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
国 内
边界、要素与结构：论5G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
数字鸿沟的新变：多元使用、内在动机与数字技能——基于豫沪学龄儿童的田野调查
作为话语的表情包：网络表情包的符号消费与社会学反思
论隐私自治：数据迁移权的起源、挑战与利益平衡
脱域与嵌入：三重空间中的小镇青年与短视频互动论
国 外
来自谷歌搜索和推特的证据显示：“健身”主题信息或可缓解超重与肥胖的区域性流行（A “fitness” Theme May Mitigate Regional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Evidence from Google Search and Tweets）
在线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基于台湾证据的中介分析（Online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Medi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vidence from Taiwan）
多因素传播框架对促进理解父女间与母女间性健康讨论差异的应用（Applying a Multifactoria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to Better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daughter and Mother-daughter Sexual Health Discussions）
整理 | 一野
编辑 | Helen殿下
国内
一、边界、要素与结构：论5G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5G商用牌照，标志着我国正式跨入了5G时代。5G是一场技术革命，是对信息网络所链接关系的总体性重构，而每一次革命性技术的到来，都是对一个领域、一个社会发展基本逻辑的重建。该文从技术逻辑对新闻传播学科原本要素的变革入手，在不断确定边界和要素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学科新的基础构架。
文章首先分析了5G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
1. 造成万物互联、永久在线。网络的超级连接能力发生巨大的突破——网络不再是选择性的（有的连接有的不连接）、分离式的（各个网络之间互不连通）、粗线条式的（仅进行了基础性的连接，远未达到细密的、无所不在的连接）连接，而使得“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万物互联”成为现实。
2. 创造不受容量限制的用户体验。它的直接结果有两个：一是基于VR（虚拟现实）技术的产品和服务将成为未来网络发展中的一个“爆品”；二是流量不限的MBB（技术生产内容）模式将成为移动运营商下一个增长的驱动力。
3. 衍生出多种生产和生活场景。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工业4.0智慧工厂、车联网、远程医疗等应用，都因为 5G的超低时延而成为现实。
4. 拓展信息空间，加速人工智能的发展。建立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智能化连接将成为普遍的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社会现实，构建出端到端的生态系统，数据收集和生产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打造出一个全移动和全连接的智能社会。
紧接着，文章阐述了5G技术对“媒介”“传播者”“内容”与“受众”四个新闻传播学基本要素的改变。
1. “媒介”的变革：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也是人意识的延伸。媒介开始从一种物理性媒介范畴进入到生理性的媒介和心理性的媒介范畴。因为它已经开始实实在在地在万物互联的格局中通过传感器连接我们生理、心理、情绪等各种各样的信号，我们身体与情绪的各种变化起伏已经通过传感器的数据连接经由算法跟外界逐渐连为一体。
2. “传播者”的变革：从个人再到人与机器。无论是来自于环境还是我们的可穿戴设备，都会参与到未来的内容生产当中，而这种内容生产所呈现出来的类别、价值以及它对社会、商业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
3. “内容”的变革：以视频为代表的非逻辑方式或成主要社会表达。越来越多场景性的因素、关联性的因素以及非逻辑、非理性的成份，会参与到未来的社会性、关键性、主流性的传播当中。
4. “受众”的变革：需要更为深入的个体的效果洞察。既要解决数据库管理中的用户精准洞察与把握（包含其社会特征、生活形态、价值观念、社群交往、行为结构等等），还要解决自身的内容与服务在同用户连接时的一系列问题。
最后，文章认为，由于链接了更多重的物理因素、社会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5G环境下数字化媒介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这要求我们用复杂性的观念、复杂性的逻辑、复杂性的范式去把握新传播领域的现象本质，并由此提出：
1. 学科边界：信息的 “机器逻辑”与 “人的逻辑”的不同导向，或许可以成为学科分野的关键，也是传播学科在迷失于巨大信息系统研究中的回溯原点。
2. 学科要素的变革：对数据与算法的纳入与包容。
