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杰
联拍在线鉴定专家
鉴定范围：高古瓷、明清瓷
人物名片
中国古陶瓷独立研究学者；中国文物学会理事；国内瓷器收藏团体《佳趣雅集》会员；中国全联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北京元青花俱乐部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理事；老北京琉璃厂《集雅斋》传人，创建《佰年集雅》品牌；江西景德镇集贤雅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国内多家鉴定平台任鉴定专家；祖辈曾在北京琉璃厂开设《集雅斋》经营古玩。解放后其家族支援国家文化建设，不惜倾囊捐款、捐物。曾多次受到国家文化部门表彰。 耿宝昌先生在多次审视路杰先生藏品及研究成果后，对其年轻有为敏而好学的态度给予赞扬，并亲笔题字“陶瓷世家”横幅作为褒奖。
发表文章： 路杰先生在明初景德镇早期红绿彩瓷、洪武官窑及祭祀制度、元代卵白釉模印八思巴文字等陶瓷研究领域中见地颇深，且收藏的实物资料也在全国首屈一指。国内在《紫禁城》、《收藏家》、《收藏快报》、《文物报》、《文物天地》、《东方收藏》等多种重量级文博刊物中均以大篇幅版面发表其文章。
论著： 2010年第8期《收藏家》发表—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的市场分析； 2012年第2期《收藏家》发表—浓红绿彩映元明-景德镇元末明初红绿彩瓷赏析；2012年第11期《收藏家》发表—浓红绿翠映元明-景德镇元末明初红绿彩高足杯赏析；2013年增刊《紫禁城学术增刊》发表—洪武官窑印划云龙纹颜色釉瓷中的祭祀元素；2014年第8期《东方收藏》发表—元青花名品的重识-记上博元青花瓷器的品相报告； 2015年第11期《收藏家》发表—洪武印划云龙纹颜色釉瓷研究；2015年9月《文物报》发表—孤品新证-洪武釉里红玉壶春瓶的市场分析；2016年第9期《收藏家》发表—龙缸及龙缸烧造工艺初探。
录制节目： 2009年路杰先生受到邀请，参加了中国首次官方举办的《元代记忆--元代青花瓷 文化展》及《元青花瓷与中华文化》主题研讨会。会上与多位国内外顶级文博学者进行了深刻的交流和探讨。会议期间，众多文博学者也对路杰先生收藏的元青花给与了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2009年路杰还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继马未都先生之后录制了《解密御用瓷器之谜》和《探寻天价古瓷之谜》两档节目； 2014年参加北京财经电视台《快乐收藏》节目； 2015年参加北京电视台《才高八斗》和中央财经2套《一槌定音》两档节目； 2016年负责国家十二五课题《中国民间收藏陶瓷大系》（北京天津卷）的编审工作； 2017年参加河北博物馆河北古代名窑标本展；参加汝窑河南宝丰清凉寺研讨会；参加鲁山段店窑的研讨会等。
鉴定专项： 明清官窑、民窑，北方高古白瓷，早期彩瓷、洪武御窑、白釉，尤其擅长元末明初陶瓷。
专家风采
与故宫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探讨明初御窑课题
与英国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齐
与木器鉴定大家张德祥
与故宫陶瓷研究员吕成龙交流
香港苏富比拍卖预展现场
五大名窑中，汝窑以其釉色温润、淡雅含蓄在历代帝王及文人的推崇下逐渐而成为诸窑之魁。
众所周知，汝窑是北宋末期在宋徽宗“弃定命汝”的审美转型之后才出现的内苑御器，而汝窑中很多器型都与定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譬如汝窑中三足奁式弦纹樽，虽然汝窑的传世品中仅有2件，但这一器型在定窑中却较为常见，年代也比汝窑要早，出土的标本更是不乏其数。
由于定窑这类奁式樽为依次套烧而成，所以尺寸从大到小皆有，大者称之谓樽，口径小者也常称其为炉。相比之下，弦纹炉算是定窑中比较有名的经典造型。
定、汝器型之间的传承源流还不止于此。全世界馆藏的4件汝窑大盏托，也在定窑造型中也早已有之。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一对北宋早期定窑五出花口“官”字款盏托，不仅证明了这类形制的瓷托早已属于皇家“贡御”的级别，更是印证了北宋宫廷器物中定瓷对于“后来者”汝瓷的深远影响。
宋代宫廷崇尚三代青铜尊鼎彝簋，而对于啜茗、宴饮的茶酒文化更是已经融入于市井百姓的生活，所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定窑和汝窑中出现的三足奁式樽和盏托似乎更是受同时期青铜慕古、以及漆器等识时务所需出现的陶瓷衍生品。
北宋 定窑花口盏托
而提起汝窑中最为经典的器型，想必莫过于台北故宫收藏的致臻重宝——汝窑椭圆形天青釉无纹水仙盆了。“无纹汝窑”不仅达到了帝王追求“天青”的梦想，更是将汝窑的声望推到了极致。明代伊始，即有洪武时期的鉴赏家曹昭，执笔写下《格古要论》一书，成为当时所见古物品鉴的见闻实录。其中既已明确将为世所珍的汝窑又进一步做了品质上的区分“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自此，“无纹”的汝窑“水仙盆”就成为了宋代陶瓷中的巅峰之作而备受青睐。
