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昭｜忙过年（二）

曾经的活法，犹如那静静的河水，在岁月里缓缓流淌，有的已经永远地留在了那段岁月里，成了时代的标签。

家乡有句俗话：“大人盼种田，小孩望过年”。每当进入冬季，尤其是到了冬月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天天掰着手指盼过年了。

为了迎接新年，大人们早早就开始忙碌起来了，总是要一直忙到大年三十的晚上。这个过程，地处吴头楚尾，长江下游东岸的家乡当涂，叫“忙过年”。

制粉丝杀年猪

寒冬打霜结冰的日子，天气晴好之时，一般是在腊月初十前，正是村中多数人家自制山芋粉丝的时候。

山芋早在深秋生产队起分到各家后不久，要做粉丝的各家（有的人家不做，指望着盛产山芋的丘陵地区的亲戚相赠），留足家里所需的（包括喂猪），而且是相对较小和残破的，其余的山芋洗净，经过手工碾磨、沉浆（残渣用来喂猪），都已用白纱布将山芋淀粉兜压过滤，晾晒成上大下小底部呈球形，上面是或方或圆平面的一个个雪白的“山芋粉团”，存放在自家的香火台子上。这样的粉团每家有一到四个不等，每个的重量一般在三十到六十斤之间。

制作粉丝不仅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一件很累人的体力活。功夫主要在和面上。那段日子，村中和面技术较好的壮汉，几乎每天都会被几家相邀。从在第一家吃过早饭开始，几乎天天都要忙到最后一家挑灯夜战完成。各家制作粉丝的现场不是选在自家空旷的院子里，就是在村边较大的空地上。现场除了和面的器具和必要的桌椅，有一个用砖石临时垒成的能放得下一口大铁锅的低矮锅台——铁锅里盛着大半锅干净的水，紧挨着锅台的外侧有一口装满冷水的水缸。为了方便操作，这几样东西都呈直线形摆放。

壮汉每到一家，要先打芡，然后将山芋干粉按适当比例加水加芡，人工揉搓成表面光滑柔软，不结块不粘手，不干不稀的面团。女主人负责按要求锅边烧水。一般水烧开了，面也和好了。只见壮汉迅速解开所有上衣，包括内衣的纽扣——当年都没有球衣和毛线衣等，抽出右胳膊，以能自由活动为前提，扣好所有上衣下面的纽扣，在上腰部用一根布带或草绳将上衣连同空的衣袖，尽可能捆裹在身上。然后，他左手平端着一个专制的里面装满了和好面团的短柄白铁漏瓢——瓢的底部均匀布满了孔径约七八毫米的圆孔，将漏瓢放在距已揭开锅盖的大铁锅沸水之上约五六十厘米的高度，边平稳走瓢边抡开光着的膀子，先用右手背拍击漏瓢里的面团，待面团较少时，再用拳砸，使面团从瓢孔呈上粗下细流线般不断徐徐“流淌”进沸水中。

此时，水上在不停地拍击，锅下要不停地烧柴，男主人作为壮汉的下手——助手的意思，除了要时不时地向漏瓢里添加面团，待粉丝在沸水中煮了约三秒左右的时间，由锅底浮上来时，用长竹筷快速一并捞起，直接拖入冷水缸中冷却，再根据需要的长度利用锅沿将其直接压断；家中的另一个人——不一定是青壮劳力，将拖过来的一手的粉丝在缸中过水后，用一根洗净削好的葵花杆从中间穿过，再将葵花杆的两端架在水缸的沿上。待葵花杆上吊挂的粉丝达到所需的量——一般是八到十手，这个人再托举着葵花杆的两头，将其有序架在两根悬空的长竹竿上，让粉丝沥水并自然冷冻，然后再在地上铺一层白塑料纸，承接可能滑落的极少量的粉丝。整个过程如同流水作业，人人都要马不解鞍地重复操作，直到所有的面团都变成了葵花杆上吊挂着的粉丝。

