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景泉Value（ID：LQ-New-value）
粮食生产的开始在时间和模式上的地理差异
粮食生产制度的渐次形成乃是许多关于时间和劳力分配的不同决定积累的结果。觅食的人同觅食的动物一样，只有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方式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必须把粮食生产同狩猎采集看作是相互竞争的供选择的办法。在狩猎采集外再种植某些作物或饲养某些牲口的混合经济，不但在和这两种“纯粹”经济竞争，而且也在和粮食生产比例或高或低的混合经济竞争。尽管如此，在过去的1万年中，普遍的结果一直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粮食生产。因此，我们必须问一问：是什么因素使竞争优势不属于前者而属于后者？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仍在争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仍未解决，一个原因就是不同的因素可能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是怎样理清粮食生产出现过程中的因果关系问题。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找出5个起作用的主要因素；而争论也主要是围绕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而展开的。
一个因素是获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减少了。狩猎采集族群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13000年中变得好处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所依赖的资源（尤其是动物资源）已不再那么丰富或者甚至消失。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舞动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得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同样的在美洲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大约在17000年到172000年前也已经灭绝了。且不论何种原因，考古已经证明本来可以由美洲土著驯养的大多数种类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从此被消灭了。
有些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灭绝了，不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虽然动物的灭绝最终推动古代的印第安人、欧亚大陆居民和非洲人走上粮食生产道路方面所起的作用仍然可以争论，但在较晚近时期的一些海岛上却存在这方面的许多不容置疑的例证。最早的波利尼西亚移民在新西兰消灭了恐鸟和大批杀死海豹，并在其他波利尼西亚岛屿上消灭或大批杀死海鸟和陆鸟。只有在那之后，他们才加强了他们的粮食生产。例如，虽然在公元500年移居复活节岛的波利尼西亚人带去了鸡，但直到野鸟和海豚不再容易捉来充当食物时鸡才成了主要的食物。同样，促成新月沃地出现动物驯化的一个想得到的因素是野瞪羚的个体密度减少了，而在这之前野瞪羚一直是这一地区狩猎采集族群的主要的肉食来源。
第二个因素是：正如野生鸟兽资源的枯竭往往使狩猎采集活动好处不大一样，由于获得可驯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增加了，对植物进行驯化的做法可以得到较大的好处。例如，更新世结束时新月地带的气候变化大大增加了野生谷物的产地面积，从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收获大量的庄稼。这些野生谷物的收获就是新月沃地最早的作物——小麦和大麦——驯化的先声。
还有一个不利于狩猎采集生活的因素，是粮食生产可能最后依赖的一些技术——对野生粮食的收集、加工和贮藏的技术的长期发展。如果未来的农民不是首先弄清楚怎样对小麦进行收割、脱粒和贮藏，那么长在麦秆上的麦粒即使有一吨重，他们又能怎样去加以利用呢？公元前11000年后，各种必要的方法、工具和设备在新月沃地迅速出现，这些都是为处理当时新出现的大量野生谷物而发明出来的。
这些发明包括用来收割野生谷物的、装在木柄或骨柄上的隧石镰刀；从生长谷物的山坡把谷物运回家的篮子；给谷物去壳的石臼、杵或磨板；烘焙谷物以免在贮藏时发芽的技术；以及贮藏谷物的地窖，有些地窖还抹上灰泥防水。在公元前11000年后新月沃地的狩猎采集族群的遗址中，关于所有这些技术的证据非常丰富。所有这些技术虽然都是为利用野生谷物而发展起来的，但也是种植粮食作物的必备条件。这方面的长期发展构成了植物驯化的无意识的第一步。
第四个因素是人口密度增加和粮食生产出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世界各地，凡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据的地方，考古学家们都发现了人口密度增加与粮食生产之间出现相互联系的证据。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增加迫使人们求助于粮食生产，还是粮食生产促使人口密度增加？
概言之，因果链条有可能朝两个方向运作。如前所述，由于食物生产比狩猎采集每亩能够提供更多可食用的卡路里，它便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另一方面，得益于人类采集、处理野生食物的技术的进步，人口密度在整个更新世晚期总是在逐渐增加的。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食物生产变得越来越受青睐，因为它能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食物产出。
这就是说，采纳粮食生产为所谓的自身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这是一个在正反馈循环中自身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速度就越来越快。人口密度的逐步增加，迫使人们去奖励那些无意中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人，以获得更多的粮食。一旦人们开始生产粮食并过定居的生活，他们就能够缩短生育间隔期，生出更多的人来，从而也就需要更多的粮食。这种食物生产和人口密度之间的双向联系解释了这样一种矛盾：食物生产一方面提高了每英亩可食用卡路里的产出，另一方面却使食物生产者比起他们所取代的那些狩猎采集者来，营养情况要差。由于人口密度的增长稍快于食物的获取，这种矛盾加深了。
把这四个因素综合起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新月沃地的食物生产发端于大约公元前8500年，而不是大约公元前18500年或28500年。在后两个时期，狩猎采集的收益比初始的食物生产更大，这是因为：野生哺乳动物还很充裕；野生谷类还不很充裕；人类还没有发展出必不可少的、有效采集、处理、储存谷类的发明；以及人口密度还没有高到要为在每英亩上榨取出更多卡路里而伤神的地步。
转型的最后一个因素决定了狩猎采集者和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地理边界。人口密度高得多的食物生产者仅凭他们的绝对数量就能赶走或者杀死狩猎采集者，更不要说由食物生产带来的其它优势（包括技术、病菌和职业士兵）。在只存在狩猎采集者的地域，接受了食物生产的族群要比没有接受的族群更有繁殖力。
结果，在世界上大多数适合食物生产的地域，狩猎采集者的命运要么是被邻近的食物生产者所驱赶，要么他们只能接受食物生产才能存活。在他们原有数量很多的地方，或者地理环境延迟了食物生产者迁入的地方，当地的狩猎采集者尚有时间在史前就接受农业，从而以农民的身份幸存下来。这种现象可能已在美国西南、西地中海、欧洲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日本的部分地方发生过。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热带东南亚、大部分赤道以南的非洲，也许在欧洲的部分地方，狩猎采集者在史前时代就被农民取代了，对应地，一种类似的取代过程在现代的澳大利亚和美国西部大部分地区也发生了。
只有在特别有效的地理障碍或者生态障碍让食物生产者的迁入或者适宜于当地的食物生产技术的扩散变得非常困难的地方，狩猎采集族群才能在一些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一直生存到现代。这方面的三个突出的例子是：加利福尼亚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由于被沙漠把他们同亚利桑那的印第安农民隔开而继续生存下来；南非好望角地区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科伊桑族，由于那里的地中海型气候带不适于附近班图族农民的赤道作物而继续生存下来，以及整个澳洲大陆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由于被一片片狭窄的海域把他们同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者隔开而继续牛存了下来。有几个直到20世纪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族群之所以能逃脱被粮食生产者取代的命运，是因为他们局处一隅，生活在一些不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尤其是在沙漠和北极地区。在当前的10年之内，即便是他们也会受到文明的诱惑，在政府官员或传教士的压力下定居下来，或者听任病菌的摆布。
植物的驯化
大多数野生植物都是不合适的，原因很明显：它们是木本植物，它们不出产任何可吃的果实，它的叶和根也是不能吃的。在这20万种野生植物中，只有几千种可供人类食用，只有几百种得到或多或少的驯化。即使在这几百种作物中，大多数作物只是对我们的饮食的次要的补充，光靠它们还不足以支持文明的兴起。仅仅十几种作物的产量，就占去了现代世界全部作物年产量总吨数的80％以上。这十几种了不起的作物是谷类中的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梁；豆类中的大豆；根或块茎中的马铃薯、木薯和甘薯；糖料作物中的甘蔗和糖用甜菜以及水果中的香蕉。光是谷类作物现在就占去了全世界人口所消费的卡路里的一半以上。由于世界上的主要作物如此之少，它们又都是在几千年前驯化的，所以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根本就不曾有过任何具有显著潜力的本地野生植物，这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在现代没有能驯化甚至一种新的重要的粮食植物，这种情况表明，古代人也许真的探究了差不多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且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然而，世界上有些地方何以未能驯化野生植物，这个问题仍然难以解释。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有些植物在一个地区驯化了，却没有在另一地区驯化。因此，我们能够确信，的确有可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有用的作物，但同时也必须问一问：那个野生植物为什么在某些地区不能驯化？
一个令人困惑的典型例子来非洲。重要的谷物高梁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沿的萨赫勒地带驯化了。南至非洲南部也有野生高梁存在，但无论是高梁还是任何其他植物，在非洲南部都没有人栽种，直到2000年前班图族农民才从赤道以北的非洲地区引进了一整批作物。为什么非洲南部的土著没有为自己去驯化高梁呢？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人们未能驯化欧洲西部和北非的野生亚麻，也未能驯化巴尔干半岛南部的野生单粒小麦。既然这两种植物同属新月沃地最早的8大作物，它们也应该是所有野生植物中最容易驯化的两种植物。在它们随同整个粮食生产从新月沃地引进后，它们立即在新月沃地以外的这些野生产地被用来栽培。那么，这些边远地区的一些族群为什么不是早已主动地开始去种植它们呢？
同样，新月沃地最早驯化的4种水果在远至东地中海以外地区都有野生产地，它们似乎最早在那里得到驯化：橄榄、葡萄和无花果往西出现在意大利、西班牙和西北非，而枣椰树则扩散到整个北非和阿拉伯半岛。这4种水果显然是所有野生水果中最容易驯化的。那么，为什么新月沃地的一些族群未能驯化它们，而只是在它们已在东地中海地区得到驯化并从那里作为作物引进之后才开始种植它们呢？
