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趋势学家、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创立者，著有《工作的终结》、《生物技术的世纪》、《路径时代》、《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等。
备受关注的杰里米·里夫金的新书《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文版近日推出。书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
五个支柱撑起新经济系统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将对21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绿色科技正逐渐打破这一传统，使社会向合作和分散关系发展。如今我们所处的社会正经历深刻的转型，原有的纵向权力等级结构正向扁平化方向发展。
正如历史上任何其他的通信、能源基础设施一样，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种支柱必须同时存在，否则其基础便不会牢固。因为五种支柱是靠相互间的联系而发挥作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包括以下五个：（1）向可再生能源转型；（2）将每一大洲的建筑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3）在每一栋建筑物以及基础设施中使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4）利用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络，这一共享网络的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能够就地生产出少量的能源，这些能源多余的部分既可以被电网回收，也可以被各大洲之间通过联网而共享）；（5）将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这种电动车所需要的电可以通过洲与洲之间共享的电网平台进行买卖。
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创立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门。五个支柱组成了新经济系统的基础，这一系统将把我们带向绿色环保的未来。把这五部分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科技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应急系统，它的价值和功能与其中的组成部分截然不同，换句话说，这五部分之间的协同作用树立了一个新经济的范例，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政治从全球化走向洲际化
经济的转型和政治价值的变化同样也带动了ZF机制的变化。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国家经济、民族国家的管理模式以及对世界集中型、层级结构的地缘政治划分也同时产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型、合作式的本质和按社区聚集的扁平化结构，更倾向于洲际性经济和政治联盟。我们正从“全球化”走向“洲际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新兴的洲际性市场和洲际治理联盟一道开始在每一块大陆传播。欧盟是第一个开始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的洲际性经济体和政治联盟。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东盟、非盟和南美洲国家联盟等洲际性联盟已经出现。在北美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洲际联盟的前身。尽管民族国家内部各级ZF在21世纪不会消失，而且很可能会加强，但洲际联盟仍为统一的洲际市场提供了一个进行政治仲裁的机构，并为新兴的洲际性联盟在地理上实现各大陆之间的相连提供了具体的规划。
洲际化超越了国家主权，使跨国区域超越地理边界的限制，以全新的方式联系起来，不仅可以为本区域创造新的经济机会，甚至还可以培养新的文化和政治认同。事实上，洲际化的进程无处不在，大洲内各区域彼此相连，形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绿色基础设施。正如化石能源倾向于集中式的层级管理体制一样，总体而言，最适合可再生能源的管理体制就是在相邻的区域实现本地化生产和扁平式共享。
洲际时代将会实现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到生物圈政治的缓慢转变。能源机制内所发生的由化石燃料到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将会重新界定带有生态思维的国际关系理念。第三次工业革命所需的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随处可见且易于共享，但是需要对地球生态系统进行合作管理，所以不大可能出现为争夺能源大打出手的现象，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反而大大增加。在这历史性的新时期，生存意味着的不是竞争而是合作，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你我相连。如果说地球更像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生态关系所组成的生命有机体，那么我们的生存则依赖于彼此合作共同保卫身处其中的全球生态系统。这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含义，也是生物圈政治的本质所在。
生物圈政治为政治版图的结构性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开始开拓自己的视野，并将自己视为在同一个生物圈中生活的地球公民。当人类开始在洲际性生态系统中共享绿色能源、在统一的洲际性经济中进行商贸活动并将自己视为洲际性政治联盟的公民时，这种对一个更广阔组织的归属感将促进地缘政治向包容性生物圈政治逐步转变。学会如何在一个共同的生物圈内生存实际上就是要培养生物圈意识。
时空将由工具转变为命运共同体
启蒙经济学家基于牛顿定律建立新经济理论的决心与尝试使其以非常机械和功利的视角对空间与时间进行定义。空间被视为一个装满等待开发的有用资源的容器（储藏室）。时间则被视为可以用来加速生产过程、创造无限经济财富的工具。人类动因被认为是作用于空间内广泛分布的资源之上的外部力量，利用科技将资源尽可能高效地转变为生产效用。这种对空间和时间的工具性观点就是经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时空观。
