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在中国进行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有幸接到了毛主席要见他的通知。见到毛主席时，惠特拉姆说：“澳大利亚和日本一样，反对中国的核试验。”毛主席平静地说：“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
在毛主席晚年，由于身体原因，接见外宾的次数少之又少，不少来中国访问过的外国领导人因为没有见到毛主席，心里非常失落，有的甚至遗憾了一辈子。对此，前来新中国进行访问的惠特拉姆，也十分担心。
1973年10月31日，惠特拉姆来到中国。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惠特拉姆便看到了前来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两天后，周恩来总理和惠特拉姆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国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就在会谈进行的时候，中国的一位外交人员悄悄地走了进来，轻轻地绕到周恩来总理侧面，将一个纸条递到周恩来总理的手中。看完外交人员递过来的纸条后，周恩来总理将身子转向惠特拉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身材高大的惠特拉姆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战区来的时候，由于惠特拉姆的身体突然上移，不小心桌上的茶杯碰到了地上。于是，周恩来总理和中国的外交人员一起走向外面，进行私下沟通，并让外面的服务人员进去帮忙收拾一下。
在周恩来总理和我方的外交人员沟通的时候，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蒂芬·菲茨杰拉尔德在便笺上写了“可能是见毛泽东”几个字后，推到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面前。这时，周恩来总理从外面走了进来，对惠特拉姆说：“我们的毛主席要见你！”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惠特拉姆非常激动，回过头向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投去目光，希望确认这件事情没有听错，得到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点头。
对于这次访问中国能见到毛主席，惠特拉姆感到莫大的荣幸，在心里祈祷了许多次，感谢上帝给了他这个机会。的确，惠特拉姆是幸运的，因为此时的毛主席已经很少接见外宾了。
下午4点半，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惠特拉姆等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毛主席的书房。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时，惠特拉姆等人立即快步迎了上去，握住毛主席伸出来的手。
毛主席握着惠特拉姆的手，说：“欢迎你们来！我的腿不方便，听觉似乎也不太好。来，我们坐下说。”
在和毛主席会谈的过程中，惠特拉姆忍不住激动的心情，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话，阐述着他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出于国际礼貌，毛主席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的话。
惠特拉姆不知道的是，毛主席接见外宾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他知道，一定不会这样急于表现自己，而是会静静地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因为对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机会时非常难得的。
惠特拉姆自说自话了一会儿后，话逐渐少了一些。这时，毛主席将双手搭在沙发的扶手上，说：“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于是，毛主席便问了他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回答说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惠特拉姆说完后，毛主席说：“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啰？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吗？”惠特拉姆说：“是的。”毛主席又问：“达尔文到过澳大利亚吗？”惠特拉姆并不确定，但还是摇着头说没有。
后来，当听到惠特拉姆说他对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毛主席淡淡地说：“我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在惠特拉姆说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毛主席又说：“我们目前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
由于见到毛主席的激动，惠特拉姆问了许多问题。在提到核武器的时候，惠特拉姆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表示反对，并提到了许多国际上的事情，来极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并总结说：“澳大利亚和日本一样，反对中国的核试验。”
听了惠特拉姆的话，毛主席没有为中国的核试验进行辩护，而是简简单单地说出了开头提到的话，作为对惠特拉姆的回答。
随后，惠特拉姆说：“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上受到了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没有，并且巴黎还受到了美国的保护。”
毛主席说：“法国正受到邻国的巨大威胁，他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他也应该有这种力量。当然，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听了毛主席的话，惠特拉姆点头认可。
后来，在就其他的问题交换了一些看法后，毛主席看了一下手表，抬起手，指了指王海容，笑着说：“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随着毛主席的话落，这次会谈正式结束。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惠特拉姆等人离开了毛主席的书房。
回到澳大利亚后，惠特拉姆回想了和毛主席的面谈，越品越觉得回味无穷。想到毛主席提到的“达尔文到过澳大利亚吗”的问题，惠特拉姆特意就此事查阅了相关的资料。
最终，惠特拉姆找到了达尔文于1836年乘坐双桅帆船“比格尔”号环球旅行时，确实到过悉尼，并且深入到巴瑟斯特的记载，达尔文港就是“比格尔”号的船长在1839年到达这里时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