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子涉及这样一些野生植物：它们并没有在那些从未自发地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得到驯化，虽然它们也有在其他地方得到驯化的近亲。例如，欧洲橄榄就是在东地中海地区驯化的。在热带非洲、非洲南部、亚洲南部和澳大利亚东部还有大约40种橄揽，其中有些还是欧洲橄榄的近亲，但没有一种得到驯化。同样，虽然有一种野苹果和野葡萄在欧亚大陆得到了驯化，但在北美洲还有许多有亲缘关系的野苹果和野葡萄，其中有些在现代已和来自欧亚大陆的野苹果和野葡萄进行了杂交，以改良这些作物的品种。那么，为什么美洲土著自己没有去驯化这些显然有用的苹果和葡萄呢？
这种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这种推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植物驯化不是什么要么狩猎采集族群去驯化一种植物，要么就继续过他们原来那种流浪生活的问题。假定只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定居下来并栽培野苹果，那么北美洲的野苹果就的确会演化成为一种了不起的作物。但是，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是不会抛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在村子里定居下来并开始照料苹果园的，除非还有其他许多可以驯化的动植物可以利用来使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生存方式能够与狩猎采集的生存方式一争高下。
总之，我们怎样去评估某一地区整个植物群驯化的可能性？对于这些未能驯化北美洲苹果的印第安人来说，问题到底是在于印第安人还是在于苹果？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独立的驯化中心中处于两个极端的3个地区。我们已经看到，其中一个地区就是新月沃地，它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也是现代世界主要作物中的几种作物以及几乎所有的主要驯化动物的发源地。另外两个地区是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这两个地区的确驯化过当地的作物，但这些作物品种很少，只有一种成为世界上的重要作物，而且由此产生的整个粮食也未能像在新月沃地那样帮助人类技术和行政组织的广泛发展。根据这个比较，我们不妨问一问：新月沃地的植物群和环境是否具有对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植物群和环境的明显优势？
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西南亚的那个叫做新月沃地的地区（因其在地图上的新月状高地而得名，见图8.1）在人类发展早期的重要性。那个地区似乎是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文明（不论是福是祸）在内的一连串新情况发生的地方。而所有这些新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粮食的贮存，以及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的专门人材，凡此种种之所以可能又都是由于出现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食生产。粮食生产是新月沃地出现的那些重要新事物中的第一个新事物。因此，如果想要了解现代世界的由来，就必须认真对待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新月沃地的驯化动植物使它获得了如此强大的领先优势。
幸运的是，就农业的兴起而论，新月沃地显然是地球上研究得最为详尽和了解得最为透彻的地区。对在新月沃地或其邻近地区驯化的大多数作物来说，其野生祖先已经得到认定；野生祖先与作物的密切关系已经通过遗传和染色体的研究而得到证明；野生祖先的地理分布已经确知；野生祖先在驯化条件下所产生的种种变化已经得到确定并经常被人从单一基因角度去认识；这些变化可以从考古记录的连续堆积层中看到；而且驯化的大致地点和时间也已清楚。我不否认其他一些地区，主要是中国，也具有作为早期驯化地点的有利条件，但对新月沃地来说，这些有利条件和由此而来的作物的发展却可以得到更详细得多的说明。
新月沃地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它地处所谓的地中海气候带内，这种气候的特点是冬季温和而湿润，夏季漫长、炎热而干燥。在这种气候下生长的植物必须能够熬过漫长的干燥季节，并在雨季来临时迅速恢复生长。新月沃地的许多植物，尤其是谷类和豆类植物，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从而变得对人类有用：它们是一年生植物，就是说这种植物本身会在干旱季节逐渐枯萎死去。
由于只有一年的生命，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其中有许多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气力用来生产大籽粒的种子，种子在旱季休眠，并准备好在雨季到来时发芽。因此，一年生植物不会浪费气力去生长不可食用的木质部或纤维梗茎，就像乔木和灌木的枝干那样。但是许多大籽粒的种子，主要是一年生谷物和豆类的种子，是可以供人类食用的。它们构成了现代世界的12种主要作物中的6种。相比之下，如果你住在森林旁边并凭窗远眺，那么你所看到的植物往往都是乔木和灌木，其中大多数植物的枝干都是不能食用的，它们也很少把气力花在生产可供食用的种子上。当然，在气候湿润地区的森林里，有些树木的确产生了可供食用的大种子，但这些种子的适应能力还不能使它们度过漫长的旱季，因而不适合人类的长期贮藏。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新月沃地许多作物的野生祖先本就繁茂而高产，它们大片大片地出现，对于狩猎采集族群来说，其价值必定是显而易见的。植物学家们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研究，从天然的大片野生谷物中采集种子，就像1万多年前狩猎采集族群所做的那样。这些研究表明，每年每公顷可以收获近一吨的种子，只要花费1个大卡的劳力就可产生50个大卡的食物能量。新月沃地的有些狩猎采集族群在种子成熟的短暂时间里采集大量的野生植物，并把它们作为粮食贮存起来以备一年中其余时间之需，这样，他们甚至在开始栽培植物之前就已在永久性的衬庄里定居了下来。
由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在野生状态中即已如此多产，人工栽培几乎没有给它们带来别的什么变化。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主要的变化——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自然机制的破坏——在人类开始把种子种到田里之后立即自动而迅速地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小麦和大麦作物的野生祖先，同这些作物本身在外观上如此相似，使我们对其野生祖先的身份从来不会有任何怀疑。由于驯化如此容易，大籽粒的一年生植物就成为不仅在新月沃地而且也在中国和萨赫勒地带培育出来的最早的作物或最早的作物之一。
请把小麦和大麦的这种迅速的演化同新大陆的首要谷类作物玉米的情况作一对比。玉米的可能祖先是一种叫做墨西哥类蜀黍的野生植物，它的种子和花的结构都和玉米不同，以致植物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激烈争论它是否就是玉米的祖先。墨西哥类蜀黍作为食物的价值，可能没有给狩猎采集族群留下什么印象：它在野生状态下的产量不及野生小麦，它的种子也比最终从它演化出来的玉米少得多，而且它的种子外面还包着不能食用的硬壳。墨西哥类蜀黍要想成为一种有用的作物，就必须经历其繁殖生物学的剧变，以大大增加种子的数量，并去掉种子外面的那些像石头一样的硬壳。考古学家们仍在激烈地争论，在美洲的作物发展过程中，古代的玉米棒究竟经过了多少个百年或千年才从一丁点儿大小发展到人的拇指那么大小，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后来又经过了几千年它们才达到现代这么大小。一边是小麦和大麦的直接价值，一边是墨西哥类蜀黍所引起的种种困难，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差别也许就是新大陆人类社会和欧亚大陆人类社会的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比例很高——就是说，它们通常是自花传粉，但偶尔也有异花传粉的。请回想一下，大多数野生植物或者是定期进行异花传粉的雌雄同株，或是必然要依靠另一个体传授花粉的雄性和雌性个体。繁殖生物学的这些事实使早期农民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刚刚找到一种由突变产生的高产植物，它的后代可能因与其他植物杂交而失去其遗传优势。因此，大部分作物都来自少数野生植物。这些野生植物或者是通常自花传粉的雌雄同株，或者是靠无性繁殖来繁殖自己（例如，在遗传上复制亲代植物的根）。这样，新月沃地植物群中高比例的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植物就帮助了早期的农民，因为这意味着高比例的野生植物群有了一种给人类带来方便的繁殖生物学。
自花传粉植物也给早期的农民带来了方便，因为这些植物偶尔也会异花传粉，从而产生了可供选择的新的植物品种。这种偶尔的异花传粉现象不仅发生在同种的一些个体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有亲缘关系的品种之间以产生种间杂种。新月沃地的自花传粉植物中的一个这样的杂种——面包小麦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作物。
已在新月沃地驯化的最早的8种重要的作物，全都是自花传粉植物。其中3种是自花传粉的谷类作物——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小麦具有额外的优势，即蛋白质含量高达8％一14％。相形之下，东亚和新大陆的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分别为稻米和玉米——蛋白质含量较低，从而造成了重大的营养问题。
这些就是新月沃地的植物群向最早的农民提供的一些有利条件：它包括适于驯化的比例高得出奇的野生植物。然而，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气候带向西延伸，经过南欧和西北非的广大地区。世界上还有4个类似地中海气候带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然而，这些另外的地中海气候带不但无法赶上新月沃地而成为早期的出现粮食生产的地方；它们也根本没有产生过本地的农业。欧亚大陆西部的这种特有的地中海气候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有利条件呢？
原来地中海气候带，尤其是在新月沃地那个地区，具有胜过其他地中海气候带的5个有利条件。第一，欧亚大陆西部显然是世界上属于地中海气候带的最大地区。因此，那里的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超过了澳大利亚西南部和智利这些比较小的地中海气候带。第二，在地中海气候带中，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的气候变化最大，每一季、每一年气候都有不同。这种气候变化有利于植物群中数量特别众多的一年生植物的演化。物种多和一年生植物多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显然是一年生植物品种最繁多的地区。
关于这种植物财富对人类的意义，地理学家马克·布卢姆勒对野生禾本科植物分布的研究对此作出了说明。在世界上几千种野生禾本科植物中，布卢姆勒把其中种子最大的56种——自然的精华——列成表格：这些禾本科植物种子比中等的禾本科植物种子至少要重10倍。几乎所有这些植物都是在地中海气候带或其他干旱环境中土生土长的。此外，它们又都以压倒优势集中在新月沃地和欧亚大陆西部地中海气候带的其他一些地区，从而使最初的农民有了巨大的选择余地：全世界56种最有价值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的大约32种！特别是，在居首位的这56种作物中，新月沃地最早的两种作物──大麦和二粒小麦在种子大小方面分别列第3位和第13位。相比之下，智利的地中海型气候带只有两种，加利福尼亚和非洲南部各有一种，而澳大利亚西南部连一种都没有。仅仅这一事实就很有助于说明人类历史的进程。
新月沃地的地中海气候带的第三个有利条件，是它在短距离内高度和地形的富于变化。它的高度从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到18000英尺的高山（在德黑兰附近），应有尽有，从而保证了环境的相应变化，也因此而保证了可能成为作物的祖先的品种繁多的野生植物。这些高山的近傍是河流纵横的地势平缓的低地、泛滥平原和适于灌溉农业的沙漠。相比之下，澳大利亚西南部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南非和欧洲西部的地中海型气候带，无论是高度、动植物栖息地还是地形都变化较少。