3. 学科结构：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基于彼此之间的理解，基于彼此之间的互融互通，形成一种协同与整合，以应对传播学学术构架的革命性改变（图1）。
※ 喻国明、曲慧：《边界、要素与结构：论5G时代新闻传播学科的系统重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8期，第62—70页。
二、数字鸿沟的新变：多元使用、内在动机与数字技能——基于豫沪学龄儿童的田野调查
数字鸿沟发端于知沟理论，探讨的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获取信息和知识方面所存在的差距。信息技术接入、使用上的不均会导致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中社会参与机会、权利和能力的不等。大量研究已从宏观层面和量化视角考察了全球不同地区或发达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状况，包括接入和使用层面的数字鸿沟和社会后果等。
本文则聚焦微观个体层面，以质化方法深描中国城乡学校之间的数字鸿沟境况，专门从教育和学习的角度考察作为儿童的城乡小学生在新媒体接触（接入沟）、使用上的差距（使用沟）和知沟效应（知识沟），研究发现：
1. 中国村小（河南省修武县七贤镇某乡村小学）与沪小（上海市中心城区虹口区某公办小学）在基础信息设施上差别不大，两地接入沟主要体现在智能媒体上，如学校的校园云平台、电子书包等教学设备，以及家中的平板电脑、手机等移动智能端。
2. 使用沟才是城乡儿童间关键的数字鸿沟，包括对媒介技术的自主使用及多元使用上的差距等。无论在使用的内容和渠道，还是使用类型和方式上，乡村学生的媒介使用比城市学生要明显狭隘和单一，总体使用频率也更为低下。而被动、狭窄、娱乐型的媒介使用惯习，会造成乡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在资源获取上的根本差异，进而加剧他们之间的数字鸿沟。
3. 使用动机和兴趣是导致城乡儿童数字鸿沟的关键内因。如何将乡村儿童对新媒体学习的强烈兴趣，转换为其内在动机，引导他们以获知、学习为目的去使用新媒体，或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一种有效途径。
4. 数字技能和可获得的社会支持是造成城乡儿童使用沟的核心变量。本文发现村小学生对数字技术的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上海学生。一方面，他们并不知自己需要和应该获知什么学习信息；另一方面，学校无专门技术师资，家长学历低下，整体社会情境并不鼓励和支持村小学生的新媒体使用，加深了城乡儿童的媒介使用沟。
5. 与已有知识沟研究相似，本文同样发现信息技术使用的差距会造成城乡儿童在知识获取、社会参与和个人发展上的鸿沟。
基于以上结论，作者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构建数字技能（尤其是使用数字技术来学习的技能) 量表，并用量表对城乡儿童的数字技能进行系统、客观的测量，以及深入考察中国乡村教育场域的整体社会支持并建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 李晓静：《数字鸿沟的新变：多元使用、内在动机与数字技能——基于豫沪学龄儿童的田野调查》，《现代传播》2019年第8期，第12—19页。
三、作为话语的表情包：网络表情包的符号消费与社会学反思
“给你一个么么哒”“以你的知识水平我们很难交流”“你咋不上天呢”……网络表情包成为青少年网民在社交空间频繁使用的一种话语符号，“斗图”成为青少年网民日常社交实践中的普遍现象。
该文认为，表情包的兴起与流行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媒介技术逻辑与网络文化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借助互联网提供的技术基础，各类修图软件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为表情包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可能，由此催生出独特的社交文化。
网络流行语与视觉符号的拼贴（bricolage）搭配，既对原有的视觉符号的意义进行了添加，同时拓展了原有符号的意义解码空间，实现对既定意义的夸张或隔离的效果，表情包因此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意涵。不同于文字语言的再现方式，表情包并无非常严谨的意义指涉，它是一种松散的意义，更多关联到其隐含的暗示意义。
作为一种新的情感交往，表情包社交印证了“新部族”社交形式的出现。
在青少年的网络社交实践中，表情包的所指映射一个排他性的意义空间，这是青年网民界定自身群体、表达“我群”凝聚力的做法，更是一种话语权的争夺。
但是，表情包社交本质上是一种符号的消费行为，表情包社交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斗图”行为是一种符号的崇拜现象，消弭了亚文化原有的抵抗意义。表演的演员沉迷于表情包多样的风格中，围观的观众则在一场场视觉符号的消费中流于表象，获得一种“虚假满足”，亚文化“抵抗”成了无关身份政治的“自恋”式表演。
因此，作者提出，如何使青少年的网络社交走出娱乐化与戏谑化的藩篱，回归公共问题的关注，让青年群体的成长融入现实社会的发展，成为当下青年文化发展的要旨。
※ 林爱珺、张博：《作为话语的表情包：网络表情包的符号消费与社会学反思》，《现代传播》2019年第8期，第35—40页。
四、论隐私自治：数据迁移权的起源、挑战与利益平衡
