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教父》(1972),教父黑白通吃呼风唤雨,宝贝儿子调侃一个无足挂齿的警长,当场被打成变形金刚,警察这么牛啊!
美国影视专跟警察过不去:《肖申克的救赎》(1994)、《洛城机密》(1997)、《布鲁克林警察》(2009),警察种族歧视、监守自盗、伪造现场、勾结黑帮、滥杀无辜、内讧,残忍、下流、变态,简直是拿了执照的强盗,逼得最正直的警官打黑枪:
《坏中尉》(1992)的警官坏得淌翔,吸毒、贪污、欺负小姑娘,无恶不作:
1971年8月14日,为探究环境、制度和身份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菲利普·津巴多教授进行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严格筛选的“正常、普通、健康”的大学生志愿者,被随机分为两组,在模拟监狱充当两个星期的囚犯和警卫。
德国电影《Das Experiment》(2001)和美国电影《死亡实验》(2010)均根据这一实验改编。美国版由两大影帝阿德里安·布洛迪和福里斯特·惠特克压阵,从囚犯打篮球不小心击中警卫开始,冲突逐渐升级。警卫任意解释规则、扩大权限和惩罚力度,囚犯的反抗日趋激烈。
警卫为了说一不二的权威痛下杀手,在囚犯的身上小便、强迫口交……实验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搏斗。
与富于戏剧性冲突的电影相比,真实的实验更为震撼,大学生志愿者很快进入各自所扮演的角色,警卫显示出虐待狂病态人格,而囚犯显示出极端被动和沮丧,情感上深受创伤。
仅过5天,警卫便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菲利普·津巴多不得不中止了实验,囚犯如释重负,警卫则显得有些意犹未尽。
“我惊恐地发现,”津巴多在实验报告里写道,“我也会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仇恨: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在一定的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这就是“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在不知不觉中蜕变为魔鬼。
不能刑讯逼供和虐待囚犯的法律规定,每每形同虚设;出生入死的战友、昨日还在一起把酒言欢的同事,顷刻间翻脸无情;“正常、普通、健康”、比阳光还灿烂的学生志愿者,居然有纳粹的基因!
眼见不一定为实,但你必须相信科学。西点军校行为科学专家托马斯·科尔迪茨说:“社会心理学表明,一旦得到绝对的权力或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威,普通人也会变得无比残忍。”
2004年4月2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顾军方“引起反美暴力行动”的警告,公开虐囚照片,全球一片哗然。
津巴多教授应邀担任军事法庭的专家证人,为受到虐囚指控的美军上士Ivan Frederick作证:上士的家门口每天挂着星条旗,经常去教堂,听到国歌就挺胸起立、眼含热泪,服役期间万里赴戎机。
教授认为,一个爱国青年和自由战士成了虐待狂,主要原因在于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
人们有个错觉,为了正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送不信神又不肯自杀的人下地狱,宗教极端分子觉得理所应当。为伸张正义、维护权威、搞到情报、发泄负面情绪,人们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并寻找各种理由来减轻道德压力:自己是正义天使,受虐者罪有应得。
无辜者的血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行一不义能救苍生,又该如何?
2009年6月美国AP-GfK民调显示,在目的正当的前提下,52%的美国人赞同对恐怖分子嫌疑人使用酷刑,以捣毁恐怖行动。欧美恐怖袭击此起彼伏,支持酷刑对待恐怖分子的民意大幅上升。今年3月的美国民调显示,63%的调查对象认为对恐怖分子实施酷刑通常合理或有时合理。
好人打坏人,业已成为得到民意支持的潜规则。
《战略特勤组》设置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道德困境,令观众无比纠结:
亲生父母都想在失踪女儿身上起坎;亲属拿到赎金疯狂裸舞直教人怀疑是否还在人间:
影片不想为警察辩护,而是展示现实困境:牙齿不够锋利等于纵容、鼓励犯罪,过于锋利难免伤及无辜。
极端的情境中,坏与不坏,傻傻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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