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W Campbell MD 是圣路易斯精神分析学院的一名训练督导分析师。 他是纳什维尔（位于美国田纳西州，他所居住的地方）的范德比尔特医学院（Vanderbilt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精神科助理临床教授，也是CAPA董事会成员和督导负责人。Dr. Campbell 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了本科和医学学位，在耶鲁大学完成了精神科住院医师受训，在圣路易斯精神分析学院完成了精神分析受训。全职私人执业35年。他与律师Barbara Moss女士结婚生子，至今已有至少五位孙辈。他享受旅游、烤面包和用假蝇钓鱼。
简评：
这篇文章是我对一位年轻律师（他后来杀了他的妻子）做了30节貌似成功的心理治疗的经历。他后来的行为表现很像反社会者。我有兴趣试着了解同一个人带给我的不同印象。你可能会说，至少在我的文化里，自恋的律师那是不用说了。我娶了一位律师，我可以向你保证，不总是这样（指但凡律师都很自恋）。我妻子喜欢收集律师的笑话。这儿有两个或许可以表达对律师的普遍感受。“一百个律师在海底你怎么讲？”“一个好的开始！” 另一个：一个小型大学面试校长候选人。他们邀请一位数学家、一位神学家和一位律师来面试。面试中他们被问了同一个问题：“2 2等于几？”数学家用集合论、布林几何和微分方程来演绎了数学的美妙，但结论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当神学家被问到时，他以这样美妙的解释来回应：所有主要宗教的相似性指向了普遍的真理，就象宇宙隐含着2 2=4一样。最后律师被请进来回答同样的问题“2 2等于几？”这名律师锁上门，拉下百叶窗。然后他认真地看着委员会问：“你们要它等于几？”
让我来和你们分享我的故事，对我来说，这件事带给我更多的是疑问，而不是答案。
咨询室中的谋杀犯
作者：THOMAS CAMPBELL
翻译：王瑞娟；校对：贾晋超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一名年轻英俊的男性，二十几岁，一头卷发。“我妻子说我需要帮助以便能谈论感受。”这是他的主诉。作为一位成功的律师，他毕业于一所有名的法学院。他和J结婚，J是一位名律师的女儿，非常有魅力，是当地的艺术家。他目前在岳父的律师事务所就职。J和P在密歇根大学读本科时相识，并于结婚前同居。她父母很喜欢他，并为他付了法学院的学费。特别是J的妈妈，在某种程度上像P的另一个妈妈，频繁地在他们越来越不稳定的婚姻中充当调解员。J的父母活跃于我所在城市的交往紧密的犹太社区。我作为一名刚毕业的精神分析师，虽然不是犹太人，也与该社区关系很近，虽然不完全是该社区的一份子。
P告诉我他的成长史，他是长子，有一弟一妹。他谈论较多的是父亲，一位从美国军队退休的上校，曾服役于驻扎以色列的特种部队。“上校”目前退休了，住在墨西哥。（事实上父亲只是一个陆军中校，在退休前在部队的多数时间从事药剂师的工作。）离开部队后他做生意失败了。
他令人惊讶地几乎对母亲闭口不谈。当不得不谈时，他提到母亲在他8岁时死于药物过量。他似乎惊讶于我觉得这很重要。在接下来三十次左右，一周一次的咨询中这成为一个主要关注点。看起来当父亲突然带孩子们搬去了另一住处后，这个家庭对妈妈的去世避而不谈。他记得当时有很多争吵，然后她过量服药，而这药是她丈夫提供的。关于他妈妈的任何悲伤、哀悼的感受或记忆，在一开始就被压抑或否认了。但他逐渐对妈妈的死感到好奇，他联系了以色列的一些亲戚。他们表达了对她死因的一些疑问，怀疑那不是真的自杀。
无论怎样，他惊讶于关于母亲那不能言说的禁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和他的家庭。他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去探索这怎样造成他与他妻子在情感上难以亲密的困难。他在理解妻子情感需求上有困难，理解女人有困难。他有一次幽默地说“哦，我明白了，对女人来说谈论关系，就像我们谈论足球一样。”我们结束时他给他刚出生的女儿以他妈妈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作为短期治疗看起来结果还过得去。他看起来是个聪明自恋，又挺有魅力的年轻男性。我看他并不是特别有心理学头脑（具有反思能力），而是那类你在鸡尾酒会上会享受和他随意聊聊的人。