新月沃地的高度变化意味着可以把收获季节错开：高地植物结籽比低地植物多少要晚一些。因此，狩猎采集族群可以在谷物种子成熟时沿着山坡逐步向上去收获它们，而不是在一个高度上由于收获季节集中而无法应付，因为在那里所有谷物都是同时成熟的。作物栽培开始后，对最早的农民来说，采下野生谷物的种子，并把它们种在潮湿的谷底，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野生谷物本来都是长在山坡上，依赖不知何时才会来到的雨水，而把它们种在潮湿的谷底，它们就能可靠地生长，也不再那么依赖雨水了。
新月沃地在很小距离内的生物多样性，帮助形成了第四个有利条件——那里不仅有大量的重要作物的野生祖先，而且也有大量的得到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我们将会看到，在其他一些地中海型气候带，如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很少有或根本没有适于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之下，有4种大型哺乳动物——山羊、绵羊、猪和牛——很早就在新月沃地驯化了，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其他任何动物（除狗以外）都要早。这些动物今天仍然是世界上5种最重要的已驯化的哺乳动物中的4种。但它们的野生祖先在新月沃地的一些大同小异的地区最为常见，其结果就是这4种动物在不同的地方驯化了：绵羊可能是在中部地区；山羊或者是在东部高地（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或者是在西南部（黎凡特──地中海东部诸国与岛屿）；猪在中北部；牛在西部，包括安纳托利亚。然而，尽管这4种动物的野生祖先数量众多的地区是如此不同，但由于它们生活的地方相当靠近，所以一经驯化，它们就很容易地从新月沃地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于是这整个地区最后就到处都有这4种动物了。
新月沃地的农业开始于对所谓8大“始祖作物”（因为是这些作物开创了这一地区的、可能还有全世界的农业）的早期驯化。这8大始祖作物是谷类中的二粒小麦、单粒小麦和大麦；豆类中的兵豆、豌豆、鹰嘴豆和苦巢菜；以及纤维作物亚麻。在这8种作物中，只有亚麻和大麦这2种在新月沃地和安纳托利亚以外地区有广泛的野外分布。还有2种始祖作物只有很小的野外分布，一种是鹰嘴豆，只限于土耳其东南部，还有一种是二粒小麦，只限于新月沃地本身。因此，农业在新月沃地可以从驯化当地现成的野生植物开始，而不用等到引进在别处由驯化野生植物而得到的作物。相反，这8大始祖作物中有2种除新月沃地外不可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得到驯化，因为它们在其他地方没有野生分布。
由于能够得到合适的野生哺乳动物和植物，新月沃地的先民们能够为集约型粮食生产迅速装配起一个有效而平衡的生物组合。这个组合包括作为碳水化合物主要来源的3种谷物，作为蛋白质主要来源的4种豆类（含蛋白质20％至25％）和4种家畜，再以小麦的丰富蛋白质为补充；以及一个作为纤维和油的来源的亚麻（叫做亚麻籽油：亚麻籽含有约40％的油）。最后，在动物驯化和粮食生产出现的几千年后，这些动物也开始被用来产奶和剪毛，并帮助人类犁田和运输。因此，新月沃地最早的农民的这些作物和牲畜开始满足人类的基本经济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衣着、牵引和运输。
新月沃地早期粮食生产的最后一个有利条件是：同包括西地中海沿岸在内的一些地区相比，那里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竞争可能要少一些。西南亚很少有大江大河，只有很短的海岸线，所以那里较少水产资源（如江河和近海鱼类及有壳水生动物）。在那里，为了肉食而被人猎杀的哺乳动物之一是瞪羚。瞪羚本来是群居动物，但因人口增加而被过度利用，数目已大大减少。因此，粮食生产的整个好处很快就超过了狩猎采集的整个好处。以谷物为基础的定居村庄在粮食生产前就已存在，并使那些狩猎采集族群容易接受农业和放牧生活。在新月沃地，从狩猎采集向粮食生产的转变是比较快的：迟至公元前9000年，人们还没有任何作物和家畜而完全依赖野生的食物，但到公元前6000年，有些社会已几乎完全依赖作物和家畜了。
中美洲的情况则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个地区只有两种可以驯化的动物（火鸡和狗），它们所提供的肉远远少于牛、绵羊、山羊和猪；而且我已解释过，中美洲的主要谷物玉米难以驯化，或许培育起来也很缓慢。因此，中美洲动植物的驯化可能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开始（这个年代仍然很不确定）；这方面的最早发展应归功于仍然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而定居的村庄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宣告出现。
在所有这些关于促使新月沃地很早出现粮食生产的诸多有利条件的讨论中，我一直不曾提出过任何想象中的关于新月沃地各族群本身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事实上，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认真提出过那一地区的族群具有任何想象中的与众不同的生物学上的特点，以致竟会帮助实现了该地区粮食生产的巨大力量。相反，我倒是看到了新月沃地的气候、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一起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既然在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当地发展起来的整个粮食生产的力量要小得多，那么解释也许与那些地区的族群有关？然而，在我们转而讨论那些地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两个相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地区，只要那里不是独立发展出粮食生产，或者最后整个粮食生产的力量不是那么大，就都会产生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狩猎采集族群以及最早的农民真的十分了解当地现有的各种野生物种和它们的用途，或者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些主要作物的潜在祖先？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他们真的了解当地的动植物，那么他们是否利用这种知识来驯化现有的最有用的物种，或者是否有某些文化因素使他们没有能那样去做？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一门叫做人种生物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人对其环境中的动植物的了解程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世界上幸存的为数很少的狩猎采集族群以及仍然严重依赖野生食物和自然产品的农业部族。这些研究普遍表明，这些族群是博物学的活的百科全书，他们叫得出（用当地语言）多达1000种或更多的动植物的名称，他们对这些物种的生物学特点、地理分布和潜在用途具有详尽的知识。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已经驯化的动植物，这种传统知识逐渐失去了价值，甚至已经失传，直到人们成了连野草和野豆也分不清的现代超市上的购物者。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33年中，我在新几内亚进行生物调查，在野外度过我的时光，我的身边始终有一批仍然广泛利用野生动植物的新几内亚人陪伴着我。有一天，我和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在丛林中饿得发慌，因为另一个部落挡住了我们返回补给基地的路。这时，一个福雷部落的男子回到营地，带来了一个大帆布背包，里面装满了他找到的蘑菇。他开始烤起蘑菇来。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但我在这时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如果这些蘑菇有毒，怎么办？
我耐心地向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们解释说，我在书上读到过有些蘑菇是有毒的，我还听说过由于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难以区别，甚至美国的一些采集蘑菇的专家也因中毒而死，虽然我们大家都很饿，但完全不值得去冒这个险。这时，我的朋友们生气了，他们叫我闭嘴，好好听他们说。多少年来，我向他们查问了几百种树木和鸟类的名字，现在我怎么可以侮辱他们，认为他们连不同的蘑菇都不认识呢？只有美国人才会愚蠢到分不清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他们接着给我上课，告诉我29种可以食用的蘑菇，每一种蘑菇在福雷语中的名字，以及森林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这一种蘑菇叫做坦蒂，是长在树上的，它鲜美可口，绝对可吃。
每次我带着新几内亚人到岛上的其他地方时，他们总要和他们遇见的其他新几内亚人谈起当地的动植物，并把可能有用的植物采集下来，带回他们住的村子里试种。我与新几内亚人在一起时所获得的经验，比得上研究其他地方传统族群的人种生物学家的经验。然而，所有这些族群或是至少在从事某种粮食生产，或是成了世界上部分被同化了的以往狩猎采集社会的最后残余。在粮食生产出现前，关于野生物种的知识大概要丰富得多，因为那时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仍然完全依靠食用野生物种为生。最早的农民继承了这方面的知识，这是生活在对自然界的密切依赖之中的、生物学上的现代人类经过几万年对自然界的观察而积累起来的知识。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野生物种竟会逃过最早的农民的注意，这看来是极不可能的。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古代的狩猎采集族群以及农民在为了采集并最终栽培的目的而选择野生植物时，是否同样地很好利用了他们的人种生物学知识。一个可以用来验证的例子来自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河谷边缘的一个叫做特勒阿布胡瑞拉的考古遗址。从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9000年，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已终年定居在村庄里，但他们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作物栽培只是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才开始的。考古学家戈登·希尔曼、苏珊·科利奇和大卫·哈里斯从这个遗址找到了大量烧焦了的植物残烬，它们可能是遗址上的居民在别处采集后带回来又被抛弃的成堆无用的野生植物。这些科学家分析了700多个样本，每个样本平均含有属于70多种植物的500多颗可识别的种子。结果证明，村民们采集了种类繁多（157种！）的植物，这些都是从已烧焦的种子辨认出来的，更别提现在还无法确认的其他植物了。
是不是这些无知的村民把他们发现的每一种种子植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因吃了其中的大多数而中毒，而只靠吃很少几种来维持生存？不，他们不会那样愚蠢。虽然这157种植物听起来好橡是不加区别地采集的结果，但还有更多的生长在附近野地里的植物没有在这些烧焦的残烬中发现。被选中的这157种植物分为3类。其中有许多植物，它们的种子没有毒，因而立即可吃。其他一些植物，如豆类和芥科植物，它们的种子有毒，但毒素很容易去掉，种子仍然可吃。有些种子属于传统上用作染料和药材来源的植物。不在被选中的这157种中的许多野生植物，有的可能没有什么用处，有的可能对人有害，其中也包括当地生长的毒性最强的一些野草。
因此，特勒阿布朗瑞拉的狩猎采集族群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不加区别地去采集可能危及自己生命的野生植物。相反，他们同现代的新几内亚人一样，显然对当地的野生植物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知识只去选择现有的最有用的种子植物并把它们带回家。但是，这些被收集来的种子竟构成了促使植物驯化迈出无意识的第一步的材料。
关于古代族群如何明显地充分利用他们的人种生物学知识这个问题，我的另一个例子来自公元前9000年的约旦河谷，最早的作物栽培就是在这一时期在那里开始的。约旦河谷最早驯化的谷物是大麦和二粒小麦，它们在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高产的作物。但和在特勒阿布胡瑞拉一样，另外数百种结籽的野生植物必定就生长在这附近，其中100种或更多可能是可以食用的，因此在植物驯化出现前就已被人采集。
对于大麦和二粒小麦，是什么使它们成为最早的作物？约旦河谷的那些最早的农民难道对植物学一窍不通，竟然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或者，难道大麦和二粒小麦竟是他们所能选择的当地最好的野生谷物？
