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音若希，大象无形。这用来形容我党和我国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一点都不为过。
这位领导人在国共两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威望，他当过毛主席的伯乐，即便是蒋介石，在他的面前也只能算是个小字辈。
在红军创建前，他就已经是草创期的国民党军队的军级干部，在陕甘宁边区，张国焘只能是他的副手。
他是我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先行者，在开国大典上，他更是最先讲话的领导人。
毛主席对他的赞誉为“自辛亥革命，总是站在革命的第一线”，同时，还把他的生日称为“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那么，这位领导人到底是谁？
他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巨大贡献呢？
这位老革命家就是我党和我国的杰出领导人~林伯渠同志。
先来说说他为何在国民党和我党都拥有巨大的威望。
1886年，林伯渠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家里就是普通的农民，不算太穷，但他是凭自己的努力于1904年被湖南西路师范选送到日本公费留学。
很多人都知道，国民党真正的元老们都是从同盟会就开始跟着孙国父闹革命。1905年，19岁的林伯渠就参加了孙国父在东京举行的同盟会成立大会，而且他入会的介绍人是大名鼎鼎的宋教仁和黄兴，从此，他一直奋斗在中国革命各阶段的风口浪尖。
林伯渠虽然身材高大，但看起来还是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但到实际的事上，就完全不一样了。1906年，他奉命回国以后，先在长沙办学，转年就去东北联络反清势力。联络的谁呢？
当地的绿林好汉！
看过“智取威虎山”的人肯定对东北的“胡子”们印象深刻，林伯渠就是联合这帮人反清了3年，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才返回上海。
随后，袁世凯窃国，林伯渠继续拥护孙国父，和他堂哥林修梅一起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但北洋势力太大，革命失败，哥俩再次到日本流亡。
1914年，孙国父总结教训后，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老党员们全都要按手印宣誓效忠。彼时，革命党内部对未来的斗争方向已经出现严重的分歧。
此时，林伯渠再次挺身而出，第一个按了手印，表达了对领袖的忠心追随。孙国父大为感动，夸赞“林氏兄弟，一文一武，未来必将大有作为！”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林修梅没有过早去世，想必也能有一番更大的作为。
此次在日本期间，林伯渠还认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李大钊。
回国后，林伯渠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运动”、“护国运动”，1917年底，护法军攻克长沙，31岁的林伯渠开始担任湖南财政厅厅长。
林伯渠故居
这个厅长位置可是个“肥缺”，在旧中国，这可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大好机会，当时给林伯渠送礼的人把门框都快挤烂了。那林伯渠怎么办？
他直接站在大门口，大骂那些送礼的人，直到骂跑为止。而且，他在任上除了不收贿赂，而且还不娶姨太太，旧政府的特权他一概不要，成为当时官场的一大“奇观”。他那些前任走的时候，都给省政府留下一大笔亏空。唯独林伯渠离任的时候，不但把亏空都补足了，还有盈余。
1919年，南北议和后，未来国民党著名的“水晶球”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当时他还在称孙国父为“孙大炮”，所以林伯渠只能离开湖南。不过此时，他已经对孙国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怀疑，在他的心中，他已经为中国的未来选择了崭新的革命方向。
认识李大钊之后，林伯渠和他之间的书信往来就没断过，所以林伯渠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林伯渠思想的震动极大，结合自己十几年的革命实践，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国和世界的唯一真理，并把此作为自己一生矢志不渝的伟大信仰。
1920年，林伯渠被孙国父任命为总统府参议，并帮助孙国父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国民党。1921年1月，他受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邀请，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起小组。
由此，林伯渠在国共两党方面都是创始人之一，这种情况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极为罕见，也正是凭借此特殊身份，林伯渠在推动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深受孙国父的器重和信任，1922年，林伯渠得以分别促成李大钊和陈独秀，苏联代表越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的重要会晤，由此，第一次国共合作进入快车道，孙国父形容当时会谈时的心情是“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1923年底，林伯渠开始负责筹备国民党“一大”。当时，国民党临时中央决定出席的湖南代表应该是在广州的湖南籍党员。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在湖南被推选出的毛主席没法参加。这个问题还是经过林伯渠的据理力争才得以圆满解决，在大会上，毛主席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成功召开，国民党重新定义“三民主义”，并推出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38岁的林伯渠作为国共之间的“桥梁”，居功至伟，同时，他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委，农民部部长。
1925年，孙国父逝世，8月，廖仲恺先生遇刺，林伯渠当选国民党中央三常委之一，成为领导核心。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他再次当选中央执委、财务审查委员会主席兼农民部部长，同时，他力荐毛主席担任了广州农民讲习所的所长。
但是，作为“后起之秀”，蒋介石此时已经开始野心勃勃地兴风作浪。
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部长之职，进入军队系统。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只属一般，能掌握的只有8个军。林伯渠则担任了第6军的党代表，所以说，他在我军建军前，就已经是军级干部了，这种资历在我军可谓凤毛麟角。
在第一次北伐后，林伯渠在1927年2月返回武汉，出任国民党军委秘书长，此时，蒋介石的分裂野心已经昭然若揭。3月，林伯渠单枪匹马前往南京，策划逮捕蒋介石的政变。但在关键时刻，南京卫戍司令程潜“掉了链子”，计划功亏一篑。
不久之后，汪精卫也彻底反动，宁汉合流，大革命遭遇失败。但是很多人都劝林伯渠“你是国民党的元老，何必跟着共产党跑”，但他言辞拒绝一切反动派的威逼利诱，毅然退出国民党，并参加了“南昌起义”。
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
此时，林伯渠已经41岁，但他毅然与自己付出无数心血创建起来的，但又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一刀两断。为了理想和信念，他以一个“新人”的身份从头开始，无怨无悔地踏上了为解放全天下劳苦大众而奋斗的漫漫征程。