两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他说妻子坚持让他为婚姻做点什么。电话中他语气有些阴沉地希望我帮他让妻子不要烦他了。他说开始的几小节后妻子都不断地盘问他。既然婚姻问题成为主诉，我建议她一起来。J是位有天分的艺术家，漂亮、身材娇小、深色头发，以穿两号（特小号）牛仔为傲。因为一位女性律师助理不明原因的投诉，P离开了当地一家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加入了岳父的事务所。据J说，P的问题是情感疏离、有距离感、对婚姻不作为。
P说J颐指气使、侵入、难讨好。他们在J父母 的财务支持下在建新房子。J高度发展的美感和对建筑的期待也为他们的关系带来持续的压力。
J和P的父亲产生了大的裂痕。她觉得他粗鲁、迟钝。她确信是他杀死了P的母亲，掩盖事实说是自杀。P的父亲对她很轻蔑，一次这样说她：“婊子，你连饭都不会做！”
另一方面，P说，在面对J的家庭和发小们时，总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她尖刻地表述P在新公司里抽着雪茄，像孔雀一样昂首阔步，试着像个大人物那样。J对她的婚姻很有要求，像对她的艺术，决心要让婚姻完美。在一次痛苦的争吵后，P带儿子离开了家，并和他开车兜了几个小时。这让J非常苦恼。他们之间有太多的愤怒和痛苦，我建议他们先短期分居以便双方冷静冷静。这刚好在我早就规划好的10天休假前。我总是被这个决定带给我的内疚感到困扰，马后炮似的质疑它。很难预期那些预料之外的事。
我刚回来，P和他岳母带给我一封有J的古怪签名的信。信里说她自己也要休假一周，而P该照顾孩子们。这封信里还有其他的指导，比如付我费用（P从未做过）。除了签名其他都是打印的。P和他岳母都焦躁和烦恼，想知道当她回来时怎么和孩子们交代。她父母因为一直没有J的音信而越来越沮丧，纠结于要什么时候报警的问题。
我又见了P几个小节。他看上去很焦虑，抱怨睡不好觉，在咨询室里紧张不安。P表现的很担心，J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她独自在外无家可归，在她身上会发生什么呢？几周后警察介入了，最初这被当做一起人口失踪案处理。
P说他感到岳父母越来越冷淡，并开始表达对于自己被作为疑犯的担心。我问他如果警察联系我的话，他希望我怎样处理？并且告诉他我不觉得在当下我知道任何能伤害他的信息。他什么都没说。我感到很幸运，他没向我坦白什么，让我得以避免伦理和法律上的困境。如果他向我坦诚了，我能、或应该做什么呢？
就在P下个小节咨询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声音生硬，我猜是P的父亲。他告诉我P的儿子摔断了手，P会重新打电话预约。就我知道的，没有摔断手这回事儿。他和他父亲第二天带孩子去了芝加哥，貌似因为他害怕成为疑犯。警察注意到电脑的硬盘没了，而且再也没找到。这是我倒数第二次我听到关于P的消息。
J的消失成为当地的轰动性事件，对她可能发生了什么有众多的猜测。这些年里有各种各样的野路消息，有人说在哪儿见到J了。警察追踪了无数的线索，包括一个精神科医生报告在当地湖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所有这些都未被证实是J。
针对外祖父母对孩子的探视权的法律争夺越来越激烈和复杂。P一度提议用无限探视权来换取他们50%的资产。
P突然搬去了他爸爸居住的墨西哥小镇。那里是很多美国流亡者钟爱的地方。他们发现在这里可以住得又便宜又好。P以律师自称，卷入到几起欺诈交易中，受害者主要是在美国有资产的老妇人，她们以为自己在和一个有声誉的美国律师打交道。几年后他娶了个墨西哥老婆，生了个孩子。他根本无视J的父母对于看望他们孙辈的不断努力。有一阵子祖父母获得了监护权，并把孩子们带走，却在国内的一次上诉中失去了监护权。孩子们在和祖父母住了一年后被迫返回墨西哥。最后在经过9年的法律纠纷后P戏剧化地被捕，遣返回国。
羁押期间，P由当地的两名警探从洛杉矶乘飞机护送回纳什维尔。他们说，在飞行途中他一开始很担忧，后来变得多话、爱打听。警探们发现他试图弄清楚他们可能有多少证据。他试图控制互动，甚至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申诉方案。他的行为让警探们觉得，他很善于摆布别人，而且很自大。
在纳什维尔当地监狱期间，P联系了一个不可靠的、已经被控告的罪犯，提议出钱让他杀了J的父母。不出所料，这位犯人向当局告发了他，以达成从轻处罚。告密者同意地方检察官携带监听装置，假装和P做交易，以获得减刑。钱会在J的父母被杀后由P的父亲支付。文字记录显示，他们设定了复杂的暗号。重要的是，要把两个人都杀了，而且孩子们不能在场。告密者给P在墨西哥的父亲打电话，以暗语告诉他杀了J的父母，现在在机场。P的父亲同意带钱去见他，这段对话被录音。P的父亲到达机场后，在短暂的挣扎后被墨西哥警察拘捕。没过多久，在大量的法律协商中一份共同的认罪辩护协议被摆上了桌面。
