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余敦康先生说：“25岁，张先生想到的是：建立一个哲学体系，来拯救社会。25岁，我们想到的是：毕业了，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09年08期，作者：刘璜，原题为：《追求中国哲学的复兴》
张岱年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今年是他逝世五周年和诞辰一百周年，本刊特邀张先生的亲人、学生和朋友为文，以纪念这位真正的大师。
父亲张岱年是哲学家，他的一生全部贡献给了学术。虽然一生多舛，无数的好时光被罚坐冷板凳，但这些丝毫没有泯灭他对于学术的追求；
但另一方面，父亲又绝不是一个藏身象牙塔中皓首穷经的学者。他的学术情怀，以及他的学术道路，一直与对人生、对祖国、对民族的关怀紧紧相连。
在父亲那里，哲学本来就是为人生的。1932年，他就提出，运用辩证法于生活，乃能得到一种“快乐而有价值的生活”。他一直在宣传“哲学是生活之自觉”、“哲学是行动之指针”；哲学，是用来“强精神”的。无论是年轻时对于哲学理论的探索，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上的思考，他一生漫长的研究道路，都一以贯之地笼罩在强烈的人文情怀的阳光之中。
十几岁的父亲，已经胸怀大志。他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正是在“思天地万物之本源，思人生理想之归趋”（见《耄年忆往》）之中，少年时期的父亲初入哲学之门。初中毕业，他写下终生志愿：“强中国，改造社会；成或败，退隐山林。”晚年他曾对此自嘲为：表现了少年时期的“狂放和幼稚”。
经历过几十年中国特色的洗礼，晚年的父亲更多地表现着一种拙朴和宽厚，但青少年时期的父亲的确“狂放”。他很早便立志要成为大哲学家。1932年，24岁的父亲在日记里写道：“我又一定想做亚里士多德，斯辟诺萨，康德，怀悌黑一类的人物。假如到死作不成这类的人，死也必不瞑目”；“每每想起西洋现代青年学者日日努力于学术工作，我又自警，若不快快地专心一志于学术，怎能在世界学术界占一席地呢？终生做他们的传达者，我是不甘心的。”（见1932年7月15日记）25岁，父亲已经以建立哲学体系为己任。
说到“己任”，父亲自己提出的人生准则可以与此互为注解：“正志：志在邦国――以国家治乱为己任，以国家文化为己任，以名教是非为己任；定业：专精一科。”
在对父亲的认识中，他留下的几段文字很值得一读：
“人生于生活之外别无目的然人人可自定其生活目的分四方面
一、作述
二、职业
三、修养身心实践学圣人
四、乐趣
吾之作述鹄的：建立新哲学新道德阐明新名学新礼治讨论新文字指示新文化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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