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留意到两个大学问家谈地主问题。
一个是梁漱溟，他在不<这个世界会好吗>里面说，中国太大了，据我了解，地主和农民这个问题，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农民和地主是兩个阶级，有的地方完全不是，20世纪30年代，梁潄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他发现，邹平的农民几乎每个人都有少量土地，有的人替土地多的人耕种，但关系很平等，耕种之后按比例分成，交租的时候，地主要请替他种地的人吃饭，给他敬酒。
还有一个人是余英时。他在《我的治学经历》里说，他幼时在安徽潜山一个叫官庄的村子住了7年，知道了中国社会的很多事情，例如拿阶级斗争来介释乡间的宗法社会，往往解释不通。他说地主压迫农民的事情，在官庄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有的农民是长辈，虽然他给你种地，但你照样要给他磕头，要尊重他。
《雷锋日记》写道，有一次和战友们在一起议论，觉得南方的地主要和善些，北方的地主要凶悍些；马上，雷锋就意识到，不对，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的地主都是黑心肠。这几句话当时让我很是震撼，难道地主还真有較好的地主和更坏的地主之分吗？
从1979年开始，在中国延续了几十年的地主成分取消了，但地主这件事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曾经产生的影响和疑惑，并不是一纸文件就能马上消除的。
地主这件事，今天为什么还要提到它呢？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生动的生活现实，从来就不是用简单的概念就可以描述的。
（摘自《特别文摘》10月上 作者 孙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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