在这当口，我接到P的电话，P问我能否为他作证在J消失前他们之间有潜在的暴力可能。我说是这样，但是他需要宣布放弃保密权，许可我公开讨论治疗细节。他同意了。我最后一次见到P时，他坐在法庭被告席上，而我正因为需要在证人席上面对电视摄像头而焦虑。我的证词表面上是证明在J消失前他们双方都有暴力的可能。
经过冗长的、高度公开的审判，虽然J的尸体一直未被找到，P还是被定罪，判处终身监禁。一般来说，这样的起诉是很困难的。但是P的行为和选择不断削弱了通常对被告有利的情形。P的父亲作证说他曾帮助P将J的尸体从建筑工地移到毗邻州的州际公路附近田野里。但是大规模搜查并没有找到她的尸体。他父亲后来说，他这样做是想着P会同意15年期的审判，而不是30年，而他父亲会获刑15个月。在这期间他父亲被发现有转移性的癌症。他也承认帮助P藏J的尸体是为了在监禁期间获得免费医疗。他父亲以为P同意了认罪辩护协议，但其实P拒绝了。看起来P相信，即使不顾他律师的建议，他一样能够赢得陪审团的审判。这看上去是出于自大、无意识的内疚，或两者的混合。后来P的律师说P和他的行为在这起诉讼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警察推断，P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袭击了J。争吵可能与他在律所的性骚扰指控被披露有关。工人们第二天发现一个大的扳手没了，这可能是作案凶器。
假定这个情节很可能是真的，我很难把我第一次见到的年轻人和他后来的样子联系起来。我所在镇子的多数人认为，他和他父亲一样，是一个反社会者。或许那时，我才刚开始执业，经验不足，容易轻信。我们要接受病人们表面告诉我们的，但也要对看不到的更深的事实保持开放。共情必须用一定程度的怀疑来中和。
P在J死后，和她母亲一起来见我那次显然在耍我。他在性骚扰案上对我也非常的不坦诚。他也同样瞒着他妻子，性骚扰事件导致他离开了第一家法律事务所。实情是他秘密地给一位很有吸引力的律师助理发性意味十足的信件。在他往法律图书馆的一本书里放其中一封时被安保摄像头拍下来了。幻想一个心花怒放的女人在婚外情中带着情欲回应他，或许是对于他觉得妻子难以取悦、她的期待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解药。J威胁要和他离婚，意味着他有可能失去工作、孩子，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他费尽一生的时间尽力尽心树立的形象。这对他来说是太丢脸了。
P藏尸体和宣称他妻子离家出走的决定符合Ronningstam对自恋人格障碍模式的描述。他试图为自己赢得时间，把自己打造成受害者。如果他可以成功摆脱这件事的话，他也想成为当地的名流。或许，为了回避痛苦和恐惧而激起的病理性防御，至少部分地展示出他的无意识内疚。每个人都知道监狱里的另一个犯人会是等待时机的告密者，会利用其他人的任何信息为自己争取减刑，对吧？据说，录音里P说，如果他能除掉他的岳父母，他获得开释的机会会从40%增加到90%。他以为，他掌控一切，他是提线木偶的幕后操纵者。这可能会暂时消除他的恐惧，但代价是基于现实的好决策。
你可能会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社会，或恶性自恋。但是这样说太简单了，太多东西被遮挡在一个诊断标签之后。P真正的恶不仅仅是在狂怒之下杀他妻子那一瞬间的行动，而主要是他藏起她的尸体、假装她离家出走的决定。如果他叫了警察或救护车，并坦诚罪行，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被判得比较轻，现在或许已经出狱了。
我总是被他与父亲间明显的重复所吸引。他们都杀了自己的妻子。P的儿子6岁了，和P的妈妈过世时的P同岁。他像他爸爸一样，带着孩子们搬离，切断与妻子家庭的联系。P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妈妈离开他们了，祖父母很坏，想把他们带走。
这个聪明的律师雇佣监狱内的另一犯人杀自己的岳父母，在这一过程中无意识内疚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或者，我可以把他看成一个高功能的自恋者，他的自我保护机制缓慢或突然地失效，逐渐变得不切实际，在他试图摆脱羞辱的过程中判断力受损，并且通过控制、操控、甚至在需要的时候撒谎，以维持自己令人敬仰的形象。
我在他早期生活中没看到典型的反社会迹象。他对孩子们和家庭是有感情的。他总体上是爱他妻子的。在他童年期间也没有杀小动物、纵火、小偷小摸。我确实理解很多文献中倾向于将反社会和病理性自恋看作相互重叠的概念。我看他更像当被威胁失去所有：妻子、孩子、小心构建的职业和个人形象时，失代偿的自恋者。对我来说一个有趣的话题是：有人能区分是无意识内疚，还是自恋者在被情绪淹没时的判断力受损吗？或者对P来说二者兼备？
