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廉节”是当代廉政思想的根基，是乡风文明的灵魂

陈瑜

   我国的白鹿洞书院、天岳书院、玉岩书院、岳麓书院等很多名胜古迹处，都有“忠孝廉节”的碑文或书画。从宋代开始，忠孝廉节一直是书院教育的核心思想，奉为校训，作为办学的重要教育理念。其孝弟忠信、守节自重、廉洁自律、济世救民作为书院教育的优秀传统被世代继承。

  “忠孝廉节”最先出处，学界一直在争论，都想挣得“正版”。一说是岳麓书院，一说是东安文氏宗祠，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出自江永县夏层铺镇的上甘棠，为文天祥所题。

    文天祥到过上甘棠。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述，咸淳七年（1271）冬至，文天祥被提为湖南运判。咸淳九年，广西恭城秦孟四起义军攻破永明（今江永旧称），在元兵压境的关键时刻，此内忧外患之际，为使南宋王朝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十月，湖南安抚使江万里率提刑文天祥会兵“讨捕”镇压秦孟四，在攻克龙虎关后，一部千余人驻军龙虎关一带的锦堂、桃川、上甘棠和县城一带，文天祥奉命在永明一带打仗两个多月，采取了“或诱或逐或擒”方法，击毙义军首领秦孟四，平定江永、江华两县义军，取得了平定秦孟四起义的胜利。

文天祥有一位好友叫周德源。在宋朝，甘棠村出了一位名叫周德源的临安（杭州）太守，他与文天祥同朝为官，为人清正廉洁，与文天祥是至交。在周德源辞官还乡时，文天祥手书“忠、孝、廉、节”四字赠与周德源。周德源将其手书带回家乡后，作为家藏让后人一代一代保存下来。到了乾隆二十八年，当时的永明县正堂，也就是县长，贵州黄平人王伟士听说此事后，就临摹了文天祥的手书，并请人将其镌刻于此，作为整个甘棠村的村训。

这张难得的文化名片是上甘棠村的荣耀、夏层铺镇的荣耀，也是江永县的荣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为重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党风党纪和廉洁自律教育。因此，找准孝道思想与廉政思想的结合点，大力发掘我国传统儒家“爱民奉公、正己知耻、重孝举廉”的思想精华，对于增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积极营造“以孝为美、以廉为荣、孝廉并举”的社会文化氛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诠释“忠孝廉节”

“忠”本意指诚心诚意，尽心竭力做人做事，体现在品德上正直厚道、态度上忠诚忠信、行为上克己利人、对事业执事以敬，孔子把为国立功，恭敬职事视为忠，也是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作为忠的内涵。“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忠是一种情怀、一种实践，当代的忠是弘扬中华传统之忠实的美德，是赤诚无私的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信仰、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家庭，中国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在家孝亲，但更要有家国情怀、为国尽忠，必要时为国家、为人民移孝作忠。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用行动诠释“对党忠诚”的入党誓言，把传统忠德的家国情怀提升为忠于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

“孝”，是中华传统文明最本质、最核心的观念之一，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指孝敬父母的情感和有责任的立身处世。孟子说：“百善孝为先”，孔子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是对他人的关爱，但首先应从爱父母做起，就是孝。赡养父母是孝的基础，但不是孝的全部，包含“敬”，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礼记·祭义》称：“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意思是最高境界的孝是儿女有成就让父母得到社会的尊重；其次是不能因为子女过错的所作所为让父母被世人辱骂；最基本的孝是尽心尽力的赡养父母，“扬名声，显父母”才是大孝。

“廉”，《吕氏春秋·忠廉》称：“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为廉矣”，一个人面临巨大的利益诱惑，不改变做人的立场和原则，就是廉。廉不仅是为官者的权不谋私、廉洁奉公、从政清简，还是为民者遵纪守法、不贪不占、诚信交易等品行，廉是一种操守、一种德行、一种精神境界，它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是一种高尚的价值取向和从政操守。

“节”，是操守节气，也称气节，指人的志气和节操，是坚持正义、有所不为的操守及在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孟子·滕文公下》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要求为人处世，当养浩然正气、高风亮节，为人要有高尚的品格、坚贞的节操和不屈的品质。节又有：节义、节烈、节孝、节俭、节减、节制等意涵。

孝廉思想是官员长期以来基于孝敬父母长辈，形成并遵守的一种廉政意识、理念与价值观之总称。一方面，孝是廉的伦理基础，孝所蕴含的“事亲”“爱众”等伦理观念是官员产生廉政思想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廉是孝的道德提升，廉所蕴含的“清廉”、“正直”等道德规范是孝道得以巩固和提升的重要条件。

其一，孝而仁，仁生廉。《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换言之，“事亲”是最基本的孝道。为此，《孝经》中也讲到天子之孝在于“爱敬尽于其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士之孝在于“忠顺事上，保禄位，守祭祀”;庶人之孝“应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等等。儒家认为“事亲”只是一个起点，一个人最初是从孝顺父母开始，产生出爱亲友的思想意识，之后推广到“泛爱众”。故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同时,孔子还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仁作为人格道德的终极追求,其完善和广布正是通过孝来实现的。“仁爱”首先是敬爱父母，这就是“亲亲为仁”,再进一步扩展到对他人、人民的敬爱，这就融合抒发了仁的情怀。由孝支撑的仁爱是一个人本性的升华，也是崇高道德品质的表露。这种由孝而仁，成为做人的一种基本价值追求，形成仁道，其核心是爱人惠人。而这种仁爱须臾都离不开廉的元素。儒家认为,要廉政，必爱民、亲民、为民,绝不能厌民、离民、脱民,更不能坑民、害民。正所谓“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孝经·天子章第二》)一个人有了孝的“仁爱”品质，他就会爱父母;一个官员有了孝的“仁爱”观念，他就会爱老百姓，替老百姓办实事，绝不会去夺民之利，贪民之财，侵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从这一点出发,孝出仁、仁生廉,孝者爱人、守仁，仁者为民、守廉。

