的中央研究院秘书室工作，而且待遇不低。这让张红薇可以从容于书画创作，保持高贵的身份参与社会交际，还招了几个身份不低的女子为学生，如当时的重庆市市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妻子黄卓群，就是其中一个。谚语说“早饭吃饱一天饱，嫁中丈夫一世爽” 。张红薇的一生印证了这句话。
红薇老人是我见过面的所有温州前辈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人。1964年暑假在上海，她的一个学生兼远亲携我去拜谒，那时她已经87高龄，我只有19岁，所以称她阿婆。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但她当时一举手一投足之间所显现的一生浸润于高雅文化，又饱阅人世沧桑的女性的非凡修养和雍容气度，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深为惊叹。现在，衍园美术馆为纪念她诞辰140周年举行她的作品展览，并嘱我写一篇前言。红薇老人花鸟画艺术的成就，前人早有定评，晚辈哪有评头品足的资格。典型在前，盛意难却，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不知是否恰当，尚祈各位明鉴。
张如元 2018.6
作品欣赏
张光海棠蛱蝶
芙蓉黄鹂
荷花翠鸟
墨兰图
牡丹图
牡丹图 二
清供图
秋光图
雀鸟月季
桃柳双燕
鸳鸯
红薇诗草
张红薇诗草序
蔡元培题诗草序
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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