有两个以色列科学家奥弗·巴尔—约瑟夫和莫迪凯·基斯列夫通过研究今天仍在约旦河谷生长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舍弃了那些种子小或种子不好吃的品种，挑选出23种种子最好吃的也是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大麦和二粒小麦在被选之列，这是毫不奇怪的。
但如认为其他21种候补的禾本科植物可能同样有用，那是不正确的。在那23种禾本科植物中，大麦和二粒小麦从许多标准看都是最好的。二粒小麦的种子最大，大麦的种子次大。在野生状态中，大麦是23种中产量最高的4种之一，二粒小麦的产量属于中等。大麦还有一个优点：它的遗传性和形态使它能够迅速形成我们在前一章所讨论的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变化。然而，二粒小麦也有补偿性的优点：它比大麦容易采集，而且它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谷物的独特之处，因为它的种子容易和外壳分离。至于其他21种禾本科植物的缺点包括：种子较小、在许多情况下产量较低、在有些情况下它们是多年生植物，而不是一年生植物，结果它们在驯化过程中的演化反而会变得很慢。
因此，约旦河谷最早的农民从他们能够得到的23种最好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选择了这两种最好的。当然，在栽培之后产生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改变，可能是这些最早的农民的所作所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把谷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栽培时，一开始就选择了大麦和二粒小麦而不是其他谷物，这可能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以种子大小、好吃和产量高这些容易发现的标准为基础的。
约旦河谷的这个例子同特勒阿布胡瑞拉的例子一样，说明最早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了他们对当地植物的丰富知识。除了少数几个现代的专业植物学家外，他们对当地植物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人，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不去培育任何有用的比较适合驯化的野生植物。
同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相比，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虽然也有本地的粮食生产系统，但显然是有缺陷的。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当更多产的作物从别处引进这两个地方后，当地的农民究竟在做些什么。如果结果证明没有采纳这些作物是由于文化原因或其他原因，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无法摆脱的怀疑。
尽管我们迄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推理，我们可能仍然不得不猜测，在当地的野生植物群中隐藏着一种潜在的重要作物的真正祖先，只是由于同样的文化因素，当地农民未能加以利用罢了。这两个例子同样会详细地说明一个对历史至关重要的事实：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当地作物并不是同样多产的。
新几内亚是仅次于格陵兰的世界第二大岛，它在澳大利亚北面，靠近赤道。由于地处热带，加上十分多样化的地形和生境，新儿内亚的动植物品种非常丰富，尽管它因是一个海岛，比起大陆热带地区来在这方面有所不及。人类在新几内亚至少已个活了4万年之久——比在美洲长得多，比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在欧洲西部生活的时间也稍长一些。因此，新几内亚人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当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他们是否积极地把这种知识用来发展粮食生产呢？
我已经提到，采纳粮食生产涉及粮食生产的生活方式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竞争。在新几内亚，狩猎采集的回报还没有丰厚到可以打消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现代新几内亚的猎人由于野生猎物的不足而处于受到严重损害的不利地位：除了100磅重的不会飞的鸟（鹤鸵）和50磅重的袋鼠外，没有更大的本土陆地动物。沿海低地的新几内亚人的确获得了大量的鱼和有壳水生动物，而内陆的有些低地人今天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尤其要靠西谷椰子维持生存。但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没有任何居民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相反，所有现代高原居民都是农民，他们只是为了补充日常饮食才利用野生食物。当高原居民进入森林去打猎时，他们带去路上吃的是园子里种的蔬菜。如果他们不幸断了粮，他们甚至会饿死，尽管他们熟知当地可以得到野生食物。既然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新几内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是这样地行不通，那么今天新几内亚所有的高原居民和大多数低地居民成了具有复杂的粮食生产系统的定居农民，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广阔的、昔日覆盖着森林的高原地区，被传统的新几内亚农民改造成围上了篱笆、修建起排水系统、精耕细作的、能够养活稠密人口的农田系统。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新几内亚农业起源很早，约公元前7000年。在这早期年代里，新几内亚周围的所有陆块仍然只有狩猎采集族群居住，因此这一古老的农业必定是在新几内亚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从这些早期农田里还没有发现明确的作物残骸，但其中可能包含了欧洲人殖民时期在新几内亚种植的那几种作物，而且现在已经知道，这些作物都是从它们的新几内亚野生祖先在当地驯化出来的。在本地驯化的这些植物中位居最前列的是现代世界的主要作物甘蔗。今天甘蔗年产量的总吨数几乎等于第二号作物和第三号作物（小麦和玉米）产量的总和。其他一些肯定原产新几内亚的作物是香蕉、坚果树、巨大的沼泽芋以及各种各样可吃的草茎、根和绿叶蔬菜。面包果树和根用作物薯蓣及（普通）芋艿可能也是在新儿内亚驯化的，虽然这种结论仍然不能确定，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并不限于新几内亚，而是从新几内亚到西南亚都有分布。至于它们究竟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在西南亚驯化的，还是在新几内亚或甚至只是在新几内亚独立驯化的，目前我们还缺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证据。
然而，结果证明，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受到3个方面的严重限制。首先，在新几内亚没有任何驯化的谷类作物，而在新月沃地、萨赫勒地带和中国都有几种极其重要的谷类作物。新几内亚重视根用作物和树生作物，但它却把我们在其他湿润的热带地区（亚马孙河流域、热带西非和东南亚）的农业体系中所看到的一种倾向推向极端，因为那些地区的农民虽也重视根用作物，但却设法培育了至少两种谷物（亚洲稻米和一种叫做薏苡的大籽粒亚洲谷物）。新几内亚未能出现谷物农业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那里的野生起始物种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缺点：世界上56种种子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没有一种是生长在那里的。
其次，新几内亚的动物群中没有任何可以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现代新几内亚驯养的动物只有猪、鸡和狗，它们也都是在过去几干年中经由印度尼西亚从东南亚引进的。因此，虽然新几内亚的低地居民从他们捕捉到的鱼类获得了蛋白质，但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的居民在获得蛋白质方面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给他们提供大部分卡路里的主要作物（芋艿和甘薯）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例如，芋艿的蛋白质含量几乎不到1％，甚至比白米差得多，更远在新月沃地的小麦和豆类（蛋白质含量分别为8％—14％和20％—25％）之下。
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儿童患有膨胀病，这是饮食量多但蛋白质缺乏所引起的典型的疾病。新几内亚人无分老幼，常常吃老鼠、蜘蛛、青蛙和其他小动物，而在别的地方，由于能够得到大型家畜或大型野生猎物，人们对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蛋白质缺乏可能也是新儿内亚高原社会流行吃人肉的根本原因。
最后，以往新几内亚能够得到的根用作物不但蛋白质少，而且卡路里也不高，因为这些作物在如今生活着许多新几内亚人的高地上生长不好。然而，许多世纪前，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新的根用作物传到了新几内亚，它先由西班牙人引进菲律宾，后来大概再由非律宾传到新几内亚的。同芋艿和其他可能历史更悠久的根用作物相比，甘薯能够在地势更高的地方生长，长得更快，按每英亩耕地和每小时所花的劳力计算，产量也更高。甘薯引进的结果是高原人口激增。就是说，虽然在甘薯引进前人们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从事农业已有数千年之久，但当地现有的作物一直在他们能够居住的高原地区使他们能够达到的人口密度受到了限制。
总之，新几内亚提供了一个和新月沃地截然不同的富于启发性的对比。同新月沃地的狩猎采集族群一样，新几内亚的狩猎采集族群也是独立地逐步形成粮食生产的。然而，由于当地没有可以驯化的谷物、豆类植物和动物，由于因此而带来的高原地区蛋白质的缺乏，同时也由于高原地区当地现有根用作物的局限，他们的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受到了限制。不过，新几内亚人对他们现有的野生动植物的了解，一点也不比今天地球上的任何民族差。他们同样能够发现并检验任何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他们完全能够认出在他们现有的作物之外的其他一些有用的作物，他们在甘薯引进时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它就是证明。今天，这个教训在新几内亚正在又一次被人们所接受，因为那些具有优先获得引进的新作物和新牲畜的机会（或具有采纳它们的文化意愿）的部落发展壮大了自己，而受到损害的则是那些没有这种机会或意愿的部落。因此，新几内亚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与新几内亚的族群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和环境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另一个例子来自美国东部。同新几内亚一样，那个地区也为独立驯化当地的野生植物提供了条件。然而，人们对美国东部早期发展的了解，要比对新几内亚早期发展的了解多得多：美国东部最早的农民所种植的作物已经得到确认，当地植物驯化的年代和作物序列也已为人们所知。在其他作物开始从别处引进之前很久，美洲土著便已在美国东部的河谷地区定居下来，并在当地作物的基础上发展了集约型的粮食生产。因此，他们有能力去利用那些最有希望的野生植物。他们实际上栽培了哪些野生植物，以及怎样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当地作物去和新月沃地的一系列始祖作物作一比较呢？
原来美国东部的始祖作物是4种植物，它们在公元前2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得到驯化，比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时间晚了整整6000年。当地的一种南瓜属植物不但能产生可吃的种子，而且还可用作小型容器。其余3种始祖作物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可吃的种子才被人栽种的（向日葵、一种叫做菊草的雏菊亲缘植物和一种叫做藜的菠菜远亲植物）。