第二天日出后，各家将所有葵花杆上部分冻结在一起的粉丝撒些温水小心搓开，再让粉丝在自然状态下继续接受日照和夜晚的冷冻。一般两三天后，山芋粉丝就能晒干。农家便可打捆带回家贮存。

日子挨着日子，进入到腊月二十四，各家大人忙得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了。这一天，是家乡祭灶王爷的日子。记得从我初懂人话的时候起，每到这一天，起床时和祭灶前母亲都会一再交待：不能哭闹，不能乱说话，一定要多讲好话，天上的灶王爷能看到能听到……

祭灶过后，各家便开始泡黄豆磨豆腐，制千张做八宝菜、蒸团子做薫鱼等等。到了腊月二十七八，一般是生产队在正常年景大多数劳力年前全面歇工的时候，也是农家年前最开心最热闹的日子——杀年猪。当年，家乡户户都养猪，几乎都是黑猪，一般只能养一到两头。养三头的很少，不是家里劳力多，就是这一家年里要办大事。

猪特别能吃，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食量随着体重不断增加，一年所消耗的食物相当惊人，而且出了猪圈就会搞破坏。它在猪圈里饿了就“嗷嗷”地拼命嘶叫，饿极了会造反，不是拼了命地冲撞圈门，就是努力翻爬围墙，而且还总是不加节制地随地大小便。当年没有专门的猪饲料，猪食主要是米糠、剩饭剩菜、大量人工采割的绿色植物和一些其他杂粮，如山芋瓜皮等。农民要将一头小仔猪健康养大，费时费力不说，真的是费尽了心血。

“挑猪草”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做家务永恒不变的一个主题。一般是放下书包，就挎上一个大竹篮，带上一把旧锯镰刀和一根细竹竿，放出院子里关了很久的那些急不可耐的鹅鸭——鹅鸭们出了院子门，常常会兴奋得在一阵助跑后飞了起来，能猛地飞出几十米远，然后才收起翅膀昂首挺胸地学着公社干部走路的模样，边“嘎嘎”“咕咕”地热烈交谈边相互簇拥着前行。遇到路边有可口的秧苗或稻谷时，它们总是本能地不忘一路抢吃。如果主人阻止不及时，它们还会趁机停在那里大块朵颐。

待将鹅鸭们赶到目的地后，我才和小伙伴们一道，一边放鹅鸭，一边在附近的田野里寻挖猪喜欢吃的各种野草。待篮子装满，天也快黑了，鹅鸭们也基本上都吃饱了，然后将篮子里的草连同篮子一道在水里简单地清洗几遍，再赶着鹅鸭拎着篮子回家。回家后，将篮子里的草直接倒进猪槽。猪总是急吼吼地边吃边发出“哼啍”的欢快声。

猪渐渐长大一些后，除了孩子，各家的大人也会抽空经常到外挑猪草。这样，猪草就会变得越来越难挖。好在那时的家乡，春天的水田里到处都是葳蕤葱翠的红花草；夏秋季节，村庄四周密布的水系里有浓密碧绿的野生菱芼和荇菜等水生植物，地里也有山芋和一些果蔬等的藤叶；冬天里还有水葫芦可作补充。只要人勤快不怕吃苦，农家在尽量少动用口粮的情况下，还是有办法能尽量多弄些“猪草”回来的。

当年的猪长得很慢。养到年底，一般也就一百来斤，有的还只有七八十斤。能有近两百斤重的猪，基本上都是跨年度的。农家的猪一般最迟年底前是要拉到街上去卖的。公社食品公司独家收购，手握定级定价权，按一、二、三级分级付费，而且还不加商量地要扣除一定的分量。记得当年有权定级的人，是眼睛朝天横着走路的，他嘴上叼着烟双耳架满烟，手里还夹着一些散烟，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群努力献媚想巴结他的忠厚农民。当年能定为一级的猪很少，二级猪的收购价大概是每担（一百斤）四十多块钱——食品公司对外出售猪肉的价格一直是每斤七毛三分钱。卖猪所得，在工分值（每十分工所值）大多不到一块钱的当年，那可是农家一年中最主要的一笔经济收入，而且还都是现金。各家都是眼巴巴热盼着的。