Ronningstam的一篇综述里提到，当前的成像研究表明，自恋人格障碍患者在经历恐惧，特别是害怕失去威望、控制和重视的关系时，做决定的能力会受损。在那一刻他们沉迷于追求自我利益，失去了将冲动的后果准确地纳入他们决策过程的能力。就像在二战中，战斗机飞行员在攻击另一架飞机时，由于所谓的目标锁定，增加了自己被击落的可能性。
P的父亲后来告诉他自己的律师，在他眼里，P没有混社会的小聪明，常冲动地把事情搞砸，他总是要在后面收拾烂摊子。P告诉我他觉得父亲粗鲁、笨拙、有暴力倾向。我记得，P说过，他是在一所高档的天主教私立学校上的高中。高一时，他不得不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与他父亲的债主们处理生意失败的事。他觉得吓坏了，犹豫不决，而且他当天穿的带着H/S字母的外套也不合时宜。“我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情绪，装作好像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突然间事情变得平静和清楚，我知道我可以了，我什么也不怕了。”
被捕后，P和他父亲变得对J的父母充满猜疑。他们责怪镇上的“犹太人黑手党”和他们对司法系统的影响与操纵。这是一个外化与偏执的想法：他们认为，孩子被杀，又失去了与孙子孙女联系的父母就会这么做。事实上，这对祖父母的实际影响力被过分夸大了。
我发现Ronningstam的文章对我理解P给我的最初印象和他后来的样子之间的差异有帮助。一个高功能的自恋人格障碍患者，在失代偿后，变成了恶性自恋者。另一方面，客观上，自恋人格障碍患者的腹内侧前额皮质欠活跃，并且他们无法顺利地将强烈的恐惧纳入决策过程。这些观察结果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大脑成像只是19世纪颅相学的一个更动态的形式吗？在反社会的表象之下，P和他的父亲都有由基因决定的大脑功能失调吗？父亲的例子和行为多大程度上塑造了P的性格和选择？失去了妈妈并且无法哀悼，对发展的影响多大程度上符合腹内侧前额皮质功能障碍的假设？像失去了妈妈和妻子这样的丧失无法被哀悼，会激起什么程度的自恋防御（Frosch）？我们要如何用对创伤、遗传、大脑功能障碍的理解来解释与选择有关的道德呢？
几年前我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地方电视台对P的访谈。那是一个焦虑的秃头男人，申诉无罪（然而失败了），还在公然试图操控这次机会以对自己有利。我想，一旦你选择撒谎，并在9年里以为自己从谋杀案中脱身了，你还真的知道哪样是事实吗？你是否都丧失了辨别内在真实和谎言的能力？
我听说他的孩子们，现在刚刚成年，在很多的心理治疗和爱他们的祖父母陪伴下，过得还不错。我也听说，他儿子拒绝和他说话。我们倾向于认为谋杀犯和我们是不同的，我们不需要在内心与那些可能的行为相抗争。恐怕这大体上是一种防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相信，在合适的情景下，我们几乎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在与他妻子和妈妈的死有关的活现里，P到底还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不知道。我的专业技能对此无能为力。
在P于墨西哥被捕前，另一个当时参加了J和P婚礼彩排的病人，在自己的咨询小节里邀请我一起看了一段当时录制的录像带。那时她正受困于J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谜团，这是她自己心理治疗中与自身议题有关的重要部分。我永远记得看到这两个美丽的年轻人沐浴在荣耀之光里，青春年少，前途无量的情景。即将到来的悲剧，看上去遥不可及。我想着，揣测着，但是不知道P的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在这个聪明年轻，我觉得大有前途的年轻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又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觉。
我办公室附近有一家高档饭店。吧台后是J的一幅大型绘画作品，还在那儿。一个充满活力和喜悦的年轻幸福的女人在跳舞。偶尔我会看到它，想起他们，再次陷入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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