其实对于“水仙盆”的源流探索及关注从未停止。明代宣德一朝，景德镇御窑就以水仙盆“直壁四足椭圆形”特点为范本，仿制了大量的颜色釉瓷。颇为奇怪的是虽然从景德镇御窑遗址中发掘出不少的水仙盆标本，但传世品中却没有发现完整器。标本中已知有祭红、祭蓝釉、紫金釉、洒蓝釉和瓜皮绿釉，且均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青花官窑款识。可见当时宫廷既需要“水仙盆”这种传统老套的造型，又不再满足于其单一的色泽。让笔者不禁联想到汝窑“水仙盆”在北宋宫廷又是作何功用的思考，难道真是清代桌案清供上培植水仙的花盆么？清代雍正时期《十二美人图》“博古幽思”卷中，在背景的博古架左上角亦放有配好托座的汝窑水仙盆，足见其作为清代帝王慕古寄思的重要古物。
全世界目前已知有汝窑水仙盆传世品共计六件，分别藏于台北故宫、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和吉林省博物院。其中台北故宫所藏的四件中三件均带有乾隆御制诗，虽然当时乾隆皇帝误以为这些清宫旧藏的“猫食盆”是宋代官窑的制品，但是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的记载中，乾隆皇帝曾前后多次对其配座、配匣、并进行仿烧。可见明清两代帝王对于汝窑椭圆形四足水仙盆这一器型的持续关注尤为可甚。
2016申年岁尾，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了一场“神品中的神品——台北故宫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的特展。此次台北故宫将所珍藏的四件汝窑水仙盆傾囊展出，加上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所藏的一件，以及清代雍正时期的一件仿品，这场视觉饕餮盛宴被主办方堪称是一次“人类陶瓷史上之最”的顶级至宝展。而汝窑中这种特殊造型的“水仙盆”也绝少发现于宋代同时期的其他窑口，以致于截止2015年还有专业学者做出“宋代瓷窑中唯有汝窑烧造椭圆形四足水仙盆”的论断。
近年来随着各地城市的改造升级，出现了不少“拾遗补缺”的标本资料。据笔者所知，身为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研究学者小林仁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对宋代其他窑口中发现的汝窑椭圆形水仙盆资料保持着关注，并将多年来往返于中国各地发现的新资料进行了发布，其中杭州地区南宋修内司官窑新发现的“汝窑椭圆”形水仙盆标本，成为了学术界的新热点，从而证明了南宋官窑对于北宋御瓷的一脉相承。其实，“水仙盆”这一课题也是笔者所苦于探寻的研究方向之一，并时刻等待着学术上新的发现。皇天不负苦心人，近期笔者所见一件稀少的定窑椭圆形四足水仙盆标本，在目前已知的该课题研究领域尚属孤品，作以汇报，以嗜同好。
该标本呈椭圆形器身，斜直壁，平底微微隆起，外壁近底部留有一周窄边，底部四角处安有四个云头状底足（残存三个）、足端满釉且留有极其细小的类似支烧点的痕迹，因为口部遗失，尚不能轻易判断这件定窑水仙盆是正烧还是覆烧而成。定窑水仙盆施釉匀净，釉面光亮，釉色白中微微泛黄，聚釉处闪青。器身胎体较薄，胎质细密坚致。水仙盆背面底部施满釉，无支钉痕，（注：汝窑带有六颗支钉）目前标本残长21公分、最宽处15公分。经过推测，此件定窑水仙盆底径长约为19公分、底径宽约13公分左右，这个尺寸与台北故宫收藏的三件汝窑水仙盆的尺寸几乎一样。
由于标本出于定州城市遗址的灰坑之中，所以土蚀遗痕明显。与汝窑水仙盆及同类标本比对，此件定窑水仙盆与汝窑虽然形制、尺寸相同，但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定窑水仙盆在内底有一条刮削圈痕，呈现“月亮底”，由于胎体较薄，底面呈微隆起状。定窑水仙盆底足与汝窑的底足造型相同，都是在器底环状假圈足上，后镶一块扁片状瓷泥再刮削成云头状矮足，接胎明显还存有手工捏塑涂抹的痕迹。定窑水仙盆底部的环状假圈足也不及汝窑假圈足宽厚，边缘的处理也不甚规矩，呈由外缘向内缘的斜坡式过渡。
由于定窑是一次性烧成，故而烧成难度较大，更容易变形。与汝窑的精工细作相比，这件定窑水仙盆的风格更加粗犷和简约。定窑水仙盆标本的发现不仅为“水仙盆”家族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也为汝窑水仙盆的“器用”之谜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填补了定窑器型中的空白。通过对两个先后成为宫廷用瓷的窑口深度剖析，使得我们能够更加了解真实的宋代宫廷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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