平日里，家里如果不是办大事，谁家也不可能杀猪。但多数的农户一般隔几年是要杀一头年猪的。这一天，杀猪匠要在村中几家杀猪。父母亲天一放亮就起床了，根据事先的约定，要提前做好各项准备。

杀猪匠一到，事先请好的几个壮劳力便在他的指挥下，开始联手很费气力地将正在拼命挣扎干嚎着的猪，架上临时摆好的杀猪台。他放完猪血，端走盛满大半盆猪血的一个稍大的木盆，便用刀在死猪的后肘部割开一个小口，用一根长长的有成人食指粗细的圆头铁钎，分别从小口处捅向猪前胛和其他一些部位，然后用嘴直接从开口处向里吹气，吹得自己脸通红脖子青筋暴突，直到将猪身吹得臌胀成圆滚滚的，才用一根细麻绳将口子紧扎。

这时，家乡呈元宝状的长腰盆里已倒入大半盆滚烫的开水，两根特制的粗麻绳呈波浪形正横放在长腰盆靠中的位置。大家合力将猪抬入盆内，师傅与男主人各握一根绳的两头，分别站在腰盆的同一侧，将猪身不断上下摇动。随后，师傅便开始用专用的刮刀刮猪毛，一片一片的猪毛随着“嗤——”、“嗤嗤”的刮毛声脱离了猪身，直到最后敲去猪蹄硬壳，前后大约十多分钟，整头猪便完全露出了白白胖胖的身躯（猪的脚趾呈淡红色）。

接着，师傅用拇指粗的S型铁钩从猪的肛门扎进，众人再合力将整头猪挂上近处的木梯。下猪头，剖肚清理内脏等，师傅总是一气呵成，动作如行云流水……

我一直在现场跑来跑去，师傅知道我的小心思，他快速将猪尿泡割下扔到我的脚下，说声：“拿去玩吧”，便又头也不抬地忙他的活了。我捡起猪尿泡用草木灰揉搓一番，去其油渍后，招呼众多来玩的小伙伴像宝贝似的拿到塘边洗净，回来用布揩干，再请大人将其吹成篮球般大小的皮球，将口子扎紧。那两三天里，在农村孩子玩具极其匮乏的当年，这个皮球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最好的玩具。大家总是疯玩着将皮球或抢着抛接或踢来踢去，直到外皮逐渐风干起皱，以至完全干瘪不能再用。

杀年猪完工后，主人家作为一种报酬，一般都是约定俗成地请师傅带走两刀肉，约有三四斤重的样子。

农家杀的年猪一般是不对外出售的。自家杀猪前早早——甚至当年的年初就主动告知了一些亲朋，依据传统的互助互济原则，或者叫礼尚往来，要将大部分的猪肉及内脏分成若干份送给亲朋，而且最好要比前几年亲朋们送给自家的要略多一点，这也是为什么自家要在年前杀猪的一个重要原因。猪头、猪蹄和猪尾是必须留作家用的。剩余的除了村里有少数人家会赊一点——一般也是后来以猪肉相还，留足当天招待所用和全家年前年后所需，是要一刀一刀的腌制起来的。

当年的农家，平常的饭桌上一般鲜有猪肉。即便家里来客贴着碗蒸了一碗咸猪肉，家里每个人一餐最多也只能吃到薄薄的一小片。家里杀年猪的当天，父母亲为了让我们好好地解解馋，会端出一脸盆的红烧肉，让我们一碗一碗的放开肚皮吃。那时的猪肉真香！色泽枣红，爽滑酥嫩，肉汁四溢，口感饱满，总是一家烧肉，全村飘香，而且还经久不退，那是真正的人间珍馐啊！只可惜，现在的人们再也吃不到当年的那个味了。

