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假话：当前文风问题的一大症结

文风是人的思想作风在文章和讲话中的表现，就一个时代来说，如果思想意识和社会风气出现不良倾向，文风就会显出某种病态。就一个政党而言，如果党风、学风出了问题，文风上就会表现出相应的痼疾。现在的文风问题，更为突出、更为值得重视的是说假话，表现形式大致有以下六种： 一、台上讲官话，台下说鬼话 有的人在公众场合的讲话，义正词严，像模像样，既表现了对理想、信念的坚持，也表达了对中央精神的认同，令人肃然起敬。但在私下里，在小圈子内，却是另一副面孔，另一套话语。不仅言不及义，语言低俗，而且江湖话语随口而出。有一位县级市的副书记在与一位“小姐”鬼混时，电视上正好在播放他的严肃讲话，他号召广大干部搞好“三讲”，做到拒腐蚀，永不沾。“小姐”夸他，他竟然说他的话是糊弄洋鬼子的，他和“小姐”做的事情，才是在享受人生。（参见《检察风云》2005年第3期）这种官场讲官话，私下里说鬼话的人，无疑不是个别的。有些混迹于官场的投机者，他们对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本来就是极度蔑视的，但在公开场合，又要装出一副信奉的样子。于是便出现了台上和台下截然不同的语言。 二、口言善，身行恶 有的人，言与行严重背离，完全是古人所说的“言虚行伪”，“高论而相欺”。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曾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用好‘三盆水’：一盆用来洗头，保持清醒和与时俱进的思想；一盆用来洗手，拒腐蚀永不沾；一盆用来洗脚，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北京晚报2005年7月1日》这话听起来像是一份廉洁自律的心得。但当其行动起来时，却敢贪污受贿2167万。 有的贪官言与行分离已经到了十分出奇的地步。成克杰曾说：“想到广西还有l00万人口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是觉也睡不好呀！”一副“先天下忧而忧”的面孔。还有贪官出版专著，书名居然《反腐败论》，简直是旷世奇闻。 深圳一位贪官，平时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做人，谈道德，自称“著述甚丰”。他有一篇题为《廉者常乐》的文章，感悟颇深，大有清者之状。此人在败露之前，接受记者采访仍大谈学习的好处，说什么“多学习，就知道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多学习，就知道有些事可以干，有些事不可以干。”甚至还说：“有的人腐化堕落，在台上却夸夸其谈，谁会听这样的人讲话？（《深圳周刊》1999年11月8日）人们在听其言、未观其行时，会在心里说：“善哉，此言。”而在既听其言，又知其行后，人们则会感叹自己缺少一双慧眼。 以善言伪装自己的人，是极为危险的。正如荀子所说：“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三、谎言连着谎言，一谎到底 一个人做了坏事，如不想主动认罪，就势必选择瞒和骗。古有“本源秽者，文不能净”之说，换个说法，就是“本源伪者，言不能真。”违法者一旦被人告发并受到上级部门查询，他们除了竭力堵住已出现的“缺口”外，就只能乞求于语言上的伎俩，将自己伪装成清白。为了使谎言不被识破，又会不断编出新的谎言去圆前面的谎言。 1995年，河南省贪官曾锦城在受到调查时，写信给省纪委，矢口否认有受贿之事，并保证绝不向组织讲假话。为了让上级部门相信，他竟然咬破手指，在信中按了几个血印，写上“血印”二字。否认受贿已是假话，接下来的保证不说假话和按“血印”，都是为了圆头一个假话。这一非常之举，倒让人想起白居易的两句诗“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 1999年，程维高在“三讲”自述中向中央和河北省的干部说：“我从未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搞经济营利活动，没有假公济私、化公为私，没有借选拔干部之机谋取私利。”（《书摘》2004年3期第19页）贪官们对人民要求回答的问题，均用了斩钉截铁的语言，不是“从不”，“从未”，就是一连串的“没有”。看起来绝对是高标准、严要求。看来，要研究说假话的文风，贪官们的“三讲”自述和述职报告是一大看点。 四、避实就虚，不吐真情 在人们的理念中，通常都未将“知情不报”、不说实话与说假话联系起来。当事者也常认为反正自己没有做坏事，只是出于利害上的考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隐瞒起来，算不上大错。其实，你不主动讲述实情是一回事，而当有关部门向你了解、询问时，你仍然三缄其口，推说不清楚，这就具有欺瞒的性质。 一些干部在面对巡视组、事故调查组和媒体的询问时，不讲真话，问东说西，支吾其词。尽管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说假话，但却有着相同的性质。