但4种种子作物和一种容器远远够不上完全的粮食生产组合。这些始祖作物在2万年中不过是饮食的小小补充，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仍然主要地依赖野生食物，尤其是野生的哺乳动物和水鸟、鱼、有壳水生动物和坚果。直到公元前500年至200年这一时期，在又有3种种子作物（扁蓄、五月草和小大麦）得到栽培之后，农业才成为他们食品的主要部分的来源。
现代的营养学家可能会对美国东部的这7种作物大加赞赏。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都很高——达17％一33％，而小麦是8％一14％，玉米是9％，大麦和白米甚至更低。其中两种——向日葵和菊草含油量也很高（45％一47％）。尤其是菊草，由于含有32％的蛋白质和45％的油，可能成为营养学家梦寐以求的最佳作物。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没有吃上这些理想的粮食呢？
唉，美国东部的这些作物的大多数虽然在营养方面有其优点，但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严重的缺点。藜属植物、扁蓄、小大麦和五月草的种子很小，体积只有小麦和大麦种子的十分之一。更糟的是，菊草是靠风媒传粉的豚草的亲缘植物，而豚草是众所周知的引起花粉病的植物。同豚草的花粉一样，凡是在菊草长得茂盛的地方，菊草的花粉都会引起花粉病。如果这一点还不能使你想要做一个种植菊草的农民的热情完全消失的话，就请你注意它有一种今某些人讨厌的强烈气味，而且接触到它会引起皮肤过敏。
公元元年后，墨西哥的一些作物最后经由贸易路线开始到达美国东部。玉米是在公元200年左右引进的，但在许多世纪中，它所起的作用始终较小。最后，在公元900年左右，一个适应北美洲短暂夏季的新品种的玉米出现了，而在公元1100年左右随着豆类的引进，墨西哥的玉米、豆类和南瓜类这三位一体的作物便齐全了。美国东部的农业大大地集约化了，人口稠密的酋长管辖的部落沿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发展了起来。在某些地区，原来在当地驯化的作物同远为多产的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一起保留了下来，但在另一些地区，这三位一体的作物则完全取代了它们。没有一个欧洲人见到过生长在印第安人园子里的菊草，因为到欧洲人于公元1492年开始在美洲殖民时，菊草作为一种作物已经消失了。在美国东部所有这些古代特有作物中，只有2种（向日葵和东部南瓜）能够同在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相媲美，并且至今仍在种植。我们现代的橡实形南瓜和密生西葫芦就是从几千年前驯化的美洲南瓜属植物演化而来的。
因此，像新几内亚的情形一样，美国东部的情形也是富于启发性的。从假定出发，这个地区看来可能具有促进当地多产农业的条件。它有肥沃的土壤，可靠而适中的雨量，以及保持今天丰产农业的合适的气候。该地的植物群品种繁多，包括多产的野生坚果树（橡树和山核桃树）。当地的印第安人发展了以当地驯化植物为基础的农业，从而在村庄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定居生活，他们甚至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期间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以今天俄亥俄州为中心的霍普韦尔文化）。这样，他们在几千年中就能够把最有用的可以得到的任何野生植物当作潜在的作物来加以利用。
尽管如此，霍普韦尔文化繁荣的出现，还是比新月沃地乡村生活的出现晚了差不多9000年。接下来，直到公元900年之后，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组合才引发了人口的较大增长，即所谓的密西西比文化的繁荣。人口的增长使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得以建设最大的城镇和最复杂的社会。但这种人口的增长毕竟来得太晚，没有能使美国的印第安人为迫在眉睫的欧洲人殖民灾难作好准备。仅仅以美国东部的作物为基础的粮食生产，还不足以引发人口的增长，这原因是不难说明的。这一地区现有的野生谷物，远远不如小麦和大麦那样有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没有驯化过任何可在当地得到的豆类、纤维作物、水果树或坚果树。除了狗，他们没有任何家畜，而狗大概也是在美洲的其他地方驯化的。
有一点也是很清楚的：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对他们周围的野生植物中潜在的主要作物并未视而不见。即使是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20世纪植物育种专家，在利用北美的野生植物方面也很少取得成功。诚然，我们现在已把美洲山核桃驯化成一种坚果树并把乌饭树的蓝色浆果驯化成一种水果，而且我们也已把欧亚大陆的一些水果作物（苹果、李、葡萄、树莓、黑刺莓、草莓）同北美的野生亲缘植物进行杂交来改良品种。然而，这几项成就对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远远不及公元900年后墨西哥的玉米对美国东部印第安人饮食习惯的改变那样深刻。
对美国东部驯化植物最了解的农民，就是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自己。他们在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引进后宣判了当地驯化植物的命运：或者把它们完全抛弃，或者把它们的重要性降低。这个结果也表明了印第安人没有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的束缚，而是在看到一种优良的植物时完全能够认识到它的价值。因此，同在新几内亚一样，美国东部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不是由于印第安人本身，而是完全决定于美洲的生物区系和环境。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3个对照地区的例子，在这3个例子中，粮食生产都是土生土长的。新月沃地处于一个极端；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处于另一个极端。新月沃地的族群对当地植物的驯化在时间上要早得多。他们驯化了多得多的植物品种，驯化了产量多得多或价值大得多的植物品种，驯化了范围广泛得多的各种类型的作物，更快地发展了集约型粮食生产和稠密的人口，因此，他们是带着更先进的技术、更复杂的行政组织和用以传染其他族群的更多的流行疾病进入现代世界的。
我们发现，新月沃地、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的这些差异，直接来自可以用来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不同系列，而不是来自这些族群本身的局限性。当更多产的作物从别处引进时（新几内亚的甘薯，美国东部的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当地族群迅即利用了它们，加强了粮食生产，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人口。如果把范围加以扩大，依我看在地球上的一些根本没有在当地发展出粮食生产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阿根廷无树大草原、欧洲西部等等——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可能比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还要少，因为在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至少还出现了有限的粮食生产。事实上，无论是本章中提到的马克·布卢姆勒在世界范围内对当地现有的大籽粒野生禾本科植物的调查，还是下一章中将要述及的在世界范围内对当地现有的大型哺乳动物的调查，都一致表明，所有这些不存在本地粮食生产或只有有限的本地粮食生产的地区，都缺少可驯化的牲畜和谷物的野生祖先。
请回忆一下：粮食生产的出现涉及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之间的竞争问题。因此，人们也许想要知道，粮食生产出现缓慢或没有出现粮食生产这种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当地可以猎取和采集的资源特别丰富，而不是由于适合驯化的物种特别容易获得。事实上，当地粮食生产出现很晚或根本没有出现粮食生产的大多数地区，向狩猎采集族群所提供的资源是特别贫乏而不是特别丰富，因为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到冰期快结束时已经灭绝。粮食生产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的竞争，在这些地区甚至比在新月沃地少。因此，在当地未能出现粮食生产或粮食生产受到限制这些情况，决不能归咎于来自大量狩猎机会的竞争。
为了不使这些结论被人误解，我们在结束这一章时应该提出不可夸大两个问题的告诫：一些族群接受更好的作物和牲畜的意愿，和当地现有的野生动植物所带来的限制。这种意愿和限制都不是绝对的。
我们已经讨论了许多关于当地族群采纳在别处驯化的更多产的作物的例子。我们的一般结论是：人们能够认识有用的植物，因此大概也会认识当地适合驯化的更好的植物，如果这种植物存在的话，而且他们也不会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和禁忌而不去那样做。但是，必须对这句话加上一个重要的限定语：“从长远观点看和在广大地区内”。任何一个了解人类社会的人都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一些社会拒绝接受可能会带来利益的作物、牲畜和其他新事物。
当然，我并不赞成那种明显的谬论，即认为每一个社会都会迅速地采纳每一个可能对它有益的新事。事实上，在整个大陆和其他一些包含数以百计的互相竞争的广大地区，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开放，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抵制。那些接受新作物、新牲畜或新技术的社会因而可能吃得更好，繁殖得更快，从而取代、征服或杀光那些抵制新事物的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它的表现远远超过了采纳新作物的范围，我们将在第十三章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的另一个告诫涉及当地现有的野生物种使粮食生产的出现所受到的限制。我不是说，在所有那些在现代以前实际上不曾在当地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不管经过多少时间也不可能出现粮食生产。今天的欧洲人因为看到澳大利亚土著进入现代世界时的身份是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族群，使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土著将永远如此。
为了正确认识这种谬误，请考虑一下有一个天外来客在公元前3000年访问地球。这个外星人在美国东部可能没有看到粮食生产，因为直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粮食生产才在那里开始出现。如果这个公元前3000年的外星人得出结论说，美国东部野生动植物所造成的限制永远排除了那里的粮食生产，那么在随后1000年中发生的事情可能证明这个外星人错了。甚至是在公元前9000年而不是8500年来到新月沃地的游客，也可能会误以为新月沃地永远不适合粮食生产。
换言之，我的论点不是说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欧洲西部以及没有本地粮食生产的所有其他地区没有可驯化的物种，而且如果不是外来的驯化动植物或族群的到来，那些地方可能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无限期地占有。相反，我注意到地区之间在现有的可驯化物种的储备方面差异甚大，这些地区的本地粮食生产出现的年代也相应地有所不同，而且在某些肥沃地区直到现代仍没有独立出现过粮食生产。
澳大利亚这个据称最“落后的”大陆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东南部是这个大陆上水源充足、最适合粮食生产的地方。那里的土著社会在最近的几千年里似乎一直在按照一种可能最终导致本地粮食生产的发展轨迹在演化。他们已经建立了过冬的村庄。他们已经开始加强利用它们的环境，建造渔栅、编织渔网，甚至挖掘长长的水渠来从事渔业生产。如果欧洲人没有在1788年向澳大利亚殖民，从而中途破坏了那个独立的发展轨迹，那么澳大利亚土著也许不消几千年就可成为粮食生产者，照料一池池驯化了的鱼，种植驯化了的澳大利亚薯蓣和小籽粒的禾本科植物。
根据这一点，我现在就能够回答包含在本章标题里的那个问题。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是：北美印第安人未能驯化北美苹果的原因是在于印第安人还是于在苹果。