当天晚上，父母肯定会趁热打铁在家熬制猪油。我和哥姐还会每人端着一碗金黄色的热油渣，不受节制地站在锅台边，一块一块地蘸着农家自制的辣酱慢慢吃。这个画面，一直都很幸福地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

当然，这两天，村里也有不杀猪的人家，宰羊。

写门对子雕“花钱”

从杀年猪的第二天开始，到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村里的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忙过年的喜庆味道，气氛变得越来越浓稠。各家油炸豆腐和圆子，刻羊糕，将所有年后须用的非鱼类肉食，包括为了年后做白斩鸡新杀的两三只大公鸡等，统统熟煮后放入吊筐备用——这在农村当年没电没冰箱，过年又忌杀生，街上食品公司也放假的情况下，是家家祖传的能较长时间保存食物的唯一办法。其间，生产队也正好打干了一两口大水塘，各家所分得的鱼虾都是尽量留作过年所用，必要时可将部分红烧暂存；多余的部分如果实在留不住或不宜招待来客，除了年前能吃掉的，只能腌制。

每到年底，总让我想起的，常常是父母水煮肉食时。屋子里始终氤氲着浓郁的肉香味，年少的我总会被勾得不肯离开灶台半步。每当父亲揭开锅盖用筷子戳肉查看情况时，我总恨不得眼睛里能伸出一只不怕烫的手来，撕下一块塞进嘴里就跑。不一会儿，母亲会将一整条煮熟的猪尾巴放在倒了少许酱油的一个大碗里，要我躲在打开的一扇木门与墙壁之间，一个人偷偷趁热吃掉，还不能说话。说是可以治疗晚上睡觉时的磨牙——祖传的说法。

父亲在给煮好的猪头羊腿牛蹄等剔肉时，我肯定会眼巴巴地站在他身边，就像一条忠诚的小狗在焦急地等待主人的赏赐。父亲会将那些粘连着少许筋肉有意不剔干净的骨头，一块一块地递给我啃。那骨头啃起来味道是真绝！也许是当年的印象年年叠加太过深刻，即使我长大后，吃过太多的各种烧法的猪牛羊肉，可我却总是顽固地认为，还是小时候的那种味道最有劲道最好！只可惜，现如今，那种味道同样也只能永远地留存记忆了。

年前必不可少，也最能体现家家户户过年喜庆气氛的，是贴春联和挂钱。春联在家乡叫门对子，挂钱叫“花钱”。这两样东西，村里人一般是不会上街买现存的。门对子都是买回纸张请村里毛笔字能拿得出手的先生裁写，也有的干脆就让自家已上过初中的孩子书写——图的就是那份家里也出了个“文化人”的自豪。

一个家庭，同一年不同门的门对子，内容要各不相同，而且最好要有针对性。门对子一般用的是大红纸，代表欢庆，有期盼全家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之意。上下联大多摘自毛主席诗词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报纸社论，横批通常都是四到七个字的独语，如：春回大地，风景这边独好，社会主义就是好，等等。后来，供销社卖小历书，书的最后几页有“春联集锦”，人们常常会买来直接抄用。

如果有人家当年老了人，为了表达守孝和追思之情，当年的门对子要求用黄纸写，第二年要改用绿纸。只有等到三年守孝期满——算头尾，家里的门对子才能继续用大红纸。缘于过去村民中有文化的人极少，这样特殊的门对子一般只能请村中的先生来写。

因为先生年年要给村中大多数的人家写门对子，一般到了腊月二十，他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之中，而且要一直忙到腊月三十的上午。村民们上门只须带一张大纸，先生做过记号，到了约定的时间来取便可。家乡自古民风淳朴，邻里热心相助相扶是深嵌在每个村民骨髓里的优良传统。先生帮写门对子不仅纯粹是义务劳动，而且还要自贴油墨，必要时还会贴纸——如果因裁写不当废了一些纸张。