那么，在新的斗争中，他将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伯渠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前往苏联学习进修。1933年，中央苏区斗争最为艰苦的时期，他毅然选择回国，投身到残酷斗争的第一线。
抵达中央苏区后，林伯渠被任命为经济部和财政部部长，这位置属于文职，不负责打仗，是个闲差？
如果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苏区上百万群众，十几万红军那可是要吃饭的，可是要消耗物资的，光靠“喝西北风”是干不了革命的。
孙国父为什么革命一直没成功？不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也就没钱组建军队，所以得一直靠财阀和军阀，所以国民党最后才成了那个“熊样”。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进行了四次“围剿”，苏区的老百姓连盐都没得吃了。这就是林伯渠要面对的局面。
而且，经济工作必须符合客观规律，非专业人才是绝对搞不定的，如果违反客观规律，那只能越来越糟。
上任后，林伯渠采用了三大政策，全力扭转根据地的困难状况。
第一招：开源节流，砍到政府机关的各种不必要开支，节约资金大力支援前线作战。
第二招：平衡“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
这项的关键是不允许“白区”货币在苏区流通。因为如果不这样，苏区就等于把自己的金融命脉掌握在敌人手里，如果“白票”少了，那苏区各种商业流通都会陷于瘫痪。
同时，控制苏区“货币”的发行量，避免货币滥发造成人民财富贬值和购买力下降，这项措施的重要程度可以参考苏联解体后卢布贬值造成的俄罗斯经济大萧条。
第三招：扩大生产和物资来源。也就是积极发动群众提高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给。
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和严格执行，大大缓解了苏区的经济压力，改善了群众和部队的生活，并支持了反“围剿”战斗的庞大军费开支。
不过，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林伯渠以年届50的高龄随部队踏上了25000里的伟大征程。
在长征中，他的任务更重，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始终要保证数万将士的粮草供给，而且还要保证好与沿途农民群众的关系。比如，去征粮的时候，林伯渠就要求先调查清楚征收的对象到底是地主土豪，还是普通的农民。如果是土豪，那没收他们的粮食没说的，如果只是普通农民，那就必须要公平买卖。
正是因为林伯渠这位供给长一路组织起有效的后勤保障，中央红军才得以一直奋战到陕北。
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并建立陕甘宁边区后，林伯渠先是继续担任财政部部长，在1937年2月，他开始担负起边区的政府工作。
林伯渠和贺龙老总
随后，他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方面的巨大威望，开始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全面开展。
9月，林伯渠众望所归地正式出任边区主席，他的副手则是张国焘。不过，一直到1940年，林伯渠主要在八路军陕西办事处工作，其高尚的人品和卓越的工作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为统一战线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随着抗日形势的一片大好，林伯渠却迎来了更为艰难的挑战。
1940年开始，蒋介石开始卡陕甘宁边区的脖子，停掉所有承诺的拨款，使边区进入抗战爆发后最为艰难的时期，此时，林伯渠再次临危受命，回到边区，承担起政府的全面管理重任。
当时，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根据地政权的“三三制原则”，也就是在政府中，我党党员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人士占三分之一，并展开“普选”。
在实际落实中，很多同志在开始时并不理解，为什么呢？
过去我党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根据新的“三三制原则”，开明乡绅、地主也被列入了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可以参与根据地政权管理的。
林伯渠为此做了大量耐心的解释工作，使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构思得以落实到实处，从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力量，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政协制度才得以水到渠成地顺利建立。
在经济方面，林伯渠大力推动“大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自力更生解决边区150万军民的吃饭和物资需求。与此同时，他还根据边区的实际情况，推动了小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这一系列措施使边区顺利摆脱了国民党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军民生活得到了大幅改善，大大提升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而且，这套经济政策也成为建国后毛主席在经济建设方面构思的主要参考。
林伯渠作为边区的大管家，被毛主席亲切地称作“我们的父母官”，被同志们称为边区的“萧何”，在边区长大的孩子们都知道一句山歌“端起饭碗来，想起林伯渠”。由此可见，林伯渠对边区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1945年，林伯渠60大寿，毛主席亲自发表文章，夸赞他“自辛亥革命，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你的生日是全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林伯渠从未居功自傲，他多次在会议上严肃地提出“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
1948年12月，林伯渠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已经坚守12年的延安，前往西柏坡，很快，他就要亲眼见证自己为之奋斗了40余年的崭新中国拔地而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63岁的林伯渠为了筹建新政协，每天的工作时间居然高达20个小时，但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
10月1日，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被毛主席亲自指定为开国大典的主持人，由此，他也成为最先在开国大典上发言的领导人。
建国后，林伯渠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为新中国又兢兢业业地工作了10个年头。
1960年，林伯渠同志，这位人生跨越2个世纪，奋斗历经中国近代革命史3大阶段的革命元勋与世长辞，享年74岁。
但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理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将永耀史册，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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