我并非因此就暗示说苹果不可能在北美驯化。请记住：苹果在历史上是最难栽培的果树之一，也是在欧亚大陆驯化的最后一批主要的果树之一，因为苹果的繁殖需要复杂的嫁接技术。直到希腊古典时期，即欧亚大陆粮食生产开始出现后8000年，即使在新月沃地和欧洲也没有关于大规模驯化苹果的证据。如果美洲印第安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发明或学会嫁接技术，并终于也驯化了苹果，那也要在公元5500年左右，即北美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植物驯化后大约8000年。
因此，在欧洲人到达时印第安人仍未能驯化北美的苹果，其原因不在印第安人，也不在苹果。就苹果驯化必要的生物条件而言，北美印第安农民和欧亚大陆农民一样，北美的野生苹果也和欧亚大陆的野生苹果一样。事实上，本章读者现在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的从超市上买来的苹果，有些品种就是不久前将欧亚大陆的苹果同北美的野生苹果进行杂交而培育出来的。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却是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这个组合的不太多的驯化潜力，就是北美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
驯化的动物都是相似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如要你认为你以前读到过和这差不多的字句，那你就说对了。只要稍稍改动一下，那就成了托尔斯泰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
这个原则推而广之，可以用来了解婚姻以外的生活的其他许多方而。对于成功，我们往往是寻求容易的、单一因素的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重大的事情来说，成功实际上需要避免许多个别的可能的失败原因。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说明动物驯化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许多看似合适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如斑马和西瑞，从来没有被驯化过，而成功驯化的动物几乎清一色地出产在欧亚大陆。在前两章里我们讨论了为什么许多看似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没有得到驯化，现在我们可以着手解决与驯养的哺乳动物有联系的问题。我们前面的关于苹果或印第安人的问题现在变成了关于斑马或非洲人的问题。
我们曾提醒自己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对那些拥有它们的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那许多方面。最显著的是，这些动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使先前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命的病菌。
当然，除此以外，驯养的小型哺乳动物、驯养的鸟类和昆虫对人类也是有益的。有许多鸟是因为它们的肉、蛋和羽毛而被驯化的：中国的鸡、欧亚大陆某些地区的各种鸭和鹅、中美洲的火鸡、非洲的珍珠鸡和南美洲的美洲家鸭。狼在欧亚大陆和北美经过驯化变成了我们的狗，用来打猎、看门、做宠物，以及在某些社会里充当食物。为充当食物而被驯化的啮齿目动物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包括欧洲的免、安第斯山脉的豚鼠、西非的一种巨鼠、可能还有加勒比海诸岛上的一种叫做硬毛鼠的啮齿目动物。白鼬在欧洲被驯化来猎兔，猫在北非和西南亚被驯化来猎捕啮齿目有害动物。近至19世纪和20世纪驯化的小型哺乳动物包括为毛皮而饲养的狐、水貂和绒鼠以及当宠物饲养的仓鼠。甚至有些昆虫也被驯化了，主要的有蜜蜂和中国的蚕蛾，饲养它们是分别为了得到蜂蜜和蚕丝。
许多这样的小动物就是这样为人类提供食物、衣着和温暖。但它们没有一种可以拉犁或拉车，没有一种可以供人骑乘，除狗外没有一种可以拉雪橇或成为战争机器，在用作食物方面它们也没有一种像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那样重要。
驯化的哺乳动物的重要性全靠数量惊人之少的几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只有陆生哺乳动物得到了驯化，其原因显而易见，在现代海洋世界的设施发展起来以前，水生哺乳动物是很难饲养和繁殖的。）如果我们把“大型”规定为“重量超过100磅”，那么只有14种这样的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见表9.1所列）。在这14种古代哺乳动物中，9种（表9.1中的“次要的9种”）仅对地球上某些有限地区的人来说是重要的牲畜：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驼／羊驼（源于同一祖先的不同品种）、驴、驯鹿、水牛、牦牛、爪畦野牛和印度野牛。只有5种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这5种驯化的主要哺乳动物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
这里所列举的初看起来似乎有明显的遗漏。曾帮助汉尼拔的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非洲象怎么样？今天在东南亚仍被用作役畜的亚洲象怎么样？是的，我没有忘记它们，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象被驯服了，但绝不是驯化。过去汉尼拔的象和今天亚洲的役用象只是捕捉后被驯服的好象；它们在圈养中是不交配的。相比之下，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
换句话说，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真正驯化的动物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这方面的差异是由两个过程产生的：人类对那些比同种中其他动物个体更有益于人类的动物个体所作出的选择，和动物对在不同于野生环境的人类环境中起作用的自然选择变异力量所作出的自动演化反应。我们已在第七章中看到，所有这些说法也适用于植物驯化。
驯化的动物产生了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的演变，有以下几个方面。许多动物的形体大小改变了：牛、猪和绵羊在驯化中形体变小了，而豚鼠在驯化中则形体变大了。绵羊和羊驼因保留了毛绒并减少或失去了硬毛而得到选择，而母牛则因产奶量高得到选择。有几个驯养的动物同它们的野生祖先相比，脑袋较小，感觉器官也较不发达，因为它们不再需要它们的祖先赖以逃脱野外捕食者的那种比较大的脑袋和比较发达的感觉器官了。
为了正确认识在驯化中产生的变化，可以把家犬的野生祖先狼同许多不同品种的狗加以比较。有些狗比狼大得多（丹麦大狗），而另一些狗则又小得多（哈巴狗）。有的生得体型修长，可用于赛跑（灵提），有的天生腿短，如用于赛跑则毫无价值（达克斯猎狗）。它们在毛形和颜色方面差异很大，有些甚至连毛都没有。波利尼西亚人和阿兹特克人培育出来的狗，是为了充当粮食而特地饲养的品种。而把达克斯猎狗拿来和狼比较一下，如果你并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你也会毫不怀疑前者是从后者演化来的。
这14种古代大型食草类驯化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勾的。这样的野生祖先在南美只有一种，它产生了美洲驼和羊驼。北美、澳大利亚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连1种都没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没有本地的驯化哺乳动物，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今天旅游者去非洲旅游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去看那里丰富多样的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之下，这14种中有13种（包括主要的5种中的全部）的野生祖先只有欧亚大陆才有。（和在本书中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使用的“欧亚大陆”这个词在几种情况下把北非也包括在内，因为从生物地理学和人类文化的许多方面来看，北非与欧亚大陆的关系比它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
当然，这13种的野生祖先并非全都同时出现在整个欧亚大陆。没有一个地区拥有这全部13种，有几种的野生祖先完全是地方性的，例如野生牦牛只限于西藏和邻近的高原地区。然而，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这13种中的确有好几种同时生活在同一地区：例如，野生祖先中有7种出现在西南亚。
各大陆之间野生祖先的这种十分不均匀的分布，成了欧亚大陆人而不是其他大陆的人最后得以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怎样来解释这14种古代哺乳动物集中出现在欧亚大陆的现象呢？
有一个原因很简单。欧亚大陆拥有数量最多的陆生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无论它们是否都是驯化动物的祖先。我们不妨把某个“驯化的候补者”定义为平均重量超过100磅（45公斤）的任何陆生草食的或杂食的哺乳动物（不是以肉食为主的哺乳动物）。表9.2表明，欧亚大陆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哺乳动物，达72种，正如它在其他许多植物群和动物群方面拥有最多的品种一样。这是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千变万化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从广阔的热带雨林、温带雨林、沙漠和沼泽到同样广阔的冻原，应有尽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可供驯化的候补哺乳动物较少，共51种，正如它在其他大多数植物群和动物群方面品种较少一样——因为同欧亚大陆相比，它的面积较小，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较少。非洲热带雨林的面积比东南亚的小，在北纬37度北没有任何温带的动植物生存环境。我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美洲以前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几乎和非洲的一样多，但美洲的大多数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包括那里的马、那里的大多数骆驼以及其他一些如果生存下来也可能得到驯化的动物）在13000年前就已灭绝了。澳大利亚是最小的也最孤立的大陆，那里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种类始终比欧亚大陆、非洲或美洲少得多。正如在美洲一样，在澳大利亚除红袋鼠外所有这少数几种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大约在这个大陆第一次有人移居时就已灭绝了。
因此，欧亚大陆何以一直是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主要场所，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是：它是一个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的大陆，在过去的4万年中，那里这样的动物因绝种而消失的也最少。但表9.2中的数字提醒我们，那不是全部的解释。有一点也是确然无疑的：在那些候补的哺乳动物中，实际得到驯化的比例在欧亚大陆最高（18％），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特别低（在51种候补动物中竟没有一种得到驯化）。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大量的非洲和美洲哺乳动物没有得到驯化，尽管它们在欧亚大陆有得到驯化的近亲或和它们极相似的动物。为什么欧亚大陆的马能够驯化，而非洲的斑马却不能呢？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猪能够驯化，而美洲的西瑞或非洲的3种真正野猪却不能？为什么欧亚大陆的5种野牛（松毛长角野牛、水牛、牦牛、印度野牛和爪哇野牛）能够驯化，而非洲野牛或美洲野牛却不能？为什么亚洲的摩弗伦羊（我们饲养的绵羊的祖先）能够驯化，而北美洲的加拿大盘羊却不能？