其作用和后果都是影响真相的揭露，庇护了坏人坏事。 在民主评议会和民主生活会上，也存在不说真话的情况。常常是为了不得罪人和不影响自己的前途，而有意避开锋芒或只说些不温不火的话，仅及皮毛；或大谈成绩，不谈问题；或议论飞扬，不着边际。 不说真话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其表现形式和程度也有差异，但他们在事关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上，推卸了自己应有的责任，有违自己信奉的理想和信念，而且，在品质上也缺少做人的真诚。 五、空话大话，言不顾行 大话空话的基本特征是：神圣的话，庄严的话，说了不去实行，光说不做。有的人对“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知讲了多少次，一进入做官的状态，就高高在上，不管人民疾苦，大权独揽，不受监督；有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公仆”，天天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行动起来，却是热衷于“傍大款”，有些甚至成了不法“大款”的“忠仆”；有的人在学习“两个务必”时，也承认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但在购置公务用车的问题上，却是非进口车、高档车不坐。办公楼也是越气派越好。 空话大话的文风，导致生活中说一套、做一套的事情屡见不鲜。数年前，曾发生过一件怪事：国家电力系统在武汉召开个会议，三天之内，极尽奢华，人均花费2．4万元，事后又修改账目，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而这次会议，居然是在“强化干部管理，提高干部素质”的名目下召开的。（《党政干部文摘》2004年8期21页）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决定了有的人动口和动笔的机会要比别人多，但这绝不能成为光说不做的借口，不能由此产生“说是我的事，做是你的事”的错误心理。从分工的角度说， “说”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做”，但从社会生活准则的角度说，你要别人做到的，也正是你自己首先要做到的。否则，你就会流于说大话空话。此外，如果领导者对制定和讲解准则、条例的事，可以做得有声有色，而对执行和督察的事，却是软弱无力或不闻不问，那么，空话大话也就有了立身之地。 六、成绩夸大，问题缩小 鲁迅在谈到外国人不满于中国文章之夸大时说，我们对一些文章所言之事，须或将言大者“打一个对折”；或“将少的增多，无的化有”；或“将有的化无”，“看成白纸”。经过一番“取消和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文学上的折扣》）现在，仍然有人说，看待中国的事，要用加减法。有人甚至说，现在的中国是“缺少诚信的社会”。 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统计数字弄虚作假，或篡改、编造或虚报、瞒报。有人说，“统计数字是个橡皮囊，要多大有多大。”今年8月，四川省发起整治统计数字作假的“统计风暴”，对未填报、虚报、瞒报的单位，一一作了曝光。 统计数字可以夸大和缩小，向上面呈报或通过媒体向人们报告的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有关事故的消息，不但可以让成绩夸大，问题缩小，还可以玩更多的花样，或是把不足和缺失，说成圆满。如有的地方出了事故，明明是监管不严、疏于防范，偏要说成是管理上已想尽各种办法，用了不少心血，已将事故减少到最小范围；或是对事实进行篡改。如将大事故改成小事故，将死亡人数改到不过线的程度；或是转移视线。如有意避开事故发生的细节、损失和原因，转而大谈、大书抢救的过程和管理部门的应急反应，以及事故发生后的好人好事。 不难看出，上述说假话的文风，与思想意识、党风、学风方面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其表现形式、性质和程度不尽相同，但都是缺乏诚信，都是“以言欺人”。在六种假话中，前三种采自贪官们的舌与笔，性质和程度都极为严重；后面三种采自一般讲话和书面材料，其性质和程度也不可等闲视之。这些假话就其特征而言，又可分作蓄意讲假话（三、六）和习惯性假话（一、二、四、五）两种。前者有着清晰的思想意识根源，对自己为什么要说假话的目的明确。后者有思想意识的根源，但自己似乎不很清楚，因习惯于按照错误的经验和不良的社会习染行事，总以为大家都这么做，说假话时也几乎没有内心的不安。 有人说：“能辨真假，是一种大学问。”由于“佞言似忠，奸言似信”，常常让文章和讲话的真假难于辨识。谎言终归是不能持久的。但如何才能在事情败露之前，便能识其真伪？这是我们应当着力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