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农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洪潮和于嘉庆二年(1797)左右开始编刻继成堂趋避通书，在过去整整两百年间，以该堂为标榜的通书，印製很可能超过了千万册。而目前台湾各择日馆所出版的通书，也大多直接或间接源自洪氏第三房。继成堂通书或可说是近代影响闽台社会最深远的书籍之一。此外，该堂还发展出全世界最早的加盟连锁店行销系统……。
一、通书的出现
记得民国八十二年，申学庸女士初任文建会主委，有立委在质询时考问她那一本书影响国人的生活作息最深，申女士答称是黄曆。的确，台湾地区每年印售或发赠的各式黄曆，总数或不下数百万册，一直是每年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无冕之王，而许多人的日常生活行事，也或多或少会参考此书，以希求趋吉避凶。
这种长销的情形，在过去一千多年间并无太大变化，如以元文宗天曆元年(1328)为例，当年全国售卖的官印黄曆（古人常称为「曆日」）就高达三百多万本，绝对是该年全世界最畅销的单一书籍。而政府卖曆的收入，更高达当年全国岁赋钱钞部分的千分之五！
由于古人认为制曆是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表徵，且受到丰厚经济利益的影响，从元朝开始，法律中就对私自印售黄曆者，採取相当严厉的惩罚。在明朝出版的黄曆封面上，也都印有一则告示，宣称每本黄曆都必须盖有钦天监的印信，否则便视同私曆，盗印者如被查获，将被处以斩首的重刑，密告者则可获得赏银五十两。
然而部分偏远地区，因不能及时获得当年的官曆，故私曆的出现一直无法禁绝。民间术家在重利的吸引之下，并为了满足大家对术数的高度需求，至迟在清初就开始私下编印年度通书，它除了涵盖黄曆的形式之外，还增添了大量与趋吉避凶相关的规则和内容。
清乾隆十六年(1751)，律例馆终于顺应社会的现实，议决准许民间翻刻官印的黄曆，且不须盖钦天监的印信，在这条新的法令之下，刊行黄曆不再有违法之嫌。而许多选择家更开始公开树帜出版以己名或堂号为标志的年度通书，积极争夺这一广大市场。
目前学术界对通书的发展历史，尚不曾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由于术数的研究对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世俗文化极为重要，笔者因此在浩然基金会和国科会的资助之下，以最受欢迎的继成堂通书进行个桉研究，希望能较深入地了解术数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二、继成堂的发展
年度通书的发行量虽然很大，但因它颇具时效性，以致留存迄今的并不多。且海峡两岸的许多图书馆，往往以这类书为迷信类的通俗出版物，而未积极庋藏，反而在国外的汉学图书馆中，偶然可以见到相关的藏书。
继成堂择日馆的创始人是洪潮和，字元池，本为福建同安县人，乾隆六十年(1795)移居泉州。他所编选的通书，很可能起自嘉庆二年(1797)。当时的继成堂通书，不仅风行于南方沿海各地，甚且销售到海外。
笔者曾于去年四月赴泉州访问到洪氏长房的后人永清，据他说继成堂全盛时期每年可发卖数十万册，其家通常在过完清明之后，便开始刻板印製来年的通书，并赶在官印黄曆出版之前发卖，每年光是自邻近田安村聘来的刻工，往往就多达六、七十人。
然而继成堂通书，存世者却极少。笔者去年在厦门和泉州一带访查时，即未见到任何文革以前的刊本。台湾地区似乎只有国家图书馆台湾分馆收藏光绪二十五年(1899)者乙本。倒是荷兰莱顿大学还藏有嘉庆十二年(1807)和二十一年(1816)者各一。
依据洪氏家族中流传的说法，洪潮和当时乃将老家同安县的田产全交由次子彬成经营，自己则率长男彬海和三子彬淮，在泉州集贤铺海清亭开设「继成堂择日馆」。但或因继成堂通书的销售利润甚高，彬成在其父过世后，也回到泉州自行印售通书。由于大家均靠父荫在同一街坊开业，利益冲突终于导致兄弟失和，光绪年间，甚至出现长房中人拿刀砍杀三房的惨剧。
由于继成堂的招牌日益响亮，所以在嘉庆十年(1805)左右，即有刻匠施彫与漳州城内的聚文楼等书店勾结，假冒翻刻。彬海和彬淮于是具状控告，但盗印本仍发往各地散卖。十二年，彬海赴省城上告，施彫和聚文楼的负责人陈沧海因此畏罪潜逃。而继成堂也开始在通书中每年正月的铺注之上，预留一长方形空白，上面钤盖朱印，告诉读者何处才可以买到正本。
道光六年(1826)，施彫的徒弟洪志士又与漳州城内的文林号书店同址汤^成堂通书，并发往台湾各处销售。虽经彬淮呈请晋江县令出告示禁止，并差人至漳州查禁，但洪志士等不仅置之不理，且又再度冒名翻刻道光八年的继成堂通书，当时在泉州城内也出现效尤假造者。从这些频繁的盗印事件，我们也可了解到继成堂通书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通书的书首，列有六十二位「参校门人」的名单，其中五十七人籍隶福建，包括泉州府二十四人，兴化府二十四人，永春州四人，福州府四人，延平府一人。此外，还有四位属浙江温州府，台湾则只有鹿港林象吉一人。其中无一为漳州人士，而泉州人则几近百分之四十。可见当时以械斗闻名的漳、泉两州，似乎连在择日传统上均出现对立的情形。无怪乎在继成堂的通书上，曾多处点名批判漳州的许多择日堂有剽窃的行为。