写门对子裁纸可是一项技术活。门有单扇双扇之分，且正门房门厨房门等大小各不相同。就一张纸，裁大了不够用，裁得太瘦小又很难看，必须根据各家情况精打细算谋划好，而且还要留出一些须竖写的小条幅，如：“五谷丰登”——贴粮仓，“吉星高照”——贴灶头，“六畜兴旺”——贴在猪圈门上，等等。最后，多余的纸再裁成大大小小的菱形，依长对角线写出单个的“福”或“春”字。当年农家没有专门的裁纸刀，用削铅笔的小刀或用剪子菜刀等，都容易将纸裁偏。最好的办法是用两根长度超过桌面的缝衣线搓成一根细线，将线的一端固定在一条桌腿的上方，将折好的纸沿折线部分用指甲再次压实，然后将线从中间穿过，一只手按住纸张，另一只手将线的另一端顺着折线位拉线便可。既快又准。写好的门对子要先放在椅上凳上或地上等候凉干，再接着写下一家的。只有等一家的门对子都全部干透了，才可有序打包并腾出空位，用线系好再做个记号，统一暂放在自家的香火台子上。

各家贴在门楣上的“花钱”一般都是自雕的。我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便年年承包了家里花钱的雕刻。能为家里过年尽一份力，独自完成一项任务，无疑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为此，我总是乐此不疲。而且，还常常会被父母要求着帮村中的其他一些人家雕刻。

寒假开始的时候，我便在家做模板。将一个硬纸块裁剪成约64k或32k纸张大小，将矩形的长边从上到下先预留约四五厘米的宽度用于将来贴花钱，然后用铅笔直尺画出边框。在边框的最上方一般先写下三四个字的短语，如：“新年好”、“花好月圆”、“万事如意”等，然后在边框的中间自己再凭想象构图。最常见的是正中一个被圆圈圈住的“福”或“春”字，四周通过一些花鸟树枝与边框紧密相连，最下端再设计成流苏状。定稿后用圆珠笔深描一遍便可。

雕刻的刀具都是就地取材的。一根断了的旧钢锯条将尾部用布条层层包裹后用麻线系紧，再将前端按要求细细打磨，就成了一把锋利且能握在手里的刻刀；找来一些大大小小的铁钉，分别将尖端烧红后用锤子敲打成所需大小的偏平状刀口，再磨锋利。然后将模板和裁好的纸（如果是厚厚的一沓64k的纸，一般要分两三次刻制），用几个较长的铁夹固定在一块木板上，用刻刀和锤子依次将多余部分剔除即可。

雕花钱，刀口要锋利下手要准，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稍有不慎，极有可能雕刻出次品。花钱的颜色也要与门对子一致。

不过，颇让人有点遗憾的是，每到年关当口，村里总会传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正所谓“缺钱愁过年”，那些因故到年底都没有现钱进账的家庭，这个时候家里就会时常传出一些争吵哭闹声，有时甚至是夫妻间打斗的声音。

吃年夜饭守岁

忙忙碌碌中，很快就到了除夕这一天。家家都在忙着作年前的最后冲刺。

一大早，父亲照例要将家里的鸡笼尿桶粪堆和茅厕等尽可能再清理干净（猪圈一般已无猪，空栏的第二天基本上已清理干净），再次将两个大水缸挑满，将庭院彻底打扫干净，便开始协助母亲烧中晚餐。姐姐除了再抹桌椅窗台和擦鸡笼外，基本上还是洗洗洗。家里掸尘后又弄脏还未及时清洗的衣物等，她统统找出洗净放好，再到菜园里弄些蔬菜洗净拿回家备用。哥哥上午仍在专心写门对子。母亲会让我用篮子分批装满粘有泥巴的各种鞋子，拿到塘沿逐只清洗。后来，家里有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天早上把自行车推到塘边去细细擦洗又成了我的必须。那年月，农家能有一辆自行车，都像宝贝似的，都舍不得放在水里洗，都是先用湿毛巾将自行车一点一点地抹擦干净，包括每根钢丝，然后再用干毛巾依次擦干擦亮，直到几乎簇新如初。

