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稀童趣》公众号上读了徳培先生的《入团问题的问题》，和仰生先生的《入团轶事》，觉得挺有意思，让我浮想联翩，信马由缰地落笔几句。
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要经历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入团是政治生命链条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青年学子将入团视为人生的一座里程碑。我当年也想入团，可只能是想想而已，家庭出身成了迈不过去的坎。所以没有潘祥云、黄徳培在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追求。祥云很早就入了团，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那时候入团门槛很高，比现在入党还要难，可见祥云的优秀。德培的“入团问题的问题”是为入团而产生的问题，思想上有信仰，行动上有表现，只是遇到没想到的挫折而已。而我因为小业主家庭出身，属于“拉一拉是人民，推一推是敌人”的范畴，在小学入少先队，我是最后“打包”进去的，可见一斑。在中学六年，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书，不是我不写，是没人要我写。后来有个机会，我自己把它作掉了。高二下学期一天，班主任吴宾先生在每周例行的班会上，讲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他说日本人穿的衣服是一次性的，穿过后不洗，直接扔进垃圾桶。我很惊奇，看看班上男生穿的衣服没有不打䃼丁的，当然比街头讨饭的叫花子穿的破布烂衫好多了。吴先生见我们不相信，说那是化纤的，在日本不值钱。在日本不值钱，在中国很值钱。那年我生日，芜湖的大姨给我买了双卡布龙祙子，冰凉丝滑。我如获珍宝，晚上洗早上穿。有天，班上有个团干，不晓得是什么委员，突然对我说，林明星你不要做老油条（还好没说我是回炉油条）应该积极要求进步，向团组织靠拢。我以为耳朵听岔了，是对我说的吗？一下子呆在那里，那么多年没有任何人对我说这样的话。如果说是幸福的话，那幸福来的也太快了吧！
高中三年都住校，不收费，我和那个团干是上下舖。那天下晚自习后，我在洗脚，卡布龙袜子放在床架上，团干也不嫌脏，拿起祙子套到脚上，走出宿舍，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回来祙子也不脱，爬到上铺睡觉了。第二天早上，穿着到教室去了，没有还我的意思。中午放学我问他要，团干不高兴，好像借他米还他糠，将祙子一脱扔给了我。后来再也没有和我说过向组织靠拢的话，那短暂的幸福成了泡沫。看了徳培的《⋯⋯问题》，我在想当初这双祙子如果送给他，能不能成为入团的敲门砖呢？想了良久，没有标准答案。
在钢铁厂待了十几年，从原料工干到了中层，还转为国家干部，不可不谓之春风得意。然马蹄却不疾，在入党问题上冷至冰点。我曾经想不通，为什么将我拒之门外？我不在政工科，却为厂里写了不计其数的新闻报道，省市县三级媒体都获过奖，以为有点资本，能成为投名状。不料被“吹牛逼”三个字定位到谄媚之辈，可怜那点资本成了过眼云烟。我为厂里打了几场经济纠纷官司，88年仅从湖南长沙机器制造厂一家就拿回钞票15万，皆大欢喜的事情，却有人不喜欢，说还有利息没弄回来。是有人专门和我作对吗？不是，是“环境”和“关系”在作祟。
中国是个讲究关系和人情的社会，再重要再严肃的原则，在关系和人情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我干的原料工是三班制，破碎矿石、石灰石，拖着铁板车运石头上高架，倒进破碎机，噪音振聋发馈，灰尘铺天盖地，真的又苦又累又脏。车间有个段长想入党想疯了，处处身先士卒，也不戴口罩，一看我们松劲，就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我们没有劲跟他喊，背后骂他疯子。离原料场很近有个全封闭的卷扬机房，开卷扬机的全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也是三班倒。没有灰尘没有噪音，就是不能打瞌睡，防止倒料的人不慎掉进料斗车里，送进炉膛，就会化为一缕青烟。卷扬工的责任心要求很强，除此之外，和原料工没有什么可比性。然而厂部和车间干部对卷扬工独有情钟，一边批判孔老二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边对她们大加赞扬，称她们为铁姑娘。班长、副班长很快就入了党，而那位段长干了几年苦力，才入了党。
我所在的班班长老丁是个农村复员兵，因为脾气耿直，和排长闹翻了，没提到干，回乡务农。原来老丁以为要做一辈子田了，不料上面出台了招收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老丁有幸成为工人。成为工人的老丁脾气依旧耿直，他说干部没事干，闲成蛋。女的在炼铁厂开个卷扬机就是铁姑娘，那在炼铜厂不就是铜姑娘了。金姑娘银姑娘男人都喜欢，铜姑娘就要对半打折了！说的大家哈哈大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车间干部说卷扬工是铁姑娘，也不是因为在炼铁厂就变成铁姑娘，大概是受山西昔阳大寨郭凤莲铁姑娘队的启发，张冠李戴的。不过，能和郭凤莲的铁姑娘队比吗？人家和男人一样，在穷山恶水，熊窝狼掌，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干岀来的，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造就了郭凤莲式的姑娘们的钢铁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拙文旧事重提，只是一种回忆，别无它意。
我在职工教育办公室工作时，有天下午，机关支部书记老胡对我说，你能不能为我们党员上一堂党课。什么？开什么国际玩笑！看看他不像是讲酒话。我不想巴结他，又不愿得罪他，我说不适合吧！老胡说党员也是职工，你不是经常给职工上课吗？我也不知道老胡怎么想的，我上文化课、上历史课能和上党课相提并论吗？我一个非党群众给党员上党课，自我感觉就是低人一等。最后我不想把关系搞僵，课还是上了，课题是《经济改革之辩证关系》，全是报纸上的东西。在厂部会议室，几十个党员都坐着，老胡搬了一张椅子给我，我一直没坐，站着讲完，感觉要好一点。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尴尬终于过去了。
90年我调干到县政协，第二年就解决了入党问题，这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02年，贪官时不时的在媒体冒泡，到12年国家加大反腐力度，贪官污吏纷纷落马，忏悔录层出不穷。这时我已退休多年，有的是时间欣赏这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悔罪白皮书。我发现每篇基本上都有“我是有四十多年（或若干多年）党龄的党员⋯⋯”，我就不解了，写这个干嘛呢？在党年限越久，犯的罪越重，难道成正比关系吗？我发现有些人喜欢把入党多少多少年挂在嘴边，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老党员。其实对党的信仰不能以党龄长短来衡量，党龄长的如果“身在曹营心在汉”，还算有信仰吗？爱国不分先后，信仰在于忠诚。我毫不自夸的说，这几十年我对党的信仰始终不变。我常常想，像我这样写写官样文章的人，并无其他生存的手段。倘若国家发生前苏联式的和平演变，我能卖文求生吗？我想都不敢想。
2020年8月14日
作者简介/Double Ninth Festival
林明星，一九四七年生。一九六六年当涂一中高中毕业，安大法律专业自考生。当过农民、工人、企业干部、厂法律顾问、兼职律师工作者、政协秘书、主任科员。
平生喜爱写作，笔耕不辍，已成闲书《流逝的岁月》，续作待辑《那些年的人和事》。闲书、续作为姑孰往事旧闻，及由此𧗠生的小说、趣闻、随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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