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不久前发表一篇文章，题为《2011年的金融危机：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主要分析了5方面的不同。 该文章指出，两次危机之间的第一个重要区别与处于每次风暴中心的“有毒资产”的性质有关。2008年，银行之间的短期贷款——从许多方面看是全球金融体系的生命线——利用对愚蠢的投资可能造成贷款合作伙伴破产的担心。美国财政部承认，为了让信贷再次流动，必须把坏账清除出这个体系。 目前，解决办法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目前处在危机中心的坏账已经公开。如今，银行间贷款就像2008年底一样正在收紧，不是因为金融机构在提防抵押贷款方面的糟糕投资，而是因为它们担心对政府本身的糟糕投资。 两次危机之间第二个相关区别是地理上的。2008年，危机的中心是一个国家，而目前危机的根源是有17个成员的欧元区。3年前，美国的决策者只需要自己讨论适当的应对措施；如今，欧洲有预算盈余的经济体的决策者与存在赤字的经济体的决策者，因截然不同的优先选择互相争斗。因为欧元区自己都无法达成一致，七国集团无法达成协调的行动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2008年的危机让决策者大吃一惊，而且突然达到了最低点。虽然有一些预警迹象——即那年春天贝尔斯登公司破产——但是当雷曼兄弟公司也破产时，世界领导人基本上是毫无防备的，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了冲击波。决策者没什么时间做出反应，当然也没有时间就适当的应对措施争论不休。在国际上，二十国集团的紧急会议在数周内召开，做出了强有力的集体反应。 相反，目前的危机是缓慢发展的。如果说2008年的危机像遭受水刑的话，那么2011年的危机就像坐水牢。其症状是逐渐显现的，使政治家有时间去争辩、停止、只同意下一个权宜之计，只要能把问题再拖延一两个月。这一点在欧元区解决好几个成员面临的债务危机时最明显。它们没有达成能彻底解决问题的大胆的办法，而是逐步采取行动，只同意采取防止近期内主权债务违约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行动。在国际上，同样的方法似乎很普遍，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观望态度。简而言之，发展缓慢的危机让人缺乏紧迫感。 同样与2008年不同的是，2011年的危机因为债务和赤字问题上的政治斗争而复杂化。虽然债务程度3年前就成问题，但并没有高度政治化。如今，从雅典到华盛顿，关于不可持续公共债务的长期担忧压倒了对增长停滞和二次探底可能性的近期担心。在欧洲，这已经使加强对预算纪律的集体监督的呼声压倒了深化经济治理的需要。在华盛顿，类似的变化推动着美国的“债务危机”。 当然，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必须得到控制，欧洲加强预算纪律是非常好的目标。但是寻求这些目标不应影响这些国家阻止其经济重新陷入衰退的行动。专注长远已经使决策者看不到正在迫近的信贷危机、乏力的增长和高失业率。 最后，央行——正是这些经济决策者最熟练地应对了上一次危机——已经没有其他应对办法的事实让2011年的危机进一步复杂化。利率已经到底，货币政策不可能再放宽。美联储和欧洲央行都承担起责任，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并购买政府债券，但这些战略的效果是有限的，美联储不愿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如果会出现进一步刺激行动，将来自于预算政策，由政治领导人而非央行做出艰难的决定。 因为这些原因，2011年即将出现的金融危机不是2008年危机的再现，国际反应也不是。这一次，世界发达经济体不是像3年前那样通过合作降服危机，而是选择了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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