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祐党人碑的信件来往
慕羲先生:
来信收悉,知贵恙已康复,很高兴.你真不必化如许精力给玉荣和我写这样一封复信.我一再说过纤毫也没有怀疑什么隐姓埋名之说,也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不敬的想法.至于也推论一些隐姓埋名的原由,只是为打开思路,扩大视野,为帮助贵支寻找连接点而矣.我把玉荣介绍给你,也是本着这个想法,认为凭着他熟悉永州各支秦氏,或能有所帮助.而以玉荣来说,尽管表示从此置身事外,不再管闲事.实际上也还是在关心着.我之所以转发此信,就因为玉荣在这封信里发现了洞庭谱中有庭字辈.然而我们又没有把这线索告诉你,原因是我排了世系,把这线索否定了.
在贵支老谱读到:"而以前世系不传者,盖宋既南渡,辽,金,元相侵于其世,凡学士大夫皆侧身修行,不愿以姓字流传致祸耳".就更加引起我关于而后的现实政治原因的判断.以亡宋国戚之贵,难道不会对元初的残酷统治小心提防么?
" 11世庭寿公"当是个时间概念.可以理解为毗陵11世,也可以理解为迁移过程某个点为起点的11世.
以洞庭支相关者推.孝义公是洞庭4世(毗陵8世).冥秀公是洞庭8世(毗陵12世).供参考.
洞庭书耿 9/29
书耿先生、玉荣先生:
你们好!
李清照词:“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日前降温,偶感风寒数日。今日天气回暖,精神尚可。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
1993年冬,堂弟船宝、代富、堂侄肇忠等,到我三姐(诸葛母)家,商议修家谱之事,并公推我主其事,他们负责收集人员名单。
1947年先君着手第四次修增家谱时,我已知少游公是我们的远祖,也略知“元祐党争”之事。94年接手修谱之后,我到深圳图书馆查找《宋史》中《秦观传》,想查清“元祐党争”的详情。但《秦观传》只有短短的315字,未提及“党人碑”之事,更未提及南宋建炎四年(1130)昭雪及追赠龙图阁直学士之事。
1988年4月26日,我去桂林月牙山龙隐岩参观“元祐党籍碑”时,在桂海碑林管理处工作的友人何恒光先生赠我一本《元祐党籍碑资料》(以后称为资料)。看了之后才知道“党人碑”不是秦观等人遭贬、流放时就有的,而是少游公故去二年之后的崇宁元年(1102),蔡京为相时,为把持朝政而制造的一个更凶残的冤案,不但对“党人”重新迫害,更扩大打击到他们的父兄子弟。不但在端礼门立“元祐党籍碑”,还镂版颁降天下(我已把本书的第四部分扫描,作为附件传送给先生)。但也到此为止,徽宗并未为“党人”昭雪(平凡)。为此,在我新修谱打印前,我重新改写了部分章节。
2002年新修谱定稿之后,打印了十本分发给各支族人保存。我只是在清明祭祖当天告诉族人:我们的远祖是宋贤少游秦观公,希望族人以少游公为楷模,多读书,为家族和国家作贡献。
因避《党籍碑》之嫌而隐姓埋名,不是我们家谱的原文,而是我看了资料后做的推论(请参看附件)。我的理由是:
一、当初崇宁元年(1102)在端礼门立碑并镂版颁降天下,就是通报全国:“碑上的人都是朝廷定的钦犯。”二十八年之后的建炎四年(1130)昭雪“党人”时,极有可能只发文给“党人”家属和地方政府,并未昭告天下,所以宋史《秦观传》中只提到:“徽宗立,复宣德郎。”把蔡京重新给党人加罪之事一笔抹去,这种写史笔法是史官掩盖了宋徽宗的昏庸和蔡京祸国殃民的罪行。而且,在当时,龙图阁直学士只不过是一个七品官,并非朝廷重臣,“朝廷”是不会昭告天下,广为宣传的。
二、 再说,当时家中人接到昭雪文书时,不一定在全家族中宣读,而即使宣读过“圣旨”,经过七、八代人之后,也不一定每一个后人都清楚事件的全过程,也许不知道有此事,所以迁到外省的后人也不一定对“昭雪”之事有印象。
三、我个人的感受:
何恒光先生带着我参观“元祐党籍碑”后,我决定把这块碑拍照下来。就在我打开三脚架、安装照相机时,一位年约六十的老者带着十多岁的男孩也来参观碑林。男孩听到我们的谈话,就问祖父:“爷爷,碑上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没想到那老者竟然回答说:“他们反对当时的政府,被判为罪人。”在20世纪末的现代文化已经很发达的时代,竟然还有这样种观点,那么在明、清年代,这种观点恐怕更加浓厚,所谓“人言可畏”、“口水会淹死人”就是这个道理。
“元祐党籍碑”虽然在崇宁五年(1106)被毁,但“党人”中官职为宰相的梁焘之曾孙梁律为了不让后世人忘记这一大冤案,与庆元四年(1130)又在桂林龙隐岩重刻了这块碑,宁宗嘉定四年(1211)沈千的曾孙沈暐又在广西的容县重刻了一块“元祐党籍碑”。“元祐党籍碑”在宋以后,只有广西桂林和容县两地有,全国其他城市都没有,而且,只有桂林龙隐岩里的这一块最完整。所以只有外迁到桂林的秦氏,才会对此碑感受到压力。
不知我的推理是否合符逻辑,请二位先生指教。
我们家在桂林市东乡苓头村,距龙隐岩党籍碑五、六里地。如果我国瑞公和之前的先祖不知道南宋建炎四年(1130)昭雪之事,则龙隐岩的“党人碑”极有可能是他们心中的阴影,会感到有压力,也许是这个原因,庭寿公的兄长庭敞公带了儿孙,离开苓头村,至今尚未找到。
我庭寿公的先人可能是书香门第,自定居苓头村后,就成为了读书的农民,所以,定堂名为“耕余堂”,“耕”以谋生,“读”以明礼。因为明礼,所以不敢数典忘祖,代代相传,我们的远祖是宋贤少游秦观公;因为明礼,更不敢攀龙附凤,把历史上的秦姓名人都列为自己的祖先。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2010年的4月16日,在无锡的祭祖后的宗亲会上,秦保余先生在介绍我们桂林秦氏时说:“他们六百年来代代相传是少游公的后人,加以不攀龙附凤,难能可贵。他们的家谱是真实的。时间太长了,往上找不一定有结果,重要的是,这本谱今后要继续修下去,尽量把失考者的后人找回来。”
我们的家族每代都有读书人,(只是到了晚清,帝国主义侵略,农民更加苦难,读书人渐少)应科举者少,举人有几个,仅我十二世祖伯度公是清嘉庆十四年进士,当年外放河南宝丰县任知县,后升任开封府知府,全家随迁到河南后失考。
我的曾祖父建墉公农忙耕作,农闲教书,后进城教书,这样我家才从农村进了城。
几年前,秦伯益先生曾在桂林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寻找秦观后人,我的堂侄看到启事后,也曾写信与之联络,但也许地址写错或其他原因,没有联系上。但他为什么要来广西寻找,一定有他的想法。
所以,我个人认为,凡事都要亲临其境,才会有自己的感受,就如同文革,经历过的人,记忆犹新;没经历过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
专此即颂
文祺!
秦慕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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