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濂溪先生周敦颐字茂叔 画像）
一本小书改变历史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部小书改变了历史，《论语》是其中之一。但是最小的小书，应该还要属《老子》。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说：“《道德经》五千言，是一部改变历史的书”，与《老子》一书的客观效果相类似，虽然“周子的书不足五千言”，“却是儒学复兴史上第一要籍。”
（今人陈鼓应先生所著《老子今注今译》书样之一）
其实《老子》的五千言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如果放开眼界，将来还会改变人类的历史。而在儒家的历史进程中，周敦颐也以一部小书，改变了儒学的面目和方向，进而也相当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应该不算过分。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才只有249个字，《通书》也只有2832个字。如果但说《太极图说》似乎不够，加上《通书》也还有所遗漏，因为《爱莲说》和《拙赋》都不在其中。所以应该把他的全部文字都放在一起考虑，可能就会更全面。周敦颐另外还有诗文之类3143个字，他留下来的全部文字都加在一起，总共才只有6248个字。只比《老子》一书多出千把字。须知宋人喜欢著述，动辄数十、百万言，而周敦颐只留下6000多字。
（湖南省濂溪思想研究会梁绍辉先生点校本《周敦颐集》，岳麓书社出版）
就是这样一点儿文字，却真实地改变了儒学的发展方向，进而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就是周敦颐的不同凡响，他确实十分了得。
现实事功与人心风俗
但是，周敦颐的了得，离不开时代环境的烘托，离不开社会风气的浸润。因此，要想真切地了解周敦颐所以能够成为周敦颐，周敦颐所以能够用自己这样一点点数量的文字，改变儒学的历史，进而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首先考察宋代的政治统治和社会风尚，不然就无法真正理解周敦颐及其思想。
天地大儒王船山先生在其所著《读通鉴论》中指出：“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诸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拿事功的成就，也就是现实的功业和改造风俗的思想、文化建设来比较，功业，哪怕是丰功伟业，都不能例外，不管它的影响面多么广大，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只能赢得一时的欢心，总是无法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长久的痕迹，因而也就不能传诵久远。而改变风俗的思想、文化建设就不一样，它虽然在当时的影响没有功业那样广大，但却远比功业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更为深邃，在风俗习惯里流衍得更加绵长，因而也就能够传诵更加久远。物质的功业，虽然可以给人好处，给人以现实的满足，或许还可以获得当时人的高度赞誉，但却绝不可能持续很久远；而文化的建设，却能引导不同时代的风尚，使人心为之震撼，为之鼓舞，使社会风俗为之改弦更张，从卑俗走向高雅，从庸碌和平凡走向伟大和崇高。因为在人心深处留下了长久不衰的历史性记忆，所以能够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深刻而又久远的痕迹。
优异的文化建设的德泽，具有永恒不灭的精神价值，而不像现实功业那样，最多只能带来暂时的好处，暂时的欣喜。如果不能在改造人心风俗方面做出卓异的创制，就不能在更长的时间之河中，不断荡起波澜，就不能被历史所牢记，从而也就无法传诵得更加久远。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王朝或者统治集团的评价，主要的还是要看它在美化风俗，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是文明的程度，不是文凭程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实质性的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究竟做出了多少真正的贡献，而不是仅仅看它在事功上取得了多少成就——包括军事势力的加强、统治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实力的增长快慢、楼堂馆所建设规模的大小，硕士、博士文凭发放的多寡等。因为这些东西，虽然可以炫耀一时，却都不能传诸久远。
以中国历史为例，秦始皇武力钳制，百姓叠足束手；汉武帝穷兵黩武，匈奴远遁塞外；元朝几乎统一了全世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草原帝国；还有唐朝一度的威武雄风，东征西讨；明朝专制体系的完备和特务侦察的无孔不入，权力专制、集中到达历史的极致；清朝初起时的辉煌的征服，帝国疆域可谓庞大。至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大兴土木，如阿房宫、长城防御体系、大运河之类，就更是不在话下。尽管这些功业在当时显得多么炫人耳目，有些甚至还不可一世，但是随着时代的过去，很快就会被人忘记，不会在人的心底里留下很深的痕迹，即便留下了，更多的也只是虚幻的辉煌和伤痛的记忆，而不是由衷的怀念。但是偏安的东晋，却给人心风俗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被很多文人误判为孱弱的大宋王朝，因其在人心风俗方面的卓越成就，永远的被书写在中国乃至人类历史的荣誉册上。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秦、汉和唐、明等王朝主要重视现实的事功，而东晋和赵宋王朝看重的是精神，尤其是宋朝，其对世道人心的重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光辉典范。
可能有人会问：您今天来到这里，不是讲周敦颐的吗，怎么讲起这些来了？
不讲这些，就无法了解周敦颐为什么产生在宋代，而没有产生在汉代到唐代这一段时期之内。不讲这些，就不知道怎样给周敦颐一个准确的定位，也就无法进一步了解周敦颐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
（未完待续）