自互联网勃兴以来，商业网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云计算等传播科技迅速融入社会的各个系统与细胞，信息社会的结构之变直接影响着个人数据的收集、迁移与处理等基本数据权利。虽然信息传播科技能够促进个人隐私的保护，但是传播科技无孔不入的渗透与扩散逐步导致公共与私人领域重叠空间的扩大和边界的模糊，个人隐私在这种边界变动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和侵害。
为了回应数据迁移的实践发展和隐私威胁，欧洲议会于2016年4月14日正式 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并于2018年5月25日开始生效实施。该条例的重要亮点之一即是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数据迁移权(Right to data portability)，以法律确权的方式积极应对网络发展中的隐私保护问题。
本文即探讨了数据迁移权的起源、挑战与利益平衡等问题。
数据迁移权的创制是人格权去客体化的最新发展，它加强了个体对自身信息的主动传播与积极利用，推动数据主体对个人隐私保持自主意志并排除外来干涉。
如前所述，数据迁移权首先源于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传播科技对隐私自主的深层威胁。其次，亦源于社会对人类人格尊严的日益尊重。第三，数据迁移权还源于社会对个人数据财产价值与信息财产的日益重视。
数据迁移权的创制虽然从法律上解放了公私数据服务机构对用户数据的控制、锁定甚至是垄断，但无法否认的是，该法权的发展在实践中也可能带来包括网络安全威胁、企业负担增加和用户福利减损等多个层面的结构冲击与挑战。
对此，数据迁移权相关主体需要进行多个领域的利益权衡，包括：
1. 国家域：信息流动与网络安全的衡量。尽管推动信息流动是社会各界的普遍诉求，但是仍有迹象显示实施个人数据跨平台、跨地域和跨国界流动面临重重安全风险。
2. 社会域：社会知情与隐私保护的衡量。即数据主体的隐私利益 (人格尊严与个人数据等) 与他人 ( 即负有消极不作为义务的其他自然人、法人或网络平台等) 的知情权之间基本权益的冲突。
3. 个人域：权利主体与客体利益的衡量。为了避免数据及其潜在人格的物化发展，隐私权主客体间的权衡就成为信息立法与司法的优先考量事项。
最后，作者提出：欧盟在数据迁移权等个人数据保护领域中领先的制度实践，对于我国个人信息法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国需要继续加强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制建设。
其次，在个人数据权利完善过程中，需充分平衡个人利益、产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全面权衡个人隐私保护、信息自由流动和国家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立足我国宪法调整和规范法律价值序列。
第三，在个人数据法律制度创设与完善问题上，必须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移植。由此持续推动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的构建。
※ 卢家银：《论隐私自治：数据迁移权的起源、挑战与利益平衡》，《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8期，第71—88页。
五、脱域与嵌入：三重空间中的小镇青年与短视频互动论
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小城镇处于剧烈的变动中，作为个体的小镇青年面临着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冲击、城市文化的渗透、传统文化的消融等情况，其生存状况尤其值得关注。小镇青年的外延囊括了居于县城及乡镇的青年居民与县城及乡镇出身的城市打工青年两大群体。
该研究借助流动性与媒介化理论，结合网络民族志方法，深入了解小镇青年的短视频活动实践，探查与反思小镇青年群体与短视频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
小镇青年存在于物理、网络与心理空间中，其身心往来于不同的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漂泊”是一种心理常态，“脱域”（disembeding）成为存在方式。除了心理层面的认知外，小镇青年“漂泊”其中的两种空间，也由我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所致。小镇青年虽身在城市，却无法享受城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等基本权利，容易成为城市的“过客”或“都市异乡人”。
短视频中的网络流行语影响着小镇青年的日常交际，网络交往与熟人社交杂糅在一起，一种基于共同兴趣的亚文化群体借助媒介正在形成，小镇青年在媒介的逻辑下生存，同时既有的群体依然发挥着原有的锚定作用，为其生活提供基本参照系。
在此基础上，“虚拟社区”的出现为小镇青年提供了新的人类共处模式，有利于小镇青年完成其“嵌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与心理空间所引起的不适在这种共处模式中得到缓解。这种共处模式是一种“弱社会联系”，意味着更少的责任，但其通常为社会个体提供了更丰富和及时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
这种多空间、多属性的存在既有某种撕裂感，又有着矛盾的统一，映射着现代人的生存境遇。
※ 秦朝森：《脱域与嵌入：三重空间中的小镇青年与短视频互动论》，《现代传播》2019年第8期，第105—110页。
国外
A “fitness” Theme May Mitigate Regional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Evidence from Google Search and Tweets