其二，孝生忠，忠促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在中国特定的“家国同构”社会治理结构中，忠、孝关系密不可分。忠即“赤诚无偏”“尽心于人”是一心一意对人、任事之美德,强调奉公。孔子说:“孝慈则忠”(《论语·为政》)，曾子也强调“事君不忠，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认为忠臣的基本修养来自于孝,子孝于父可导致臣民顺于国君和长上，只有在家作孝子才能在朝作忠臣。孔子进一步指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在儒家看来，推行孝治有助于培养忠于国家的臣民，是政治稳定的根本所在，这也为“移孝作忠”提供了前提条件。从这一理念出发，做到忠孝两全，就是对国家忠孝相通，孝始忠结。把对父母的孝心转化为对国家的忠心，把对家的责任感转移到对国的责任感，这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

自古忠臣多出于孝子，尽孝与尽忠是相辅相成的。在传统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视以“孝”立身，以“忠”兴邦。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延伸，孝、忠在本质上统一于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吕氏春秋·孝行》廉的最高道德要求也是忠君,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孝不廉的官吏就是对君主、对国家的不忠。孝与忠是一体的，孝与廉是相通的，有了孝与忠的道德之本，就有了能够做到廉洁奉公的基础。如果一个人对待家人都不能恪守孝道,就更别期盼他能忠诚于国家,成为清廉自守、方正高洁之士。同样，忠本身就意味着无私奉献，是对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孝。只有真正做到夙夜在公的官员,才能称其为“清正廉洁”的孝子。因此,出忠,尽忠于国家、人民,从因果关系上看,也就是廉。

其三，孝知耻，耻明廉。讲孝、廉，必须讲耻。耻，即是指羞耻、耻辱。孝而仁、礼、忠、义，是因孝而从正面对人的品格特点进行塑造，是人自身的一种正激励。而耻是因不孝而由家庭、社会产生的巨大精神压力作用于人的内心形成的一种人格特点，是从反面修养人的品行。耻源自于孝，并升华和发展孝。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认为，耻是防范道德沦落、人格丧失的强大精神力量。孟子说：“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礼记》中说，孝就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孝就是要谨慎做事，以廉洁为光荣，以贪污为耻辱，给父母争光添彩，不留给父母耻辱。“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礼记·祭义》)“弗辱”就是对父母的孝敬。孔子还强调，对父母的不义言行，要劝谏，如果不诤谏，任其所为，就是不孝，正所谓“父有诤子，虽无道不陷于不义。”(《旧唐书·卷七十五》)对父母的不义言行不加以劝诫，就会陷父母于不义，更何况自身的以权谋私、贪污窃取呢？因此，一个真正懂得孝道的人必然会尊敬父母，注重父母的名节操守，以给父母长辈带来荣耀为荣，带来耻辱为耻。而“孝子不廉”，不仅违背了父母的意志，而且会给父母的身心造成伤害，给家庭亲人带来耻辱。这样的孝道其实是一种伪孝。一个人只有端正孝耻观，才能真正给父母予赡养、顺心、快乐，进而敬老尊贤、报效国家，实现人生价值，这正是廉的真谛。有耻方能高洁、崇高。为官者，无耻殃民，官知耻，百姓权益才能得以保障。

传统儒家孝廉思想所强调“爱民”、“奉公”的根本要旨，对于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永葆共产党人清廉本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我国传统儒家孝廉思想中“仁爱宽厚”、“忠诚奉公”的道德观念，可以启迪各级干部必须坚持以民为本、宽厚待人。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不能贪国之财，夺民之利，在物质利益面前，取或不取，其标准要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否则，夺民之利则为不孝，贪国之财则为不廉，不仅要受到道德谴责，还要受到法律制裁。此外，它还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秉持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道德取向。一个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干部，必会始终坚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切实做到廉洁为政、公正做人。

我国传统儒家孝廉思想中“正已正人”、“知廉知耻”的品行规范，是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内在动因与核心环节，决定了廉政建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其现代意义在于告诫领导干部必须严以律己、率先垂范，在家为孝子、入仕做清官。“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始终坚持运用“正己知耻”的价值理念、行为准则来武装自己头脑、修养个人品行，牢固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以廉为美，以贪为丑”的价值观，通过自尊、自省、自警、自励达到道德自律，行为自觉。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不为利驱、不被物役的道德规范，才能积极主动地抵制贪腐诱惑，也才能够产生源清流洁、熏蒸渐泽的积极影响，在全社会带出一股清廉风气。

在现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村民只有深刻理解了“忠孝廉节”，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忠于干事创业，遵纪守法，不贪不占，诚信交易，懂得“舍和得”，孝敬父母，尊重师长，行善布德，有骨气，有气节，有底线，懂礼知耻，村里才有和谐稳定，才有安居乐业，才有乡风文明。

备注：文中有引用范高社教授《中国传统儒家孝廉思想的内涵与现代底蕴》以及闽西日报罗卫宏撰写的《客家宗祠的“忠孝廉节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