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纪实：秋收起义的部队是如何攻占上埠镇的？】

美国记者的这个跟踪报道，比较完整地再现了一支工农武装是如何攻下国民党治下的一座小镇的，也说明当时党中央想进攻大城市是多么不切实际。

1929年春，红军计划向萍乡治下的上埠进军，有消息传来，说是几十里外有个叫麻凹池的地方落入了红军之手，那里所有的地主都被杀了。

这个消息给上埠的地主带来了恐慌，他们马上开会，一面连夜派人赶赴吉安、南昌，再去南京与上海购买枪支军火及无线通讯器材。

另一面马上叫他们的手下人到附近村子里贴告示：
根据已故的敬爱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政策是以关心人民生活为其宗旨，因此，我等以仁慈为本，宽大为怀，决心把地租下降25%。

告示结尾处说得天花乱坠，最后还盖着一颗大红官印。

农民们听说了告示后，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地主们还把大坛大坛的酒与猪也送到许多村子里去，以备第二天宰了作庆贺之用。

到了第二天，上埠地主又叫手下人到各村贴新告示，说一股杀人放火的匪军快来了，愿意参加打土匪的人要进城去，其他人紧闭家门，不要外出，或者逃进山里去。

于是几千农民进城去了，大批农民逃进山里。只留下一些赤贫的农民想看看土匪到底是哪样的。

“匪军”终于来了，可能有四千人，举着大旗，可是这支军队开进了村子，不抢不杀，还到处走走看看，并开始召开群众大会，向闭塞的农民宣布：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来执行消灭地主、解放农民的特殊使命！

农民听了后，想了很久，觉得没有信心，于是说：
“我们是穷人的苦命，我们八字不好，我们现在要知足。地主已经降了四分之一的地盘，甚至更多，这对我们来说已经够好的了，我们不能不顾命。”

另一些农民则不谈命，他们说：“你们一走，白军就来了，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枪，不行！你们一走，我们就糟了。”

红军于是劝道：“地主在骗你们，他们只是害怕我们才降低地租的，因为我们要来了。”

农民还是争论：“让我们再等一等，看一看，你们走了，看他们还怕不怕你们。”

直到最后，红军也没能说服农民，攻打上埠也就没希望了，最后红军就走了。

很快，所有村子里又贴上了新告示：
由于时局艰难，新添重税和内债，年景不佳，国家又面临饥荒，水灾，因此，必须恢复老地租。

农民们这下目瞪口呆，他们抱怨，抗议，甚至哭得像个小孩。地主不是许过愿吗？他们不是讲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吗？

有些村子里的农民于是拒交，民团马上拿着从南京买回来的最新速发步枪，逮捕了许多农民，那些特别倔强的就被砍了头。头被挂在竹竿上，竖在村子里，表示杀一儆百。

反抗激烈的村子里，遭到白军的三光政策，被烧光，杀光，抢光，“法律与秩序”又恢复了。

两年后，1931年，秋收的季节又来了，又一整师的红军开到了上埠城下，红军有了正规的制服，军帽上有红星。

农民们不再逃入上埠城，而是成批地聚焦在红旗下，他们已无路可走，于是成群结队地来找红军了。

地主关闭了城门，禁止出入，城墙又高又厚，轰不垮，远近的农民几乎全部都参加了战斗。

但是大刀锄头与长矛对坚固的城墙毫无用处，于是一帮农民跑进了深山，砍下大树，他们把树干的一头烧空，在靠近烧空与实心之间，钻出一个小洞，一个点火眼。

他们把这些土炮里装进了炸药，再填进去玻璃碴子、铁钉与尖石块，点火放炮，炮声惊天动地，吓得民团心惊胆战。

城内的地主于是向外面发报呼救，但是赣南全部掌握在红军手中，支援的白军根本进不来。于是赣州派来了一架白军的飞机，结果被占领高地的红军把飞机打了下来，飞机里装的全是运给上埠地主的盐与子弹。

这下红军知道了，上埠缺弹缺盐，于是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城里的老百姓打开了城门，手执大刀与长矛的农民首先冲进了城内，冲向了大地主的家。有些地主自杀了，其他地主全部落入了农民的手中。

红军说除了地主头子，其他人都不要杀，农民不答应，红军于是说那开个公审大会，由大家来决定。

公审大会宣布后，定了日期，攻克上埠的消息像闪电般传入了山村与深山老林，四面八方的农民向上埠蜂拥而来。

在公审大会上，一个农民从人群中推开一条路，走到一个地主头子面前，说：
“我是龙桥村的杨玉青，你还记得我兄弟吗？你还记得把他的头挂在东门上示众的事吗？还记得你们民团在杀他之前扒掉他的上衣吗？听着！我也要扒掉你的上衣，让你光着身子去死，跟我兄弟一样！”

于是，杨玉青用他那骨瘦如柴的手，剥掉了这个地主的衣服。

在愤怒的群众包围下，红军根本进不去人群，三千多个地主及其亲属被农民用红缨枪全部杀死。

地主被处死后，这百万农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身对红军说：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现在听你们的吩咐，你们叫我们做做，我们就做什么。”

上埠苏维埃政府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后来的张辉瓒也是这样在公审大会上被愤怒的农民杀死的，红军与农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