吃过午饭，我与哥哥开始贴年画和门对子。母亲事先为我们准备好了浆糊。年画都是新买的，根据家人喜好张贴，一般堂屋居多，卧房较少。贴门对子很有讲究。要先贴正堂，再贴正门和各个房门，然后才是后门、厨房门和其他须要单独贴条幅的地方，最后才是院子的门。正堂一般只贴花钱和花钱正中的上方一个大大的“福”字；门对子一般是先贴上下联再贴横批，在横批正中的上方贴上一个“福”或“春”字（一般正门的这个字比正堂上的要小一些，比其他门上的要大一些），在门楣横批的下方再对称贴上单数的花钱。

花钱贴最多的是正堂7张。多数人家是正堂正门院子门各贴5张，房门厨门和后门各贴3张，灶的上方以及稻仓米桶猪圈茅厕鸡笼上一般也各贴1张。

贴完门对子，父亲便开始张罗在家里祭祖——家乡称上饭。完成相关的仪式后，待父亲撤出桌上的碗筷，再将农家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菜往桌上端时，全家一直热盼着的年夜饭终于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隆重登场了。

全家关上院子门吃年夜饭的时候，天还没有黑，因为没有计时的钟表等，估计应该是在下午四点多钟的光景。端上桌的包括碗头鱼，至少有十二道菜，全是货真价实的农家顶级配置。这一桌菜完全是为了犒劳自家人平常很单调的味蕾的。爸爸妈妈除了碗头鱼，每碗菜都会拣上少许放进我们碗里，让我们每个菜都要尝一点，然后再随心所欲地吃各自喜欢的菜，尤其是那平常难得一见的老母鸡炖汤。

父亲早早温好了米酒，除了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多多少少都会喝一点。父亲几杯酒下肚，总是要给家里人，包括他自己作出年终点评的，然后再提出来年的希望和家里的计划安排等。好在吃年夜饭图的就是全家人高兴，讲究的是骨肉亲情间的温馨与快乐，父亲讲的全是表扬鼓励的话，家里的人也都很放松，一点思想包袱都没有。

渐渐，天越来越黑了，整个村庄都显得格外恬宁静谧，连犬吠声都没有。堂前的一盏煤油灯灯光虽在摇曳，却变得越来越亮了。母亲一般是不敢多喝的，她总是第一个放下碗筷，给每个儿女每人一两块钱的押岁线后，再送上一些祝福的话，便又风风火火地赶到灶台边为我们热菜或整理锅碗去了。这顿饭一般要吃几个小时，总是要到父亲最后也心满意足地放下了碗筷，手捧着茶杯开始兴高采烈地讲述那久听不厌的古老的家族故事。

吃过年夜饭，母亲还要洗锅碗，炒葵瓜子（偶尔也炒一点花生，水乡花生种得少）。葵瓜子都是母亲在自家菜园收割抛晒的。这世上有一种千金难买的美味，叫“母亲的味道”，我一直深以为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材或现炒的缘故，反正我不相信是因为平常吃得少的原因，母亲炒的瓜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总让人有越吃越香，越吃越想吃之感。其实，母亲就是家常炒法，也不放任何的调料，炒熟的瓜子外壳略呈一点淡淡的金黄色。我长大后也不知吃过多少品种的葵瓜子，包括五香葵瓜子、奶油葵瓜子等等，可我就是觉得都没有我母亲在三十晚上炒的瓜子好吃，就是没有那种特有的香脆味。不管母亲在桌上倒下多少，一家人总是围坐在桌子边，边说着闲话边像小鸡啄米般很快将瓜子扫空，然后再请母亲倒一些，再倒一些。