启蒙经济学家和后启蒙经济学家对空间、时间和人类动因的假设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坚信地球上的非生物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亟待人类的开发与利用。现在，对地球活动方式、特别是地球化学过程和生命系统的互动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不禁使人们对这一经典经济学理论的最后遗产产生了怀疑。
如果人类想要继续生存与繁衍，我们就要改变原有的时空观。将空间视为有用资源的容器或储藏室这一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必须为新的观点所取代，空间应该是由活跃关系所组成的共同体。在这一新的范式之中，地球的化学组成部分不再被视为一种资源或财富，而是维持地球生命所需的复杂关系中的一部分。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们的经济重点必须从生产效率转向传承性，从对自然基于工具理性的运用转向对维持生物圈所需的各种关系的管理。与此相似的是，在时间的安排中，效率也需要让位于可持续性。对于管理模式，我们也要重新界定，使其同自然界的再生周期相符合，而不是单一地追求生产效率。
这种从生产率到传承性、从效率到可持续性的转变将使人类再次同我们所居住的更大的生物圈共同体的起伏、节奏和周期保持一致。这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所在，同时也是现有的经济理论（正如商学院中所教授的一样）不足以成为指导新经济时代发展、创造生物圈意识的理论框架的原因所在。
就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而言，人类生活是与地球的节律相一致的。然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化石能源首次使人类同这种一致性相脱离。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们重回阳光之下。通过对地球生物圈中随处可见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循环、生物质能、地热、潮汐能）的开发与利用，我们重新实现了与地球的节律和周期的一致性。我们逐步恢复了在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系统中应有的地位，也了解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态效应对其他人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的存在都会产生影响。
教育要面向第三次工业革命
当今世界正在实现由集中型第二次工业革命向扁平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转变。因此，现有的教育体系也需要进一步修正。随着民众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认同，建设五大支柱基础设施的初步努力也取得了成效，教育家、企业家和政客开始问：我们该如何改变才能为下一代进入新经济、政治时代作好准备。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工具，这也是合乎情理的。为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成为高效的生产者，学生们应该学习哪些新的专业技能和职业技术，人们已经就此展开过重要的讨论。
高中和大学都需要开始培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力，课程安排也需要把重点转移到前沿信息、纳米技术、生物科技、地球科学、生态学、系统理论以及各种职业技能，包括制造和销售可再生能源技术，将建筑转化成小型的发电厂，安装氢气和其他存储技术，搭建智能公共事业网等。
虽然专业技能和技术对于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过渡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教育工作者过分强调技术和技能，而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改变，那么他们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我们只改变学生学习的技能，而不改变他们的观念，他们就会依旧认为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高效的劳动者。这样培养出来的劳动者就会用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实用主义心态去开展经济活动。而有环境意识的学生就会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技能不仅仅是成为高效劳动者的职业工具，而且能帮助他们管理我们的生物圈。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仅仅是帮助我们重新融入自然的工具。它们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与其他生物一起共享的生物圈是紧密相连的，并基于这个认识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除非我们能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和行为——也就是形成生物圈保护意识，否则，第三次工业革命就会夭折。
在一个全新的全球紧密相连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同一个生物圈的一部分，以此来进行思考并身体力行。把教育转变成同理心体验和分散式合作的学习过程，并把这个过程延伸到整个生物圈。这样，我们就能培养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配套的判断力和意识。
怀疑者很可能会不相信为了培养生物圈意识改革全世界教育系统的观点，并且嘲笑我们想在半个世纪内就培养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劳动力。但是他们应该想到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类意识和人性的观点，以及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配套的教育体系在欧洲和美国两地几乎是同一时期产生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怀疑这一次变革的威力呢？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跨学科讨论区（试运行）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1534&page=1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