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创建中，可以说，毛主席的一些决策是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或者一时得不到大家理解的。而从这些差异性决策，我们可以发现毛主席决策的一些独有原则和属性。
一期工作，不都在教训我们没有拿到工作的中心——组织脱离生产的小游击队吗？同志们千辛万苦所做的分田废债立苏维埃办赤卫队（不脱离生产的）等项工作，不都是等于白做了吗？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毛主席会明确这些工作的中心，以中心工作带动其他工作。
1）这个中心，往往是构成自身组织躯体的一部分。
2）“生”才是中心，“死”不是中心。
3）其结果就是一种孕育！
4）而突出的“中心”，也便意味着集中使用力量，而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平均使用力量的结果，也就表明没有中心、缺乏中心。
比如，
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在这个中心的指导下，和东北军处处表现和的诚意，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其结果就是和东北军成了友军，和国党达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中心”把准了，周围的工作都联系这个中心，其结果是红军的发展获得了空间。
比如，
然而历史给与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
于是推动了三三制，其结果是如同周恩来说的“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
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里，到底是以消灭敌人为中心呢？还是做群众工作为中心呢？做群众工作是积蓄力量。而事实上敌人难以啃动、因为自身力量不足。
1）消灭敌人是以“死”为中心，做群众工作是以“生”为中心。
2）群众工作是孕育的。
3）群众工作做了之后，会形成构成组织躯体的一部分。
所以把“消灭敌人”不是中心，而应该使之围绕着“群众工作”这个中心。
比如，
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这种武装自卫战是求生的、是孕育的，所以，成为了中心一环。而军队则是对发动武装自卫战保驾护航的，两者可谓是互相支持，但“生”的才是中心。
我们和国民党及其它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只有坚持独立自主了，才能“生”，如果不能坚持独立自主，往往是“死”，因为在面对强敌时，最强合作者往往会以削弱盟友为附带目标。
比如，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抗战胜利后，蒋检查全国军队编制，看到非黄埔系的杂牌部队还有一百多个师，对何应钦大发脾气：“打了八年，怎么还有这么多番号？”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授予正式番号的部队有182个师，其中蒋系中央军只有35个师的番号，依附于中央军的“半嫡系”部队大约有20余个师的番号，加一起不超过60个师，而其他三分之二都是地方实力派的军队或者杂牌军。
到抗战胜利时分，全国有正式番号的部队达到192个师左右，而其中蒋系中央军或者半嫡系部队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52个师，占比突破了79%。
这就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区别。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其结果只有“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的得逞。
敌在翼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立足困难。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
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那是一种对消灭敌人的“死”，而政治是“生”的，所以，要以政治上着手为中心，不能以军事进攻为主。
比如，1938年3月，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分别属意时任115师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和343旅旅长陈光接替林彪的职务，盖因八路军总部任命陈光担任代师长的命令早于中央军委的命令几个小时，毛泽东为了维护和尊重八路军总部的威信，撤回了自己的任命。
陈光是偏重于军事能力的，而罗帅则政治工作做的比较多。其结果，最后是，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甚至，毛泽东曾感叹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这就是在性质上以“生”为中心，还是以“死”为中心的差别。
比如，
你处中心关键是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二十七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全力能在现地区坚持几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
解决粮食问题为中心关键，显然粮食问题是“生”的。
比如，
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
粮食和燃料问题，一个是生让大城市的人有饭吃，性质是“生”的，而燃料问题，又是生产的前提，所以，其性质也是“生”的。
比如，
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是要解决土地问题。
解决土地问题，是使大多数人“生”的，以“生”为中心，就可以建立起地方工作、联系了群众。
比如，
你们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与多打胜仗两项。这两项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蒋军在解放战争早期是进攻的，可以说是胜利的，经常打了胜仗的，但以打胜仗为中心，其性质是以“死”为中心，其结果是胜仗不可持续，最终仍然要归于失败。
以当时世界舆论为证——“1947年初，特别是毛泽东在3月份放弃延安时，全世界都认为共产党正在藤蔓上凋谢。毛泽东的有些同事希望留下来为保卫延安而战。莫斯科认为撤走的决定是错误的，并觉得共产党即将失败。”
而我军在解放战争后期向全国的进攻推进中，和蒋军在解放战争早期的进攻推进中，双方那时的兵力是差不多的，但却没有遇到蒋军兵力不足的问题。可以说，正是解决土地问题与多胜仗两者皆成为中心任务、两者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是重大原因。解决土地问题的“生”抵消甚至压过了打仗消灭敌人的“死”。
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 (四千人打一千人，四万人打一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此观念在许多干部中是存在的)。
这就是集中使用力量的区别，和平均使用力量的区别。
反过来看集中使用力量和平均使用力量，也就可以看出这个方案的正确与否，比如，
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
即主席的决策是集中使用力量的，而林当时错误的方案、正是有平均使用力量的错误。
所以，中心的性质必须是“生”的，而这种“生”，也就必然构成自己组织的身躯的一部分、必然是一种孕育；而有中心，那么主要力量一定是围绕着中心的，也就必然是集中使用力量的，而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
那么中心有没有可能是两个，那是有可能的。正如前文提到的“多打胜仗”和“解决土地问题”都是重心，然而这两者的关系是相生相成、相互配合的，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似乎是两个中心。那么中心有没有可能是三个或者更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三个中心，则是一种三体运动的，其发展变化是混沌的、是不可预测的，对于人类执行来说，不可预测的东西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执行时不应该存在三个及以上的中心。
又如，在历史上，西汉的第一开国功臣是“萧何”，正是因为萧何是弄后勤、整理后方的，在性质上是“生”的，而韩信是消灭敌人，在性质上是“死”的，所以，韩信虽然功大，但仍然不能是第一开国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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