虽然非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所有那些族群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他们在动物驯化方面是否都有欧亚大陆族群所没有的某些文化障碍？例如，非洲的大型野生动物数量很多，可以通过猎杀来得到，从而使非洲人特意去饲养家畜成为多余之举？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否！有5个方面的证据可以驳倒上面的解释：非欧亚大陆族群迅速接受了欧亚大陆驯化的动物，人类有豢养宠畜的普遍爱好，古代的那14种哺乳动物迅速得到驯化，其中有几种还屡次独立地得到驯化，以及现代人所作的进一步驯化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首先，当欧亚大陆的主要5种驯化的哺乳动物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时，凡是条件许可的地方，它们都被迥然不同的一些族群所接受。这些非洲牧人因此取得了对非洲狩猎采集族群的巨大优势，并迅速取代他们。尤其是班图族农民，由于获得了牛和绵羊，从他们的家园向西非扩展，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其余大多数地区打垮了先前的狩猎采集族群。甚至在没有获得作物的情况下，一些科伊桑族群由于在约2000年前获得了牛和绵羊而在非洲南部的广大地区取代了科伊桑的狩猎采集族群。驯养的马匹引进西非后改变了那里的战争情况，把那个地区变成了一批依靠骑兵的王国。使马匹未能向西非以外地区扩散的唯一因素是采采蝇传播的锥虫病。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只要缺少适于驯化的本地野生哺乳动物的当地族群终于有机会获得欧亚大陆的家畜，这种模式就会反复出现。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南美，在马从欧洲人的定居点逃逸出来后不到一代人时间，欧洲马就被印第安人热切地接受了。例如，到19世纪，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已经成了骑术精良的战士和猎捕野牛的能手，但他们却是在17世纪晚些时候才得到马匹的。从西班牙人那里获得的绵羊，同样改变了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社会，尤其是使纳瓦霍人得以织出他们因之而出名的美丽的羊毛毯。在带狗的欧洲人于塔斯马尼亚岛定居后不到10年，以前从未见过狗的塔斯马尼亚岛土著就开始为狩猎之用而饲养很多的狗。因此，在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的数以千计的文化各异的土著中，没有任何普遍的文化禁忌在妨碍动物驯化。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大陆上的某些本地野生哺乳动物是可驯化的，那么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的某些族群可能已驯化了它们，并从它们身上得到巨大的利益，就像他们从欧亚大陆的家畜得到利益一样，因为当年在能够得到这些家畜时，他们曾立即予以采纳。例如，可以考虑一下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各个族群，他们生活的地方和野班马、野牛近在咫尺。为什么非洲没有至少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驯化这些斑马和野牛，从而获得对其他非洲人的支配力量，而不必等到欧亚大陆的马和牛的到来？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对于欧业大陆以外没有当地哺乳动物的驯化这个问题的解释，在于当地现有的野生哺乳动物本身，而不是在于当地的人。
支持这一解释的第二个证据来自宠物。把野生动物当宠物来饲养并加以调教，是动物驯化的第一阶段。各个大陆的几乎所有传统的人类社会都有关于宠物的记述。这样调教出来的野生动物的种类，远远多于最后得到驯化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并且包括了几种我们几乎不曾料想会成为宠物的野生动物。
例如，在我工作的那些新几内亚的村庄里，我常常看到人们带着宠物袋鼠、袋貂和从鹟到鹗无所不有的鸟。这些被捕捉到的动物虽然有些被当作宠物来饲养，但大多数最后还是被吃掉了。新几内亚人甚至还经常去捕捉鹤鸵（一种形似鸵鸟的不会飞的大型鸟类）的幼鸟，并把它们喂养大当美昧来吃——虽然捕捉到的成年鹤鸵极其危险，不时地把村民来个开膛破肚。有些亚洲族群调教雕用于打猎，虽然偶尔也有关于这些凶猛的宠物杀死训练它们的人的传闻。古埃及人和亚述人以及现代的印度人训练猎豹用于打猎。古埃及人的绘画表明，他们甚至还驯养（并不令人惊奇）有蹄类哺乳动物如瞪羚和麋羚，鸟类如鹤，比较令人惊奇的是驯养长颈鹿（可能有危险），最令人惊奇的是驯养鬣狗。非洲象尽管明显有危险，但在罗马时代已有人驯养，而亚洲象在今天仍然在被人驯养。也许最不可能成为宠物的动物是欧洲棕熊（与美洲的灰熊是同种），但日本的阿伊努人常把熊崽抓来驯养，待养大后在宗教仪式上杀来吃。
因此，许多野生动物在导致驯化的动物与人的关系的连续序列中都达到了第一阶段，但只有几种出现在序列的另一端而成为家畜。一个多世纪前，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简明地概述了这方面的差异：“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得到驯化，有几种……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但其余的大部分有时仅仅由于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出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了。”
动物驯化的年代，为证实高尔顿的观点提供了第三个证据。高尔顿认为，早期牧民很快就驯化了所有适于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关于有些动物的驯化年代，我们已有了考古证据。这些动物全都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2500年这一段时间驯化的——就是说，是在上次冰期结束后出现的定居的农牧社会开头的几千年内驯化的。正如表9.3所概述的那样，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年代从绵羊、山羊和猪开始，到骆驼结束。公元前2500年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动物驯化了。
当然，在公元前2500年的很久之后，确实有些小型哺乳动物首次得到了驯化。例如，直到中世纪兔子由于可以充当食物才得到驯化，实验室研究用的老鼠直到20世纪才得到驯化，作为宠物饲养的仓鼠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到驯化。小型哺乳动物驯化的继续发展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确实有数以千计的野生动物可以用作驯化的候补者，同时也因为对传统社会来说它们的价值太小，不值得花气力去饲养。但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实际上在4500年前就结束了。到那时，世界上全部148种可以用来驯化的候补大型动物必定已被试验过无数次，结果只有几种通过了试验，剩下的就再也没有适合驯化的了。
还有第四个证据可以用来说明某些哺乳动物适合驯化的程度比另一些哺乳动物大得多。这个证据来自对同一种动物所进行的反复的独立的驯化。以我们称之为线粒体DNA的遗传物质的各个部分为基础的遗传学证据最近证实了，有隆肉的印度牛和没有隆肉的欧洲牛的野生祖先是在几万年前即已分化的两个不同的野牛种群，而这在过去长期以来是一直遭到怀疑的。换句话说，印度人驯化了本地的亚种松毛长角野牛，西南亚人独立地驯化了他们自己的西南亚亚种松毛长角野牛，而北非人可能也是独立地驯化了北非的松毛长角野牛。
同样，在美洲以及可能还有包括中国和西南亚在内的欧亚大陆的几个不同地区，狼被独立地驯化成狗。现代猪的驯化地点按先后顺序有中国、欧亚大陆西部以及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地区。这些例子又一次着重表明了：相同的几种适于驯化的野生动物吸引了许多不同的人类社会的注意。
在驯化动物方面现代尝试的失败，提供了最后一个证据，表明过去在驯化剩下的大批候补野生动物方面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动物本身的缺点，而不是由于古代人的缺点。今天的欧洲人继承了地球上最悠久的动物驯化传统之一——这个传统是大约一万年前在西南亚开始的。自15世纪以来，欧洲人的足迹遍布全球，他们见到了欧洲没有的野生哺乳动物。欧洲的移民，如我在新几内亚遇到的带着宠物袋鼠和袋貂的那些人，和土著一样，驯养了许多当地的哺乳动物，或把它们当作宠物。迁往其他大陆的欧洲牧人和农民也认真努力地去驯化当地的一些哺乳动物。
在19世纪和20世纪，至少有6种大型哺乳动物——大角斑羚、驼鹿、麋鹿、麝牛、斑马和美洲野牛——成了一些安排得特别井井有条的计划的研究对象，这些计划由现代的动物育种专家和遗传学家执行，目的就是对这些动物进行驯化。例如，非洲最大的羚羊大角斑羚因其肉质肥美和奶量丰富而在乌克兰的新阿斯卡尼亚动物园以及英国、肯尼亚、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地一直成为被选中的研究对象；苏格兰阿伯丁的罗威特研究所经营了一家驼鹿（用英国的术语说就是马鹿）实验农场；在俄罗斯的佩切罗—伊利奇国家公园也开办了一家麋鹿实验农场。然而，这些现代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虽然美洲野牛肉偶尔也出现在美国的一些超级市场上，虽麋鹿已在瑞典和俄罗斯被用来骑乘、挤奶和拉雪橇，但这些努力没有一项产生具有足够经济价值的成果来吸引许多大牧场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同欧亚大陆的那些容易感染非洲疾病的家畜相比，非洲大角斑羚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和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使它获得了一种巨大的优势，但近来在非洲范围内进行的驯化大角斑羚的努力始终未能得到普及。
因此，无论是几千年中一直能够得到用于驯化的候补动物的本地牧人，还是现代的遗传学家，都一直未能成功地使古代那14种以外的大型哺乳动物成为有用的驯化动物，而那14种动物至少在4500年前就已驯化了。然而，今天的科学家们只要愿意，无疑能够为许多种动物去实现关于驯化的那一部分的定义，即关于控制交配和食物的规定。例如，圣迭戈和洛杉矶的动物园现在正使最后幸存的加利福尼亚兀鹰受到超过任何其他驯化动物的严格的交配控制。对每一只兀鹰都要进行遗传鉴定，并由计算机程序来决定哪一只雄鹰同哪一只雌鹰进行交配，以便达到人类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为了产生最大限度的遗传差异，从而使这种濒临灭绝的鸟得以保存）。一些动物园正在执行用于其他许多有灭绝之虞的动物的繁殖计划，这些动物包括大猩猩和犀牛。但这些动物园严格挑选加利福尼亚兀鹰，不可能带来经济上有益的结果。动物园对犀牛所作的努力也是如此，虽然活犀牛的肉重达3吨以上。我们马上就会看到，驯化犀牛（以及其他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总之，在全世界作为驯化候补者的148种陆生食草类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中，只有14种通过了试验。为什么其余的134种没有能通过试验呢？弗朗西斯·高尔顿在把其余那些动物说成是“注定要永远野生”时指的是哪些情况呢？
答案来自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要能得到驯化，每一种候补的野生动物都必须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缺少了哪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都会使驯化的努力失败，就像使建立幸福婚姻的努力失败一样。我们在担任斑马和人类这一对的婚姻问题咨询指导时，至少可以找出驯化失败的6组原因。
日常食物。每一次某种动物在吃某种植物或另一种动物时，食物生物量转换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远远低于100％：通常在10％左右。就是说，要花费1万磅左右的玉米才能喂养出一头1000磅重的牛。如果你想要养一只1000磅重的食肉动物，你就得用1万磅重的食草动物去喂它，而这1万磅重的食草动物又需要用10万磅的玉米来饲养。即使在食草动物和杂食动物中，也有许多像树袋熊这样的动物在偏爱植物方面过分挑剔，要想成为饲养场里的牲畜实在不敢恭维。
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缺乏效率，没有一种食肉的哺乳动物为了充当食物而被驯化。（其所以未能得到驯化，不是因为其肉硬或无味：我们一直在吃食肉的野生鱼类，而我本人也能证明狮肉馅饼的美味。）最最勉强的例外是狗。狗本来是被驯化来看门和做打猎的伙伴的，但不同品种的狗被培育出来，在阿兹特克时代的墨西哥、波利尼西亚和古代中国，狗还被饲养来充当食物。然而，经常吃狗肉是缺乏肉食的人类社会的万不得已的事：阿兹特克人没有任何其他家畜，波利尼西亚人和古代中国人只有猪和狗。有了驯养的食草哺乳动物的人类社会也不会费心思去吃狗肉的，除非把它当作一种少有的美味佳看（就像在今天西南亚的某些地区那样）。此外，狗不是严格的食肉动物，而是杂食动物：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你的爱犬其实是吃肉的，那就请你读一读你家狗食袋上的原料配方一览表。阿兹特克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养来吃的狗即使靠吃蔬菜和食物下脚也一样能长得膘肥体壮。
