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其实是对宋太宗的选将之道提出委婉批评的时候，宋太宗仍然故作高深地说：朕每计之，自有成算。至于选用将帅，亦须深体今之机宜。如韩、彭虽古名将，若以彼时之见，便欲制今之敌，亦恐不能成功名。今纵得其人，未可便如往时，委之能成功业。此乃机事，卿所未悉。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作者：范学辉，原题为：《宋代皇权与三衙用将》
诚如南宋名臣虞允文所言：“擢用将帅，非人臣所当专。”①皇帝作为赵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内外大权都集中于其一身，在帝制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常识。军队将帅，本乃“国之司命，社稷之存亡系焉，人主所当注意而不可忽者也”。②三衙管军的选任，更关乎至关重要的京城兵权。其最高的决策权，当然也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对此，宋仁宗时任翰林学士的胡宿，就曾对宋仁宗言及：
臣窃以殿前、马、步军等帅臣，统陛下爪牙之兵，为陛下心腹之佐，宿卫宫省、拱扈宸极。凡所进任，固先出于圣意，然后参访大臣，公议既同，方可除授……不宜轻用论荐，以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则开隙生事。国之利器，所宜慎重。③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侍御史孙升在上奏中所言更为精到，他说：“臣窃以管军之臣，乃人主爪牙，所以自卫，虽推择之议，当参详于执政，然除授之恩，必使归之人主。”④宋宁宗时，宗正少卿柴中行也上奏道：“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⑤
宋代三衙之用将，三衙管军的选任，三省、枢密院的进拟，给舍的缴驳，台谏的论列，文武高官的荐举等等，归根到底都还只是建议权，最终还必须经由皇帝本人加以决断。皇帝最高决策权的具体行使，主要有在三省、枢密院进呈时对其“进拟”人选发表可否意见，以及内降“中旨”、“内批”、“御笔”直接任命等两种不同的方式。正是因为三衙用将的最高决策权属于皇帝，皇帝周围以宦官为代表的佞幸群体，往往也能够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一
宋太祖作为后周驰骋沙场的禁军名将，殿前司的资深统帅，赵宋王朝的开国之君，是不折不扣的军事老手。三衙管军等禁军高级将校的任免，皆出自其乾纲独断，实属理所当然。正所谓“方今中外兵百万，提强黜弱，日决自上前，出无敢悖者”。⑥也就是他的心腹谋主赵普，能够发挥一定的参谋作用。建隆二年(961)，张琼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就完全是出自于宋太祖的个人意志：“上谓殿前卫士如虎狼者不下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乃自内外马步军都头、寿州刺史擢殿前都虞候、领嘉州防御使。”⑦又如，殿前都虞候杨信，根本没有任何像模像样的战功，后来还得了重病，成了哑巴，指挥军队时只能用一奴仆代他传令，但就因为杨氏出自宋太祖个人的亲兵卫士，宋太祖认为其“忠直无他”，遂始终委任有加，一直位至殿前都指挥使。在杨信之后出任殿前都虞候的李重勋，在军中更加默默无闻，他能够接任如此要职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太祖同事周祖，谨厚无矫饰”，乃宋太祖的早年军中密友，宋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终无易”。⑧
正如韩非子所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宋太宗、宋真宗父子，都是因人成事的公子哥儿，显然都不是军事上的行家里手。然其父子二人，却偏偏自视甚高。宋太宗自诩“弓马娴熟”，更精通兵法。至道元年(995)正月，宋太宗就借山西前线战事的胜利，对左右侍臣表示自己精研兵法，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