虽然前书中所列的众人被称为「参校门人」，但这些散处各地的门人，并不太可能实际参与校定当年的通书，列表于前的主要目的，应是为这些门人背书，保证他们的择日术均源出继成堂一脉，而他们亦获授权贩卖本店所出版的趋避通书。
在继成堂通书中，还顺便推销一种「万应神油」，声称此药是由异人传授祕方，可用于「健脾、温胃、祛风、辟邪、消痰、降气、开膈、利胸、止眩、止痛、止呕、止泻以及感冒昏乱、寒暑不调诸症」，且「不拘男妇老幼，服之立效如神」。此一广告内容与今日华人社会风行的白花油或万金油，几乎同出一辙。
另外，洪氏通书在书首还有一段文字推销该堂所产製的定时刻香，此一产品与择日的专业服务关係相当密切。由于钟錶在清中叶仍不十分普遍，故当时人如欲在择定的日时进行某事，多得使用择日馆所製造的定时刻香。
择日馆会依用事当日的昼夜长度，预先帮使用者在香上标识记号，如属日用（夜用），则使用者必须在黎明（黄昏）时将该香自标示的位置点燃，当香燃尽时，恰恰就是择定的时辰。继成堂为说明此香计时的准确度，还强调该馆置有铜壶滴漏，并依不同的节气来监造定时刻香。
对于想知道新生儿生辰八字的人而言，也可利用此香推算。如婴儿于白天出生，就立即点燃一盘定时刻香，到了黄昏伸手不见指纹的时候，将香熄灭。次日，只要将残馀的香带到择日馆，即可估计出该香总共燃点的时间，并从当日黄昏的确切时刻回推得出生的时辰。
通常父母在推知新生婴儿的生辰八字时，往往也会为爱儿顺便推流年，且中国人亦常有为弥补新生儿八字中的五行缺憾，而以五行本字或其字根加以命名的习俗，提供这些资讯甚至取名，也成为这些择日馆服务或营利的重要项目之一。
前述由继成堂门人所开设的择日馆，不仅使用总堂所传授的选择术为顾客服务，同时也售卖总堂所製造的通书、定时刻香以及万应神油，彼此的咦餍螒B与现在连锁店系统中的加盟店颇为近似。
这种行销方式，在当时的东、西方均不常见。如以美国为例，最早的一家连锁店成立于1859年，其名为大美茶叶公司(The Great American Tea Company)，该公司至1865年时，共有二十六间分店，全都分布在纽约的下百老汇和华尔街一带，茶叶是他们唯一销售的商品。但大美茶叶公司的这些分店都是由总公司指派人经营，应属所谓的公司连锁店，这与继成堂各择日馆财务独立的情形不同。继成堂形态的加盟店在近代西方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晚。
我们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继成堂通书末尾，还可见到接受邮寄择日的广告，由于清代于光绪二十四年始在各省广设邮政，可知继成堂的主事者颇能掌握时代的脉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思及利用新设的邮政机构以开创商机。
清代输往台湾的继成堂通书，多为三房所编，且书上均特别标明有「专售台湾」字样。日据期间，儘管曾明令禁止通书的输入，试图切断中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但也无法禁绝。而抗战甫结束，洪永清家中随即就用船赶吡巳П就〞僚_湾。稍后，也有不少人渡海至泉州继成堂学习。
在民国二十二年的继成堂通书中，共累积了自嘉庆以来的四百位「参校门人」，也就是说四百处分堂，其中在最后加盟的两百人当中，台湾地区就多达一百三十一位，比例已远远超过总堂所在的福建。
据笔者粗略估计，目前台湾所出版的通书，约有三分之二以上均直接或间接源自第三房。而台湾所见绝大部分师承洪潮和的通书，其板心之上均会印有「趋避通书」字样，当中较畅销者，每年的发行量可达数万册，每本索价数百元。
三、结语
洪潮和刊行继成堂趋避通书，至今恰好整整两百年，但却丝毫未见遭时代淘汰的迹象。即使民国成立以后，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之下，继成堂的通书也仍持续发行，并在今日台湾独领风骚，实在是出版史上的一大异数。
通书中包含了大量与吉凶趋避或生活礼俗相关的内容，虽然在每一时代裡，它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出版物，但因中国人对择吉思想的笃信，导致选择术得以在时空上长期制约了社会中的许多活动（如建筑动土、丧葬喜庆、甚至选举登记等）。
故有关通书或黄曆的研究，除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了解术数在社会中的传递方式和其影响的层面之外，我们也有很好的机会把它变成一把开启了解古代通俗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门的锁钥，值得学界和民政当局给与较多的关注。
（全文完）
此一网页为拙文〈通书─中国传统天文与社会的交融〉的节缩本，有兴趣的网友，可参见《汉学研究》，第14卷第2期(1996)，页159-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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