注：本文摘自王立新著《理学开山周敦颐》，岳麓书社出版。
（濂溪先生周敦颐字茂叔 画像）
一本小书改变历史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部小书改变了历史，《论语》是其中之一。但是最小的小书，应该还要属《老子》。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说：“《道德经》五千言，是一部改变历史的书”，与《老子》一书的客观效果相类似，虽然“周子的书不足五千言”，“却是儒学复兴史上第一要籍。”
（今人陈鼓应先生所著《老子今注今译》书样之一）
其实《老子》的五千言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如果放开眼界，将来还会改变人类的历史。而在儒家的历史进程中，周敦颐也以一部小书，改变了儒学的面目和方向，进而也相当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应该不算过分。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才只有249个字，《通书》也只有2832个字。如果但说《太极图说》似乎不够，加上《通书》也还有所遗漏，因为《爱莲说》和《拙赋》都不在其中。所以应该把他的全部文字都放在一起考虑，可能就会更全面。周敦颐另外还有诗文之类3143个字，他留下来的全部文字都加在一起，总共才只有6248个字。只比《老子》一书多出千把字。须知宋人喜欢著述，动辄数十、百万言，而周敦颐只留下6000多字。
（湖南省濂溪思想研究会梁绍辉先生点校本《周敦颐集》，岳麓书社出版）
就是这样一点儿文字，却真实地改变了儒学的发展方向，进而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就是周敦颐的不同凡响，他确实十分了得。
现实事功与人心风俗
但是，周敦颐的了得，离不开时代环境的烘托，离不开社会风气的浸润。因此，要想真切地了解周敦颐所以能够成为周敦颐，周敦颐所以能够用自己这样一点点数量的文字，改变儒学的历史，进而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首先考察宋代的政治统治和社会风尚，不然就无法真正理解周敦颐及其思想。
天地大儒王船山先生在其所著《读通鉴论》中指出：“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诸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拿事功的成就，也就是现实的功业和改造风俗的思想、文化建设来比较，功业，哪怕是丰功伟业，都不能例外，不管它的影响面多么广大，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只能赢得一时的欢心，总是无法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长久的痕迹，因而也就不能传诵久远。而改变风俗的思想、文化建设就不一样，它虽然在当时的影响没有功业那样广大，但却远比功业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更为深邃，在风俗习惯里流衍得更加绵长，因而也就能够传诵更加久远。物质的功业，虽然可以给人好处，给人以现实的满足，或许还可以获得当时人的高度赞誉，但却绝不可能持续很久远；而文化的建设，却能引导不同时代的风尚，使人心为之震撼，为之鼓舞，使社会风俗为之改弦更张，从卑俗走向高雅，从庸碌和平凡走向伟大和崇高。因为在人心深处留下了长久不衰的历史性记忆，所以能够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深刻而又久远的痕迹。
优异的文化建设的德泽，具有永恒不灭的精神价值，而不像现实功业那样，最多只能带来暂时的好处，暂时的欣喜。如果不能在改造人心风俗方面做出卓异的创制，就不能在更长的时间之河中，不断荡起波澜，就不能被历史所牢记，从而也就无法传诵得更加久远。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王朝或者统治集团的评价，主要的还是要看它在美化风俗，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是文明的程度，不是文凭程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实质性的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究竟做出了多少真正的贡献，而不是仅仅看它在事功上取得了多少成就——包括军事势力的加强、统治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实力的增长快慢、楼堂馆所建设规模的大小，硕士、博士文凭发放的多寡等。因为这些东西，虽然可以炫耀一时，却都不能传诸久远。
以中国历史为例，秦始皇武力钳制，百姓叠足束手；汉武帝穷兵黩武，匈奴远遁塞外；元朝几乎统一了全世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草原帝国；还有唐朝一度的威武雄风，东征西讨；明朝专制体系的完备和特务侦察的无孔不入，权力专制、集中到达历史的极致；清朝初起时的辉煌的征服，帝国疆域可谓庞大。至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大兴土木，如阿房宫、长城防御体系、大运河之类，就更是不在话下。尽管这些功业在当时显得多么炫人耳目，有些甚至还不可一世，但是随着时代的过去，很快就会被人忘记，不会在人的心底里留下很深的痕迹，即便留下了，更多的也只是虚幻的辉煌和伤痛的记忆，而不是由衷的怀念。但是偏安的东晋，却给人心风俗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被很多文人误判为孱弱的大宋王朝，因其在人心风俗方面的卓越成就，永远的被书写在中国乃至人类历史的荣誉册上。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秦、汉和唐、明等王朝主要重视现实的事功，而东晋和赵宋王朝看重的是精神，尤其是宋朝，其对世道人心的重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光辉典范。
可能有人会问：您今天来到这里，不是讲周敦颐的吗，怎么讲起这些来了？
不讲这些，就无法了解周敦颐为什么产生在宋代，而没有产生在汉代到唐代这一段时期之内。不讲这些，就不知道怎样给周敦颐一个准确的定位，也就无法进一步了解周敦颐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
（未完待续）
注：本文摘自王立新著《理学开山周敦颐》，岳麓书社出版。
（濂溪先生周敦颐字茂叔 画像）