期间，父亲和叔叔会相互到对方家中小坐片刻，说些闲话。临走时，再给未成年的侄儿侄女们每人一些压岁钱。

在我们专心致志地在家嗑瓜子的时候，村上巳经热闹起来了。村民们为了好好享受这难得的休闲时光，一些人开始相互串门扎堆推山海经。有的为了过一把棋瘾，相约着在一起下几盘；有的在一起打扑克；也有的用扑克或一些自制的工具相邀着赌钱推牌九。当年就是没有打麻将的——据说这玩意儿在文革中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全被公家没收处理了。

当年的这一晚，村上只有村民自发的这些娱乐活动，热闹劲却丝毫不输现在，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讲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村上最热闹的地方，自然要数在推牌九的这一家。这家屋内除了中间下注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想吃喜看热闹的人。各人的情绪随着赌注的输赢不断起伏，有的还会情不自禁地大喊大叫。由于大家口袋里的钱都很有限，即使把家里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也不多。几轮下来，一部分人已输空了口袋，于是换人再来。缘于时间全凭大家经验判断，一般到了大约深夜十一点钟的时候，多数人就要回家守岁了，更主要的是“赢的少输的多”，多数输了的事实上也已无力再战，赢了的也想暂时收手。于是，大家自动散场各自回家。

我们这些小孩子，口袋里装满了瓜子和炒米糖等，除了偶尔看看大人们的热闹，就是更加无所顾忌地在一起玩各种久玩不厌的游戏。

除夕夜里，各家堂屋的煤油灯按规矩是通宵不灭的。我在外面疯玩回来后，母亲把各人新年须要换穿的新衣新鞋，包括干净的内衣都放在了各自的床头或床边，已和姐姐睡下。在我还是个小小少年时，父亲一般是坐在堂屋里笑嘻嘻等我回来的。我稍稍长大后，父亲便不再等了，也会早早睡下。

我陪着哥哥嗑着瓜子坐在灯下守岁。外面北风呼啸，空旷的堂屋里脚底一直是寒意深浓。都说“针大的眼斗大的风”，拼了命从门窗的缝隙里硬挤进来的阵阵寒风，总是得意地呼啸着很放肆地将我们从上到下冷飕飕地抚摸一遍。家乡没有夜晚烤火的习惯。为了驱赶寒意和阵阵睡意，我们坐了一会儿不得不又站起来走一走，然后再找个背风的地方再坐再走，而且还要争取尽量不影响家里人的睡觉。好在有瓜子打发时间，还因为胸中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我们守岁的心在期待中是平静的，甚至还有些激动，在这静悄悄的深夜里，竟没有一点孤单和焦灼的感觉。

放天雷子，村上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应该过了夜里十二点，有的说应该等到第一声鸡叫后。我们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听到村上或远处的第一声天雷子响，便迫不及待地开门出去放鞭炮。一般是先放两个大雷子，再燃小炮仗，接着再将剩下的八个大雷子放完。

放完天雷子，母亲已起床为我们兄弟二人各倒了一杯甜甜的欢团水。母亲在将水杯递到我们手上时，会同时送上几句祝福的话。然后会拎来水瓶再给我们续一点水——这在家乡叫撞财，有祝愿新年多财多福之意。接着，母亲会心疼地催促我们赶紧上床。之后，她才重新躺下，才能真正安心地进入梦乡。

刚上床时，我仍还有些激动，一时睡不着。堂屋仍亮着灯，外面的鞭炮声还在此起彼伏。渐渐，鞭炮声有些稀少了，人在迷迷糊糊中也不知不觉睡着了。新年踏着春天的鼓点，就这样静悄悄地，在我们甜美的梦中，将大地、将我们完完全全地包裹了。

（全文完）

歌曲：过年好

作者简介

韦德昭，安徽当涂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马鞍山市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齐鲁文学》、《人民日报》、《检察日报》、《安徽工人报》、《安徽交通报》、《安徽法制报》等纸媒。

【图文编辑】老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