本研究以生态学视角看待超重与肥胖问题，采用数据挖掘方法（data mining approach）考察健康信息、社会环境与超重及肥胖的区域性流行之间的关联。特别强调的是，考虑到基于位置的地理定位（location-based geo-targeting）正日益普及，或可为区域间健康信息与社会环境差异的影响源（influential source），本研究聚焦于在线搜索和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
在第一个研究中，我们根据谷歌搜索在12年（2004—2016）里的数据，计算出了该地区网民谷歌搜索行为和区域性超重与肥胖率之间的关系。
在高超重与肥胖率的地区，人们多搜索并获取关于减肥和节食的信息；而在低超重与肥胖率的地区，人们多搜索并获取关于健身服务与设施的信息。
在第二个研究中，我们分析并比较了所收集到的数千条推特（2015.8—2016.8），包括来自休斯敦（高超重与肥胖率）的4010条推特，以及来自圣地亚哥（低超重与肥胖率）的3281条推特。
通过词频分析（word frequency analysis）和主题建模（topic modeling），我们分析了推特的文本内容，研究发现：
在圣地亚哥的社会环境中，健身以及锻炼、节食相结合受到重视。反之，休斯敦的社会环境更强调节食。
研究结果表明，在高超重与肥胖率的地区，健康护理人员应转变思考模式，对“健康生活”（锻炼、节食相结合）予以更多关注和重视。
Online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Medi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vidence from Taiwan
我们对社会化媒体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信息导向使用（information-oriented use）效果缺乏共识。有人主张它们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认为社会化媒体可通过唤醒用户代理（user's agency）来促进政治参与；但其他人则强调低质量内容的选择与失能效应（selection and disenabling effects）。然而，这两种观点几乎都只关注政治参与的客观情况，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用户的参与动机。
因此，本文提出将在线政治效能感（online political efficacy）作为连接社会化媒体使用和政治参与的机制。本文认为：
1. 社会化媒体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信息导向使用（information-oriented use）效果可通过用户的在线政治效能感得以积极地中介。
2. 这一中介效果仅在在线政治参与（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情况下才有显著表现。
该研究的数据资料来自2015年台湾传播调查（Taiwan Communication Survey），研究者们在Imai等提出的因果中介分析（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框架中检验上述观点。
Applying a Multifactoria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to Better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daughter and Mother-daughter Sexual Health Discussions
尽管关于青少年女性的亲子间性话题交流（parent-child sexual communication）的研究已全面开花，但聚焦于父女双方的相关研究则稀缺得多。此外，已有人呼吁开展将亲子间性话题交流坐落在多因素概念框架（multi-factorial conceptual framework）中的研究，对传播源、内容、频率、质量、时机等不同传播要素予以区分。
基于这一框架和由193名女孩（平均年龄15.62岁）组成的丰富样本，本研究考察了父女间性话题交流的多个方面，并将其与母女间性话题交流的情况相比较，发现二者存在若干显著差距，包括：
1.女孩们表示，相较于母亲，她们与父亲之间关于性话题的交流内容更少，频率更低。
2. 相对而言，女孩们对于和父亲讨论性话题感到不太舒服，并发现父女间的讨论不如母女间那么有帮助。
3. 和母亲相比，在初次性行为（sexual debut）之前，她们也不太可能和父亲讨论性话题。
4. 不过，研究并未发现父女间和母女间性话题交流风格（如会话式或讲座式）方面的显著差异。
该研究强调了理解亲子间交流的多层面过程的重要性，并提出针对父女间交流予以干预的必要性。
※ J. L. Stewart, Laura Widman & Kristyn Kamke, ' Applying a Multifactoria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to Better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daughter and Mother-daughter Sexual Health Discussion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No. 8, 2019, pp. 1-10.
△封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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