一本小书改变历史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部小书改变了历史，《论语》是其中之一。但是最小的小书，应该还要属《老子》。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说：“《道德经》五千言，是一部改变历史的书”，与《老子》一书的客观效果相类似，虽然“周子的书不足五千言”，“却是儒学复兴史上第一要籍。”
（今人陈鼓应先生所著《老子今注今译》书样之一）
其实《老子》的五千言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如果放开眼界，将来还会改变人类的历史。而在儒家的历史进程中，周敦颐也以一部小书，改变了儒学的面目和方向，进而也相当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应该不算过分。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才只有249个字，《通书》也只有2832个字。如果但说《太极图说》似乎不够，加上《通书》也还有所遗漏，因为《爱莲说》和《拙赋》都不在其中。所以应该把他的全部文字都放在一起考虑，可能就会更全面。周敦颐另外还有诗文之类3143个字，他留下来的全部文字都加在一起，总共才只有6248个字。只比《老子》一书多出千把字。须知宋人喜欢著述，动辄数十、百万言，而周敦颐只留下6000多字。
（湖南省濂溪思想研究会梁绍辉先生点校本《周敦颐集》，岳麓书社出版）
就是这样一点儿文字，却真实地改变了儒学的发展方向，进而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这就是周敦颐的不同凡响，他确实十分了得。
现实事功与人心风俗
但是，周敦颐的了得，离不开时代环境的烘托，离不开社会风气的浸润。因此，要想真切地了解周敦颐所以能够成为周敦颐，周敦颐所以能够用自己这样一点点数量的文字，改变儒学的历史，进而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首先考察宋代的政治统治和社会风尚，不然就无法真正理解周敦颐及其思想。
天地大儒王船山先生在其所著《读通鉴论》中指出：“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诸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拿事功的成就，也就是现实的功业和改造风俗的思想、文化建设来比较，功业，哪怕是丰功伟业，都不能例外，不管它的影响面多么广大，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只能赢得一时的欢心，总是无法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长久的痕迹，因而也就不能传诵久远。而改变风俗的思想、文化建设就不一样，它虽然在当时的影响没有功业那样广大，但却远比功业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更为深邃，在风俗习惯里流衍得更加绵长，因而也就能够传诵更加久远。物质的功业，虽然可以给人好处，给人以现实的满足，或许还可以获得当时人的高度赞誉，但却绝不可能持续很久远；而文化的建设，却能引导不同时代的风尚，使人心为之震撼，为之鼓舞，使社会风俗为之改弦更张，从卑俗走向高雅，从庸碌和平凡走向伟大和崇高。因为在人心深处留下了长久不衰的历史性记忆，所以能够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深刻而又久远的痕迹。
优异的文化建设的德泽，具有永恒不灭的精神价值，而不像现实功业那样，最多只能带来暂时的好处，暂时的欣喜。如果不能在改造人心风俗方面做出卓异的创制，就不能在更长的时间之河中，不断荡起波澜，就不能被历史所牢记，从而也就无法传诵得更加久远。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王朝或者统治集团的评价，主要的还是要看它在美化风俗，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是文明的程度，不是文凭程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实质性的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究竟做出了多少真正的贡献，而不是仅仅看它在事功上取得了多少成就——包括军事势力的加强、统治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实力的增长快慢、楼堂馆所建设规模的大小，硕士、博士文凭发放的多寡等。因为这些东西，虽然可以炫耀一时，却都不能传诸久远。
以中国历史为例，秦始皇武力钳制，百姓叠足束手；汉武帝穷兵黩武，匈奴远遁塞外；元朝几乎统一了全世界，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草原帝国；还有唐朝一度的威武雄风，东征西讨；明朝专制体系的完备和特务侦察的无孔不入，权力专制、集中到达历史的极致；清朝初起时的辉煌的征服，帝国疆域可谓庞大。至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大兴土木，如阿房宫、长城防御体系、大运河之类，就更是不在话下。尽管这些功业在当时显得多么炫人耳目，有些甚至还不可一世，但是随着时代的过去，很快就会被人忘记，不会在人的心底里留下很深的痕迹，即便留下了，更多的也只是虚幻的辉煌和伤痛的记忆，而不是由衷的怀念。但是偏安的东晋，却给人心风俗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被很多文人误判为孱弱的大宋王朝，因其在人心风俗方面的卓越成就，永远的被书写在中国乃至人类历史的荣誉册上。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秦、汉和唐、明等王朝主要重视现实的事功，而东晋和赵宋王朝看重的是精神，尤其是宋朝，其对世道人心的重视，永远是人类历史的光辉典范。
可能有人会问：您今天来到这里，不是讲周敦颐的吗，怎么讲起这些来了？
不讲这些，就无法了解周敦颐为什么产生在宋代，而没有产生在汉代到唐代这一段时期之内。不讲这些，就不知道怎样给周敦颐一个准确的定位，也就无法进一步了解周敦颐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
（未完待续）
注：本文摘自王立新著《理学开山周敦颐》，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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