生长速度。为了值得饲养，驯化动物也必须生长迅速。这个要求把大猩猩和大象给排除了，虽然它们都吃素，绝对不挑食，而且身上的肉也多。有哪一个想要成为饲养大猩猩或大象的大牧场主会花15年时间去等待他的牧群长到成年那么大？需要役用象的现代亚洲人发现把大象从野外捉来加以调教要省钱得多。
圈养中的繁殖问题。我们人类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性交；有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动物也不喜欢这样傲。这就是对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猎豹的驯化尝试中途天折的原因，虽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怀有驯化它的强烈兴趣。我在前面提到过，驯养的猎豹作为比狗不知强多少倍的猎兽，曾受到古埃及人、古亚述人和现代印度人的重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一个皇帝圈养了1000头猎豹。尽管许多富有的王公贵族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但他们所有的猎豹都是从野外捉来后驯养的。这些王公贵族想要使猎豹在圈养中繁殖的努力都落空了，直到1960年现代动物园的生物学家才成功地使第一头猎豹在动物园里出生。在野外，几个雄性猎豹兄弟对一头雌性猎豹要追逐好几天，而之所以需要用这种粗鲁的长距离的求爱方式，似乎是为了使雌性猎豹排卵或愿意接受交配。关在笼子里的猎豹通常拒绝按照那种精心策划的求爱程式办事。
类似的问题也使繁殖南美小羊驼的计划受挫。南美小羊驼是安第斯山脉的一种野骆驼，它的毛是兽毛中最细最轻的，因而为人们所珍视。古代印加人把野生小羊驼赶进围栏，剪下它们的毛，然后再把它们放走。需要这种名贵驼毛的现代商人要么用印加人的老办法，要么干脆把野生的小羊驼杀死。尽管有金钱和名声的强烈刺激，为了获得驼毛而在圈养中繁殖小羊驼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其原因包括：小羊驼在交配前要经过长时间的复杂的求偶程式，一种在圈养中无法做到的程式；雄性小羊驼彼此之间水火不能相容；以及它们需要一个终年使用的觅食区和一个分开的终年使用的睡眠区。
凶险的性情。当然，几乎任何一种体形够大的哺乳动物都能杀人。猪、马、骆驼和牛都杀死过人。然而，有些大型动物性情还要凶险得多，比其他动物也危险得多。动辄杀人的倾向使许多本来似乎理想的动物失去了驯化的候补资格。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灰熊。熊肉是昂贵的美食，灰熊体重可达1700磅，它们主要吃素（虽然也是可怕的猎手），它们素食的范围很广，它们靠吃人的食物下脚而茁壮生长（从而在黄石公园和冰川国家公园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它们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如果灰熊能在圈养中表现良好，它们就会成为绝妙的产肉动物。日本的阿伊努人做过试验，习惯上把饲养灰熊的幼仔作为一种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阿伊努人觉得还是小心为妙，在灰熊的幼崽长到一岁大时便把它们杀来吃掉。较长时间地饲养灰熊可能是自杀行为；我不知道有谁驯养过成年灰熊。
另一种本来合适但由于同样明显的原因而被自己取消了驯化候补资格的动物是非洲野牛。它很快就长到一吨重。它过着群居生活。野牛群中具有完善的优势等级，这是野牛群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个特点的好处我们将在以后讨论。但非洲野牛被认为是非洲最危险、脾气最难预料的大型哺乳动物。任何一个蠢到想去驯化非洲野牛的人要么因此而送命，要么不得不在它长得太大太凶险之前把它杀死。同样，河马这个4吨重的素食动物，如果不是因为它们那样危险，可能会成为农家的大牲口。河马每年杀死的人比非洲的任何其他哺乳动物（甚至包括狮子）杀死的人都要多。
对于这些臭名昭著的凶猛的动物失去了驯化的候补资格这一点，很少人会感到惊奇。但还有一些候补动物，它们的危险却鲜为人知。例如，8种野生的马科动物（马及其亲缘动物）在性情方而差异很大，虽然这8种在遗传上彼此非常接近，所以彼此可以交配并生出健康的（虽然通常不育的）后代。其中的两种——马和北非驴（现代驴的祖先）成功地得到驯化。同北非驴关系密切的是亚洲驴，也叫中亚野驴。由于中亚野驴的家乡包括西方文明和动物驯化的摇篮新月沃地，古代人必定用中亚野驴进行过广泛的试验。我们根据苏美尔人和后人的描绘得知，中亚野驴经常被人猎杀，也经常被人捉来同驴和马杂交。古人描绘过一种形状像马的动物，用来骑乘或拉车，可能就是指中亚野驴。然而，所有描绘过它们的人，从罗马人到现代动物园饲养员，对它们的暴躁脾气和咬人恶习都没有好评。因此，虽然中亚野驴在其他方面和驴的祖先有相似之处，但却从未被驯化过。
非洲的4种斑马情况甚至更糟。驯化它们的努力已经到了让它们拉车的地步：在19世纪的南非，有人试过把它们当役畜，怪人沃尔特·罗特希尔德勋爵坐着斑马拉的马车在伦敦街上驶过。可惜的是，斑马长大后变得难以对付。（我们并不否认有许多马有时脾气也很暴躁，但斑马和中亚野驴的脾气要暴躁得多，而且一律如此。）斑马有咬了人不松口的讨厌习惯。它们因此而咬伤的美国动物园饲养员甚至比老虎咬伤的还多！斑马实际上也不可能用套索去套——即使是在牧马骑术表演中获得套马冠军的牛仔也无法做到——因为斑马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本领，在看着绳圈向它飞来时把头一低就躲开了。
因此，给斑马装上鞍子或骑上它是很少有的事（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于是南非人想要驯化它们的热情减少了。具有潜在危险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难以预测的攻击行为，也是在驯化麋鹿和大角斑羚方面开始时颇有希望的现代实验没有取得更大成功的部分原因。
容易受惊的倾向。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以不同的方式对来自捕食者或人类的危险作出反应。有几种在觉察到危险时会变得神经紧张，动作敏捷，并且照例立即逃走。还有几种则动作迟缓，不那么紧张，在群集中寻求保护，在受到威胁时站在原地不动，不到必要时不会逃跑。大多数鹿和羚羊（驯鹿是显著的例外）属于前一种，绵羊和山羊则属于后一种。
自然，容易紧张的那几种难以圈养。如果把它们关在围栏里，它们也可能惊恐不安，不是被吓死，就是为了逃生在围栏上撞死。例如，瞪羚的情况就是如此。几千年来，在新月沃地的一些地区，瞪羚是最经常被猎捕的动物。在该地区最早定居的人除了瞪羚再没有更多机会去驯化别的哺乳动物。但没有任何瞪羚得到驯化。想象一下放牧这样一种动物的情景吧：它飞速逃走，盲目地向围墙一头撞去，它一跳就能达到差不多30英尺远，奔跑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50英里！
群居结构。几乎所有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证明它们的野生祖先具有3个共同的群居特点：它们生活在群体里；它们在群体成员中维持着一种完善的优势等级；这些群体占据重叠的生活范围，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领域。例如，一个野马群包括一匹公马、6、7匹母马和一些小马驹。母马A支配着母马B、C、D和E。母马B顺从母马A，但支配母马C、D和E。母马C顺从母马B和A，但支配母马D和E。以此类推。马群在行进时，其成员保持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次序：公马殿后；级别最高的母马居前，后面跟随着它的小马驹，次序按年龄排列，最小的排在最前面；其他母马按级别排列，每匹母马后面跟随着它的按年龄排列的小马驹。这样，许多成年马就可以在这个马群中共处，用不着经常打架，而且每匹马都知道自己在马群中的地位。
这样的群居结构对驯化来说太理想了，因为人可以有效地取代占统治地位的等级。驯化的马依次跟在领路人的后面，就像通常跟在级别最高的母马后面一样。绵羊、山羊、牛和狗的祖先（狼）的群体中也有类似的等级。随着幼兽在这个群体中长大，它们就牢牢记住了它们经常看到的身旁的那些动物。在野生环境中，它们看到的是同种的成员，但在圈养状态下，群体中的幼兽看到的还有身旁的人，于是也就把人牢牢地记住了。
这种群居动物适合于放牧。既然它们彼此相安无事，所以就能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既然它们本能地跟随一个起支配作用的领袖，而且把人当作那个领袖而牢牢记住，所以它们就乐于接受牧人或牧羊狗的驱赶。群居动物在拥挤的圈养条件下也能生长良好，因为它们在野生时就已习惯于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中了。
相形之下，独居的地盘性的动物就不能把它集中起来放牧。它们彼此不能相容，它们没有把人牢牢地记在心上，它们也不会本能地顺从。谁见过一群猫（野生时是独居的和地盘性的）跟在一个人的后面或者让一个人把它们集中起来照管？每一个喜欢猫的人都知道，猫不像狗那样对人出于本能地顺从。猫和雪貂是唯一的得到驯化的地盘性哺乳动物，我们驯化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肉食来源而大群地放牧，而是把它们当作独居的猎兽或宠物来饲养。
虽然大多数独居的地盘性动物因此而未能得到驯化，但不能反过来说大多数群居的动物都能得到驯化。下面的另外几个原因中只要有一个原因，它们中的大多数就不能驯化。
首先，有许多动物的群体并不拥有重叠的生活范围，而是保持排斥其他群体的独占领域。把这两样动物圈养在一起，就如同把两只独居的雄性动物圈养在一起一样是不可能的。
其次，有许多动物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是群居的，到了交配季节就变成地盘性的了，这时它们见面就争斗，彼此不能相容。大多数的鹿和羚羊都是如此（驯鹿又一次例外），这也是所有群居的羚羊不适合驯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非洲以这些羚羊而著名。虽然人们对非洲羚羊的第一个联想是“沿地平线密密麻麻的羚羊群”，但事实上这些羊群中的雄性羚羊在交配期间都划分了地盘，彼此凶猛地争斗。因此，这些羚羊不能像绵羊、山羊或牛那样圈养在拥挤的围栏里。争夺地盘的行为加上性情凶猛和生长缓慢，同样使犀牛不能成为农家场院里的牲口。
最后，许多群居动物，再一次包括大多数鹿和羚羊，并没有界限分明的优势等级，因此在本能上并没有准备把任何占支配地位的领袖牢记在心（因而也不会把人记在心上）。结果，虽然许多鹿和羚羊给驯服了（请想一想所有那些真实的班比的故事），但人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像绵羊一样成群放牧的驯养的鹿和羚羊。这个问题也使对北美加拿大盘羊的驯化半途而废，虽然这种羊和亚洲的摩弗伦羊同属，是我们驯养的绵羊的祖先。加拿大盘羊适合我们的需要，在大多数方面与摩弗伦羊相似，只是在一个关键方面例外：它们缺乏摩弗伦羊的那种固定不变的行为，即使这些个体对另一些它们承认其优势的个体表现顺从。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在本章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从一开始，动物驯化的最令人困惑的特征之一是那种表面上的随意性：有些动物驯化了，而它们的近亲却没有得到驯化。除少数几种外，所有可以作为驯化候补者的动物都被安娜·卡列尼娜原则排除了。人类同大多数动物缔结了一种不幸的婚姻，这是由于许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原因造成的：动物的日常食物、生长速度、交配习惯、性情、容易受惊的倾向以及群居组织的几个不同的特点。只有很少一部分野生哺乳动物由于在上述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协调一致而最终得以和人类结成美满的婚姻。
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食草动物。这一结果及其为欧亚大陆社会带来的全部利益，来自哺乳动物地理学、历史和生物学这3个基本事实。首先，欧亚大陆由于其广大面积和生态的多样性，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其次，澳大利亚和美洲，而不是欧亚大陆或非洲，在更新世晚期动物灭绝的大规模浪潮中失去了它们大多数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这可能是因为前两个大陆的哺乳动物不幸首先突然接触到人类，而且这时已是我们的进化史的后期阶段，我们的狩猎技巧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最后，证明适合驯化的幸存的候补动物，在欧亚大陆要多于其他大陆。只要研究一下那些不曾驯化的候补动物，就可以看出使其中每一种失去驯化资格的一些特有原因。因此，托尔斯泰可能会赞同一位前辈作家圣马太的真知灼见：“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